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做中医的殉道者——一位82岁老中医的“呈堂证供”

　　到底是哪些人，在无视国家方针政策，违背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基本方针，刻意阻挠扼制中医发展？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无德之人，何以言执法、行天下？
千年中医，为舟为楫，度人度已，然而到今天，到我这一代，现在连我自身，都已难渡这世间阴险悲苦之河。民间中医群体，更已身处21世纪最荒唐的闹剧和最黑暗的悲剧之中。

　　——薛应中

　　2024年10月31日上午，有一位从安康而来的患者朋友到我家做客，我询问其身体情况并习惯性地为他诊脉。我年事已高，不能像以前那样，哪怕是七十多岁时那样，一天出现在好几位患者家中，对他们的病情进行追踪随访，有时候就只能劳驾患者到我家里来。
这时几位自称是某某区生计综合监督所的，由数名社区人员陪同，事先不打招呼，直接上门，不容分说，“以后不允许在家中行医，国家不允许”，并要求星期一将我的相关证件拿去他单位，朋友当场被吓走，躲在楼下，官差走了以后，才敢上来。
第二天家人赶去后，他们要求验看种种证件，纠缠不休，威胁要上报，并缴纳罚款，具体数额等他们商议而定。我从五六十年代行医一直到现在，居家行医犯法，我还是头回听说。
我已是八十二岁高龄，世事已惯，尤其戴口罩那几年，不时会有一些颐指气使的小吏到我们诊所，口气强硬，说关就关，说停就停。但这是头一次有人不请自来，到我家里，逼迫警告，宣示官威，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震撼。杜甫《石壕吏》和白居易《卖炭翁》里，没有人性，麻木冷酷，唯上是从，欺上媚下的官差形象，突然在我眼前浮现。
家是中医诊疗最合适的场所，不论是在患者家里还是在医生家里，“居家诊治”是中医理论中核心的一部分。家乃人类生存、德性之本源。没有冰冷强势的医学技术和交易型、投机型的医患关系，家的气氛有助于患者康复，医者患者一对一，无外人打扰，患者的隐私也得到最好的保护。
何况古代的中医，从来都不是官医，哪来固定诊治地点一说，因地制宜，随顺方便，一切为病家着想，患者适意，医者便心安。建国初我伯父在乡里行医，就是在自己家中，哪怕他在村口土路边搭个窝棚，患者依然会满怀信任地投奔他而来。
在义正辞严的警告之下，我才意识到，我这六十年的行医生涯，一直都在“违法”。我突然想，我在我自己家里，给我自己看病，不知是否也属非法？我家里坚决拒斥任何的西医针头吊瓶，从来没有各种装着伪劣假冒西药的瓶瓶罐罐，他们想从这方面网罗罪名，只能是徒劳的，但中药材还是有一些，经常免费当赠品，为亲友调理身体。现在想来，这到最后恐怕也是罪状一条。
过度医疗和过度体检无人过问；天价医疗和无效医疗无人过问；贻害深远的药源性伤害无人过问；无德无能既贪又腐的医务高层无人敢管；损害亿万人健康的疫苗弊案无人敢再提；莆田系那些害人无数的医院，到现在仍高居要津，也照样能够风生水起，财源广进。偏偏只有民间中医，动辄得咎，喘气都有罪，现在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试问民间中医到底是犯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罪？
不是每个人都沾着体制内的好处，老百姓很多没有医保。某些尸位素餐的管理者不沾人间烟火，认为“有病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大医院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贫苦百姓得病，不敢向政府呼告，自己想想办法，自行就医，这是犯了天条吗？“何不食肉糜”的那个，虽不作为，起码也没有乱作为，起码也没有对百姓说，“你吃不起肉糜，也不许在家里啃红薯！”
送走这几位不速之客，出门发现，小区门外贴着揭发“非法居家行医”有奖的通告，举报人如何分成，如何奖励，堂而皇之写了好几条，显见得是苦心构思许久了。而且回想来人话语间隐约的暗示与威胁，一瞬间明白了，毫无疑问，这是针对我的。而且更大的迫害还在路上。

