张岱的梦与忆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岱以洗练简约的小品文笔墨，为后人写下了《琅嫘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精彩著述，也对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现代文学名家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曾两度兴起晚明小品的出版与研究高潮，《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被奉为圭臬，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人们为张氏戴上了“性灵派小品大师”的花冠。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之《晚明小品散文》中赞道，“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

　　张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施蛰存选辑《晚明二十家小品》、钱杏邨编选《晚明小品文库》时，均不见张氏篇什。对此，前者自序中提及“易得，不再编录”云云。

　　不论是过于审慎，还是失之偏颇，都无法遮掩张岱的文学成就——涉及多方题材、兼有各派之长，既为公安、竟陵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又是晚明散文的一座代表性丰碑。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对张岱情有独钟，还专门写了一本《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和苍凉》。他叩问明亡的原因，有感于当时士绅阶层不愿接受清朝统治而选择自灭，甚至全家寻死；而张岱所生存的社会非常富足，又使之生活存在许多值得玩味的成分。他选择了张岱作为研究点，从其人生追求与理想出发，又一次采用与众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解析张氏渊博知识与文化涵养，叙说其洒脱慰藉与无奈苍凉，试图间接地证明，晚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瞬。

　　二

　　明朝中期伊始，阉宦专权，奸逆当道，特务横行，党争迭起，致使内忧外患、贤能被逐、忠直遭戮。

　　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公开标榜利欲为人之本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行，在思想界助长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很多置身于黑暗气氛中的文人士子，藐视恶俗又不甘绝望，欲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虫鱼花鸟、丝竹书画、饮食茶道、古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中，觅得朦胧雅逸又悠闲脱俗的胜境。

　　张岱字宗子，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受老祖父谆谆教诲、家藏书殷殷福泽，四十岁前一直在读书与游玩之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有过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的念想和行动，然几番雀跃，机遇不得。他只能边走边读，边玩边写，用清明隽永的文学语言写家族生活、人情冷暖，也写赏心悦目、世间翻覆。

　　张岱有殷实无忧的家庭条件，其曾祖为官正直却招致构陷，祖父替父伸冤后退居故里。家里没有逼迫张岱挤上八股文考试的独木桥，让其自由生长成材。

　　他不需要整天抱着“四书”“五经”及程朱章句苦读，但其家族教育、生活、玩乐乃至通婚联姻，却始终同书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岱家庭多雅士，自高祖起，便建亭明志、筑楼藏书，至后来清兵逼近、其仓皇外逃时，家中四十余年累积的三万卷藏书“一日尽失”。张岱失明的堂弟性喜读书，过耳不忘，钻研药理，对各种草药的性状了如指掌。而他那早产三月、不得父母疼爱的季弟，通过后天修学，也成为集学者、诗人与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雅士。另有多人养有戏班伶人，尽是繁华，大为热闹；抑或精于收藏，多有珍品，传诸后世。

　　张岱似乎是一个爱家重感情的旧文人，以文字为媒，我们可以看到张家五代十余人的性情喜好。他刻画家人，不惜笔墨，恣肆铺陈，寄寓感怀，不论男女老少，涉笔成趣，勾画了了，展现了一幅大体完好的家族世俗图。

　　他对祖父的才情仁怀、仲叔的精明雅好、季叔的狂放暴虐，以及节俭自持的曾祖母、不屈不挠的祖母、通达坚忍的岳母，纷纷给予描形画魂的描述。他对母亲满怀挚爱，有时礼赞慈母，而又隐含对父亲“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的批评。他对多次陪同游玩的名妓王月生也多有描述，甚至写诗赞赏，但另一方面，他对发妻只字未提，甚至对共同生育的孩子也悭吝文墨。此中缘故如何，是当时习俗使然，还是情归烟花地、另有二小妾的张氏寡情，抑或其他，我们不得而知。

　　长期生活在繁华靡丽的世家中，张岱的性情洒脱无羁，却也染上了豪奢享乐的习气。诚如其《自为墓志铭》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一副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做派跃然纸上。

　　然而，“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在他四十九岁时，曾经纸醉金迷的生活，被入关清兵的无情铁蹄彻底地践踏碎了。他只好带着幸存的家人，隐逸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修撰带有明史性质的《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在此期间，他不再有雅兴连续两次登临泰岳，也不再有机会感受轿夫疾速下山的惊心动魄了。

　　三

　　张岱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悉数通晓，靡不涉猎。虽然除了在流亡朝廷鲁王处得到过一点儿赏识外，他再也未曾有过一职半禄的赏赐，然其一生致力撰述，笔耕不辍，老而不衰，赢得了远胜功名利禄的盛名。

　　张岱有数十种著述，接连传世，影响后代，特别是历时二十余载纂修《石匮书》，补缀《后集》，从有明一代1368年开国写起，勾勒全貌，将不同时期的边疆方略、对外政策、战术战略、税赋军费、艺术宫殿等，均进行了翔实的描述。

　　顺治年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编修《明史纪事本末》，亦从张著中多取史料。张氏下笔审慎，用之精妙，不忘给自家人予以一定篇幅，写先人秉承儒学传统、族人交流作为，为皇皇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增添了不少情趣与人情味。当然，他选择“事必求真，语必务确”地写实，虽处在明清更替的边缘，仍坚持以史明志的操守和决心。即便没有看过此部大书，但透视史景迁评传中张岱少时浮华晚苍凉的风雨人生，我们也足以看到一个文学家绚丽之外的史家风采。

　　今天，我们看待张岱，不须勾画风流才子的情爱韵事，也不该挖掘没落公子的荣辱忧乐，而是通过审视明清之际文人的家国情思与精神梦乡，展示个体生命同家国风云的映照与联系。

　　文弱的张岱，也曾满怀忠诚爱国的赤情和毅力，受命捕捉奸贼马士英，奔赴多地宣传抗清决心。但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他只能选择还归龙山，自主画下一条人生界线，将忘不了、说不尽的前朝旧事，写成亦文亦史的文字，寄意后世在其追忆家族轶事、感叹时代悲喜的心路历程中，读到一颗梦忆相伴的孤独心灵。

　　（作者单位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4年11月08日 第04版

作者：向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