白痴

　　一直以为我还不算是最惨的。一些治病救人的民间中医，被整顿、查封、处罚、赔偿、判刑、直至倾家荡产……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也无法幸免，对我有计划、有步骤的围剿已然开始。
就冲我有彻底治好癌症的那么多例翔实医案，就冲我六十年里无数次为患者义诊免费看病，某些势力是不会放过我的。
不将所有口碑好、受人民群众欢迎、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中医赶尽杀绝，他们不会收兵的。中医不亡，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中医千古传承，常保民生，大善精诚，普救含灵。如今沦落到今天这个屈辱不堪的地步，却无人敢言，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
对中医如此打压，已经是对中国最优良文化传统的极度凌辱，是对全体国人、世道人心的无情践踏。
当然这些回旋标最后也将打到他们自己身上。这些执法人员也都有父母子女，他们的祖上，一辈辈也受中医护佑，一代代才存活到今天。
等轮到他们自己和亲人被大医院治得奄奄一息，被一纸病危通知书驱逐出去，他们才会明白，做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中医，已被他们无情扼杀，最后的希望之火，已被他们亲手掐灭，正所谓天理报应，毫厘不爽！
病人已经上门，或者在自已家里眼巴巴地向我呼救，如果不接诊，与中医的医德相悖，但一旦接诊，就将自己陷入“非法行医”的危险境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救死扶伤、大医精诚这些无上珍宝，全被彻底扭曲异化。
中医是个性化治疗，灵活就是最大的特点，也正因如此，才有简便效廉之美誉和优势。民间中医的中医药服务行为，只要有疗效或维持患者病情向稳定方面发展，没有人身伤害和医疗事故，就是对国家卫生事业有积极贡献，就不应随意干涉，更不应被人上门驱逐，并被认定为非法行医！
民间中医让百姓有救治，保健康，为国家和政府减轻负担，贵重的医疗资源留给有头有脸的老爷太太们享用，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奈何一定要赶尽杀绝？贫苦患者卑微偷生的资格，也要被剥夺了吗？实在是想不通，到底是哪些人，在无视国家方针政策，违背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基本方针，刻意阻挠扼制中医发展？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无德之人，何以言执法、行天下？
前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经很深情地说：“我们这些穿了皮鞋、坐了办公室的人，不要忘了民间。”国家领导人更一再强调，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领导人还亲自去仲景故里拜谒医圣，又在新冠初起阶段即让中医药上场，才免去一场民族灾难。
这些本应落实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个温暖闪光的细节。然而到了下面，“支持中医”不仅成为喊在嘴上的口号，从基层的监督管理工作看，民间中医简直是他们眼中不除不快的毒瘤！他们是处心积虑想要否定、摧毁和消灭我们祖宗的智慧与文明。
用故意拖延等方式导致执业证书过期，只此一计，中国硕果仅存人数少得可怜的老中医群体，就已变成他们手中可随意处置生杀予夺的蝼蚁。然而，却对国家实施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和健康中国行动，都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损失和经济损失。民间中医这原本最有能力、有活力的自主医疗事业，现在看基本已被摧毁贻尽。
千年中医，为舟为楫，度人度已，然而到今天，到我这一代，现在连我自身都已难渡这世间阴险悲苦之河。民间中医群体，更已身处21世纪最荒唐的闹剧和最黑暗的悲剧之中。但我早已看淡生死，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到我死的那一天，也要睁大双眼，我要一直看着，直到某些残害中医的千古罪人，坐上历史的审判席！
既然在家中的医疗活动违法，细思过往，我的违法行为历历在目，罄竹难书，而且横跨六十年时间。先择要供述几例，公诸天下。

供述一：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坚持九年义诊，大多数是在患者家里和我自己家里完成。仅1982年一年，就曾义诊五千余人次，365日一日无休。

　　供述二：
1998年应邀为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女士诊治，我用中药、针疗，一周使其迅速康复。刘爱琴很感动，将其著作《我的父亲刘少寄》一书题字赠我留念。整个诊疗行为，都是在爱琴女士的家里完成的。当时不知为何，并没有人闯进来，将我们这“非法行医”的医患双方一网打尽。

　　供述三：
八十年代中日友好期间，日本友人山本白鸟、泽田贞子等都曾到过我家，我也曾为他们进行诊治，进行中医交流活动。

　　供述四：
为杨虎城将军的后人杨延武诊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儒雅有礼，向我赠书致谢，又一再称颂中医。其格局风范，远非那些媚上欺下，冷血无情，靠吸痈吮痣上位后残害中医的霄小之徒可比。

　　供述五：
在延安，为总书记入党介绍人梁玉明的诊病活动，也是在家中完成。

　　供述六：
软骨癌患者何荣德，被大医院专家博导们几次劝诫，一周内必须截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患者不愿截肢，找到我后，三个月时间彻底治愈。诊疗场所，不是在他在西安的家，就是在我家。

　　供述七：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转眼我已为人父，而薛老先生却已年近古稀。我叩首感激上苍能让我结识薛老先生，感激之因有二。
清楚地记得，那是2011年夏季炎热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工作，闲暇之余，在路边吃了一碗凉皮，喝了一杯汽水，到下午便觉浑身不适，也没有注意。而后高热42度、腹泻已不能离厕，直至泻出清水一般，身若死尸沉重不堪，精神也随之萎靡，出现轻度神志恍惚。家人将我送至西安乃至全国前列的西京医院，化验吊瓶，一夜过去，腹泻未止，高热不退，昏迷加重，迷离间总觉母亲在床头悲伤哭泣。
“……我强打精神于凌晨5时对母亲言到，希望拔针出院去找薛老。我深知若不见薛老恐性命堪忧。在此期间母亲见一昼夜病情不退反而加重，遂询问医院医生，医生说该用的办法都用了，目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顾不得薛老劳累，天蒙亮，便扰了先生。先生闻后，连忙嘱咐‘速来’……”
我于深夜救治的急重症腹泻患者靳皓帧。当然也是在我家里完成的。

　　供述八：
疫情期间各大医院大门紧闭，连感冒药都不让卖。各类患者救告无门，我救治了四十多人，这些人后来无一人感染。这些行为都是在我家里发处方完成的。或者就在车上为患者诊脉。东北大学材料学院数百师生也得我救助，院长秦高梧称我“先生高风，令人感佩。”

　　供述九：
在莫斯科地铁站救助因饮酒风寒之故昏迷的路人，清醒后向我致谢。多年前在去新疆的火车上也曾救助乘客。

　　供述十：
救治被各大医院宣告无药可治的烟曲霉真菌患者。诊治场所：我家和患者家。几个月后去医院复查，老人已彻底痊愈。现仍健在。

　　供述十一：
2005年，陕北少年申攀因无名怪病在榆林地区、西安结核医院、交大医院治疗，又从军大转到北京协和医院等五家大医院治疗，先后花了27万，报了病危。回西安后，我免费给治疗，三五付药烧退，医院20多次抽髓化验造成的后遗症，我又免费治疗，三个月而痊愈，现在再无复发。诊疗地点：陕北窑洞，患者家中。

　　供述十二：
苏连叶：恶性神经纤维瘤病例
我叫苏连叶，在西安国棉三厂工作。2001年3月12日，在洗澡时于大腿左侧发现了有一个小疙瘩，摸上去有滑动感，突然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二天就到国棉厂医院去问诊。大夫认为是囊肿，住院14天后，在大夫的建议下进行了手术。手术时发现都是一些絮絮状的东西，没有办法切得很干净，大夫说这些东西很不好，让我要有心理准备。术后四五个小时做了活检，认定是神经纤维瘤，是恶性肿瘤。
当时心理很紧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大夫建议我进行化疗，这样我们全家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化疗后神经系统坏死，生不如死的惨状记忆犹新，这让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恐惧。
大夫一再做我们的工作，暗示我们如果不做化疗，将是我们将永远后悔的选择。但很快我们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化疗，而是想尽其他方法把病情彻底地控制住。
于是，我们又到西安四医大进行检查，打了一些抗肿瘤的针，但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退休后生活困难，而住院治疗的费用又很昂贵;如果时间一长，我们肯定承受不起。我们全家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道怎样面对以后的日子。
幸好不久，就遇到了薛应中大夫。薛大夫对我没做化疗表示赞许，告诉我们说人的自身不能衰竭，现在很多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多次抽血，用各种看似先进的仪器进行检查，更不用提多次手术和化疗，这些对人体正气的损伤和危害都是难以尽数的。
同时，他一再坚定地表示我的病肯定能治好，让我们一家慢慢都有了信心。后来我意识到，薛大夫带给我们的乐观精神是多么可贵;因为相当一部分癌症患者，都是被吓死的，这样的情况薛大夫见得太多了，所以他先在精神上放下了我们的负担，也让治疗在更好的心理环境下进行。
每过五天，薛大夫就会给我进行针灸治疗，然后给我服用他配制的中药，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心里早就没了负担，甚至不太想病的事;我们家正常的生活都逐渐恢复了原态。
我看着女儿成家立业，看着小外孙出生，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很知足。
不知不觉又过了很久;到2009年2月，薛大夫到我家里来回访，我几乎已经忘了我曾是一个病人这回事;我对薛大夫讲，我现在和正常人基本一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薛大夫脸上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供述十三：
王芹：肝硬化病例
我叫王芹，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通远镇人，今年60岁，退休教师。
我于2007年突觉得间断性上腹胀，并时常伴有发热、泛酸、呕吐等非常不适的症状。当时由于还在岗位工作繁忙，未予以重视，随后几天出现了柏油样大便，就诊于当地医院，主治大夫按照“上消化道出血”给予“对症治疗”，一周后病情并未好转，且高烧不退，体温最高达39℃—41℃，家人当即又将我转入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就诊，经诊断，我的病情为“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栓子形成”，医院当时给予保肝对症治疗，症状好转后，由于医院费用太高，无法再继续负担，所以就要求出院。
出院后不到2周，我又感觉腹胀、恶心、呕吐、高烧。无奈被再次送入唐都医院，当即就被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并且又做了各项检查，仅检查费用就高达5000余元，即便是这样，高烧的原因仍是未能确诊，后又抽骨髓，还是没有查出病因。
入院5天，高烧一直不退，且腹水大量增加，让我难受得彻夜不能入睡，裤子都提不上去。当时主治医生建议抽水治疗。和我同病房有位病友告诉我说：“你绝对不能抽水，我就是因为腹胀抽水，今天抽了舒服点，过两天肚子胀又得抽水，现在我住院还是因为腹胀来抽水的，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翻来覆去，治标不治本。大夫还警告说：‘腹腔积液一次无法抽干净，抽水时还可能引起心率失调、呼吸、心跳骤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全力救治，但不能确保救治完全成功，对产生的所有不良后果和费用由患者承担’”。
听完病友的话，我心灰意冷，饭更是无法下咽。心想医学如今这么发达，守着这么大这么好的三甲医院，对我的病都只有抽腹水这一种建议，各种检查都做遍，却依然无法确诊发烧的原因，不由得我胡思乱想，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觉得与其这样到最后病治不好还落个人财两空，不如收拾东西出院回家……
丈夫出去给我买午饭，碰到本乡镇的一位熟人，他问明原由后，介绍了一位中医——薛应中大夫，他说薛大夫家就住在唐都医院附近，平易近人，却是位妙手神医，让家人带我去把把脉，吃些中药或许会有好转。
当天我们就联系了薛大夫，经他把脉后，开了一剂中药，他说：“你先试试看，把医院的药先停了。”薛大夫亲自在自己家中为我煎好中药，用矿泉水瓶装好送到医院门口，再三嘱咐：“这瓶药服三次，晚上一次，零晨1点钟左右再服一次，第二天早上一次，若不管用，这剂药就不收你的钱了。”
我丈夫避过医生和护士，把药送到我手中，按医嘱服下了这剂中药，喝完后夜间小便就有三次，腹胀明显轻松许多，高烧从39℃将至37.5℃，见此情形，我和家人当即决定出院，坚持让薛大夫用中医进行治疗和调理。
出院后，经过薛大夫三个多月的中药治疗调理和他的中医针灸，真的治好了我的肝硬化、肝腹水和不明真相的高烧。我这个被那么著名的三甲医院下发病危通知书的人，是薛大夫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2020年9月王芹近影。薛应中大夫十二三年来多次随访，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

　　供述十四：
1998年初，陕西省公路局机械厂离休干部张兴文，自感肠胃不舒，就服用胃舒平，后来竟一大包一大包的吃，也无济于事，接着饭量大减，体重也减了20多斤，同时发现全身和小便发黄，浑身发痒。次年三月，他住进了西安附属医院，经检查化验，大夫说胰腺和肝胆有问题，后又到附属二院确诊，被诊断为胰腺癌，重度黄疸。他返回住进附属一院，大夫决定做胰腺切除手术，要对四五个人体重要部位下手，并且明言前景并不乐观。患者被医生描述的惨烈图景吓住了。他坚决拒绝手术，经朋友介绍，请薛大夫为之治疗。
薛大夫见到张兴文时，患者全身皮肤巩膜黄染，发庠，腹疼，浑身无力，精神已近垮掉。薛大夫为之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开了五副中药，要求按时吃药，并按要求针刺。服药后张兴文感觉良好，黄疸减退，腹胀减轻，疼痛缓解，饮食增加。薛大夫根据病情，药物加减变化，服用三个月后，症状基本消失。又坚持治疗两个月，去医院检查，身体基本正常。按医院的说法，患者能活几个月到半年就很不错了。后来一晃八年过去，期间单位几次组织老干部体检，张兴文一切都很正常。后来老人活到90岁而寿终。病情再未复发。

　　2007年，胰腺癌患者张兴文病愈后向薛大夫赠送锦旗

供述十五：
1986年1月4日，刚做父亲不久的付静国发现其仅三个月大的孩子付俊涛面部眼球及身体多处呈现紫斑和出血点，在陕西省妇幼保健院被诊断为新生儿出血症，父母因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同日又去西安市第二医院门诊治疗，化验结果是：血小板5万，红细胞295万，中性61，淋巴39%，血色素8.2克%，白细胞1.02万。住院治疗用西药、中药及输入其母亲血液两次，因为小儿反复感冒，于1月21日转入西安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用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及输血治疗，随后发生大便出血，紫斑越来越多，继而发烧，昏迷，不食。
一位女医生把家属叫到办公室说，孩子的病很难治好，算了!并安慰孩子的母亲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孩子的家人悲痛欲绝，如果将自己活生生的孩子抛弃，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医院要求抽脊髓检查，被家属拒绝，因而医院要求患者出院。万般无奈之下，经人介绍，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薛应中大夫治疗。
初诊时，小儿昏迷不醒，面部、全身斑点，出血点较多，身上汗多，不食，小便黄，指纹青紫，舌质红，苔薄黄。市儿童医院的化验单显示:血小板6.1万，血色素9.2克%，白细胞1.27万，红细胞366万，中性57%，淋巴39%。
经过薛应中大夫二十天的精心治疗，患儿症状已经完全消失，精神充沛活泼。当孩子得救时，傅静国热泪纵横，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1986年出生仅三个月患新生儿出血症的付俊涛(左)
长大后与薛大夫合影(摄于2008年)

　　2005年，薛大夫走访病人时,看到孩子身体一直健康,后来还考上了大学。2009年9月起参加工作，病情再无复发。
供述十六：
薛应中先生与四位患者的故事
　　（一）
2003年元月13日，薛大夫被患者弟弟邀请去西安市中心医院出诊，给六十岁的杨姓哥哥治病。
这是一位担任过重要工作岗位——省委秘书长的病人，遵照家属意见，这里姑隐其名。
这位被报病危的患者，他已经连续一周，发烧39.8度，咽喉阻塞，吐字不清，呼吸困难，下肢浮肿，视物不清，排尿靠插管，呼吸靠吸氧来维持生命。
家属告诉薛大夫，这位患者体检查出肝癌后期，已实施两次介入疗法，引起肝破裂出血，重度黄疸，医院定为三级肝昏迷，坦言已无法再治，并断言至多能活三天，让家属准备后事。
患者家属心有不甘，辗转找到薛应中求诊。薛大夫详细诊断病情后，认为病人有救，给病人开了药；当晚服第一剂，发烧降至38度，服第二剂，神志清醒，搀扶能坐起。一家人惊喜过望，三日之后，派人告之薛大夫，说患者体温已降至36度，黄疸已退，精神好转。
第四天，患者因在医院继续挂吊针、吸氧，体温又升至38度。
薛大夫赶到后，当天在原方基础上加了几味药，18日服中药后烧退，咳出三口顽痰，能吃一碗稀饭，取掉排尿管，能下床自己上厕所。
不久，患者在医院化验，有几项指标竟然恢复正常，只有血小板偏低。患者神志渐渐清醒，知道化验结果后，心情愉快，一夜未眠，第二天精神照常很好。
如此柳暗花明，应当有一个好的结局了；但病人家属却因病人病情好转，把生之希望又投给了他们心底更信任的“权威医院”。薛大夫尽了告之义务后，当天女媳将岳父送到省医院输血，病人姐姐又打电话让薛大夫去急救一次，因薛大夫在外地，未能及时赶回。后来的事，也就无力回天了。薛大夫从元月13日治疗到2月26日去世，共存活了43天。
大多数病人找中医，往往是在各大医院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情况稍有好转，还未稳定，竟然纷纷忙不迭地掉头而去，又去找那个省医院，直到加速将患者送上死亡之路。
薛应中大夫与患者及家属接触时间久了，对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早就已经了然于胸，见怪不怪，对病人和家属，他除了怜悯，并无愠怒之心。他只是对现在各大医院里的乱象忧心不已。病人胡乱投医，医生随意用药，滥用毒副作用较大的治疗方法，给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本来可以延长生命，却非要动不合理、不必要的手术，让病人元气大伤；本来为提高疗效而加大剂量，却对人体构成了致命性的伤害；手术后本来可以悉心调养，却为了消灭体内残存的癌细胞而进行化疗，结果边化疗边出现复发和转移；为了减轻痛苦，却因治疗的毒副作用又增加了新的痛苦；本想是要健康，却手术、放疗、化疗一起上，结果病人死亡得更快……血的教训比比皆是，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呢？

（二）
第二位患者，也是一位医生，是省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研究生学历，妇科专家。薛大夫向其亲属打电话征求意见，亲属表示可以把病人治病的过程公开，不公布名字就好。下文我们就称其为张医生。
张医生于2007年患上卵巢癌，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动了两次手术，不久大面积恶化转移，据亲友说，她进行了三十八次化疗，求生的愿望和毅力令人动容。作为全国顶尖的妇科专家，张医生本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也做过多次同类手术。
张医生的家人为了给她治病，前后花了二百万，家里东西都变卖了不少。
张医生在西安某附属医院治疗时，注射多种针剂，一次十几万，打了四次，没有一点作用，病情一直在恶化。
在见到薛大夫之前，张医生对中医无比抵触。她有自己的专业自信。在治了一年后，她仍坚决不看中医。随着病情渐重，到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肚子胀，肠梗阻，久治不愈。
给她治病的，很多都是专家、科室主任，有的就是她的大学同学。后来，化疗次数越来越多，却每况愈下。
病人没有信心了，专家们也坦承没有办法了。对亲属说，回去吧，可能还有两三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准备后事吧。几天后，其同学也对张医生实言相告：“你我都是学医的，没必要瞒你，你出院吧。”
出院后，张医生泪流满面。她的丈夫也肝肠寸断。天黑了，两个人好象坐在人世间最绝望的边缘。本院同事张迈学这时打电话来，建议去看看中医，最后试一下。病人哭着同意了。
薛大夫此时在咸阳，当张医生被抬到薛大夫的楼下时，病人已是腹胀如鼓，满肚子都是肿瘤，滴水难进，整个人都像摄了魂一般。
在薛大夫的精心调养下，张医生的病情开始稳定，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病人的心情也随之稳定，她能够坐在丈夫的车上，到附近转一转，大家心里都生出了隐约的希望。
但是就在这时候，身为西医专家的同学、同事，又多次劝她继续化疗，张医生又有所动摇。她没有听从薛大夫和丈夫的劝告，又回到医院进行化疗。
最后的结果，是病情又很快加重。肿瘤迅速转移。
最后时刻，她才痛苦地对丈夫说，自己认识薛大夫太晚，省悟的太晚了。但这迟来的悔恨，已无法挽回自己的生命。
不久，张医生去世了。那一年，她刚49岁。
薛大夫的心情也说不出地复杂。他反复和病人与家属说过，张医生的病，由他来长期调理，是有把握的。薛大夫治过不少类似的疑难重症，经验丰富，有的病即使是器质性的病变，也并非全然不可逆转。但事已至此，已无力回天。
张医生去世时的惨状，已是无法描述。张医生的丈夫慢慢也接受现实，后来常对人说：薛大夫功不可没。在薛大夫的救治下，妻子又在较好的状态下，存活了一年零两个月。
但是，薛大夫永远忘不了张医生最后那双泪长流、痛苦不已的样子。

　　（三）
第三位患者名叫姚毅，原是驻苏参赞，苏联分裂后回国，周总理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后来分配到汽车配厂任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批斗，肝区经常疼痛。74年5月病情加重，找薛大夫用中药治疗，每次服用中药后，病情好转，疼痛缓解，连续六年照常上班。邓小平上台后，原驻苏大使馆人员一律返回。姚书记回京后，首先让检查身体，北京部队医院查出是肝癌。在北京服用中药一个月后，大小便困难，腹胀如臌。急速坐飞机回西安。薛大夫用中药加针灸，另外用葱节加中药炒热，装上布袋热敷腹部，每治一次小便一次，腹胀减轻，疼痛已缓解，大便已畅通，每顿还能吃一碗饭。正在治疗时，从北京外交部来了两个人，问薛大夫能不能保证治好？薛大夫当时只能回答保证不了。他们就把姚书记送到唐都医院，经过多次检查，输液、化疗，服用西药，病情趆来越加重，有时疼痛难忍，连床单都撕成片，半个月后，人就去世了。
不少疾病遍试现有的高级、精密仪器，然而其检测结果，往往仍令人一头雾水，或虽能诊断而不能治疗。昂贵的检查费和药费，令患者越来越有“生不起病”甚至“死不起”之叹。这也给我们反复提醒，薛大夫更是呼吁人们冲破以往治大病的观念，不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中医中药，而是要在治疗早期，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介入。

（四）
大夫有一位老友，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病都会来找薛大夫，从来不进医院的门。他就是原西安政治学院的副院长周大可将军，是位有着赫赫军功和很高社会威望的老革命。
据朋友回忆，2016年，周老先生据说“吃了一点过期的保健品”，之后反胃呕吐，浑身酸困无力，他打电话让司机开车找到薛大夫，服完七付中药，反胃呕吐好转，浑身酸困减轻，又开了七付中药，头昏晕消失，饮食增加，浑身有力，说第二天也就是那年八月十五，要和薛大夫在一起聚聚。谁知第二天，周老先生的家人来到西安，把老人带到医院去检查、治疗，和薛大夫的聚会，自然就取消了。
半个月后，竟然传来消息，周大可将军已经病逝。
以上是我的部分罪状，从六十年代起，我一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家里给患者治病，治愈的患者无数，以上只是一小部分，如果不够，我将继续提供。我一生光明清正，现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司想要抓我，随时恭候。我一生奋斗，都为中医，最后因中医殉难殉道，死得其所，不亦快哉！

附：关于在民间中医家里抢救治愈孩子的全过程（何花）

　　回忆起往年给孩子治疾的全过程，真实经历是历历在目，孩子高烧抽搐被抢救的事件，重新浮现在脑海里。
2023年3月3日因孩子于凌晨四点多高烧抽搐，无知觉时间过长，体质虚弱，于是苦心求助薛大夫给予临时救治。
凌晨五点左右，我们驱车来到薛大夫家里，等待薛大夫给孩子进行救治。
薛大夫见到我们，连忙给孩子面诊把脉，随即又很快给孩子开了药方，然后嘱咐我们，孩子能缓解过来就无碍了，不要过度担心，回去后要照顾好孩子，只要孩子的大便通了，他的烧就能退下来，不要让孩子受凉，让体弱的孩子多休息。
之后，便对我们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去上班了。于是，薛大夫挎上包，换了鞋，便走出了家门。看着这坚强高大的背影，不仅让人肃然起敬，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心里默默祈祷：薛大夫好人一生平安！
孩子持续服用中药，于3月5日体温恢复正常，身体痊愈，在家休养至3月12日正常入校学习。
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我们选择正确的就医之路，且之前薛大夫用几付中药就能帮孩子度过危险难关，我们才会再次叨扰请求薛大夫救治孩子。如果西医院真能治好孩子，孩子早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我们也是因为寻到了医术高超，坚持用纯正中医药救死扶伤的薛大夫，我们的生命才有了一线生机。
后来才知道，薛大夫为了工作，常年都是起早贪黑，没有休息时间。我从治疾之时，就一直很感恩，也很惭愧，在大家本该休息的时间，叨扰薛大夫的安宁。也明白了薛大夫始终不顾自身安危，坚定的走在纯中医药救治患者的道路上，不管身居何处，以生命为重，以人为本，救死扶伤，不惧黑暗，向大医精诚的薛应中大夫致敬！

（文/薛应中 责编/韩雪 编审/许衙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