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被日军强掠的40万慰安妇，何时才能得到日本的道歉与赔偿

慰安妇制度可谓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全世界有40多万妇女在战争期间被日军以各种手段强掠至日军部队所在地，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而这些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妇女，大多数都被蹂躏致死，即使幸存下来，由于其特殊的经历，也鲜少有人再提及这段往事。直到几十年后，慰安妇这一问题才被再次提及，但由于日本方面的蓄意掩盖和扭曲事实，幸存的慰安妇群体所面临的道歉与赔偿问题仍然遥遥无期。

第一个为慰安妇勇敢发声的人，则是1991年8月一位韩国老人名叫金学顺老人。

金学顺

起因是一个日本人在美国洛杉矶电视台宣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大量慰安妇鼓舞着日本士兵。这一言论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那些幸存的慰安妇们，埋藏在她们心中多年的伤疤，则再一次被揭开，愤怒的情绪到达了顶点。5月18日，韩国妇女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必须彻底揭露战时日本法西斯强征慰安妇的滔天罪行。”

6月6日，面对韩国各界一致谴责，日本政府发言人却宣称：“慰安妇问题是民间个人团体为了盈利而组织的，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足以证明此事与政府和军队有关。”这一敷衍态度激起了韩国女性更大的抗议。

11月6日，以韩国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为首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正式成立，她们表示要发动民众与之长期斗争。1991年8月14日，67岁的金学顺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就是一名曾被日军强征过去的慰安妇。”

接着金学顺老人又与其他幸存的慰安妇奔赴东京，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方面道歉，并予以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东京法院就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作证的受害妇女。

金学顺在1939年16岁那年被日本兵强行掳走，被运往哈尔滨铁壁镇充当慰安妇，直到1946年她才回到祖国。这7年中，他每天至少要服侍十几个日本兵，最多的一天能达到四五十人。

她愤怒地控诉：“我们只不过被当作‘性动物’！在他们眼中，我们只是发泄兽欲的工具。”

金学顺

金学顺曾对着日本记者愤怒地说：“对日本诸君只有一个请求，并不再有第二个。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像个女人一样生活的。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仅仅因为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过了一生， 我不知该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我想对日本政府说的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战争已经结束了！”

由于她的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精神，金学顺该年被推选为韩国的“年度女性”。由于金学顺的控诉，此后慰安妇问题成为韩国最为瞩目的议题。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3名原朝鲜籍慰安妇及其后人等共32人组成控诉团，到日本向东京地方法庭控告日本政府，要求予以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

在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压力下，当时的总统卢泰愚下令对战时韩国女子被迫充当慰安妇一事展开全面调查，并表示坚决支持民间人士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韩国的一些民众团体还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其协助韩国慰安妇向日本索赔。

汉城的36个团体联合起来，在每周三的中午，轮流穿上印有慰安妇图案的服装，在日本使馆前抗议。

慰安妇问题首先由韩国妇女提出，她们根据韩国国内大量曾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老人的控诉证言，要求追究日军这一卑鄙无耻的罪行，追究日本国家的责任，要求日本政府向这些年老无靠的妇女谢罪，并给以个人必要的赔偿。

对于韩国受害妇女的要求，日本政府一直采取否认的态度。后来由于舆论压力太大，日本方面还狡辩称：“政府已经作了调查，但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1992年初，日本社会党议员伊东秀子通过各种渠道一共找到47份关于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时征集慰安妇的档案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伊东秀子指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征召的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慰安妇非常多，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此言论在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2年6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赴韩与卢泰愚会晤，才下飞机，就遇到了慰安妇这个棘手的问题。

愤怒的韩国人到处抗议，焚烧日本国旗和天皇的模拟人形。此外，一位原慰安妇幸存者指名道姓地要跟宫泽对话，她愤怒地说：“假如我是你的女儿，或是你的妻子，你有何感想?”

1992年3月2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就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指出：“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理所当然应该给予适当的处理。”

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然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与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该月7日，中国的4名在战时被迫充当慰安妇的老人，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道歉并赔偿30万至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这是中国人首次就慰安妇问题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

不久，山西省绛县的一位70岁的老人也站出来说，她曾是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之一，如果需要她出庭作证，她愿意到日本去。

湖北武汉的退休工人陈忠义也控诉说，1938年11月10日，他的表姐陈秀金于外出途中，被日军抓走。1941年的一天，父亲带他到湖南岳州，刚下火车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排日本式木屋， 门口有一群打扮妖艳的女子。 他突然看见秀金姐也站在那里。秀金姐也看见了他们，边哭边向他们跑来。这时日本兵用刺刀将所有的女人都赶进了木屋，火车也离站而去。此后，他和父亲多次到通县、崇阳县、平江县、岳州等地寻找，可是哪里也没有她的影子。后来，据一位被日军抓去做苦工的人说，他的姐姐后来患重病，被日军折磨死了。陈忠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各项损失合人民币1000万元。

当中国大陆慰安妇加入亚洲妇女对日要求赔偿行列的同时，台湾省的媒体也刊登广告，希望慰安妇受害者到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登记。接着，台北有3名慰安妇向世人控诉被掳为慰安妇的不幸遭遇，揭发日军的罪行。

1993年2月3日，菲律宾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解决日军强迫菲律宾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责任和赔偿问题。

3月13日马来西亚则发表了本地当事人关于日军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证言。

5月14日，在日朝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朝鲜方面首次介绍了现住朝鲜的一位74岁的原慰安妇的证言。

与此同时，欧美的慰安妇也开始行动，荷兰的曾被日军强迫为慰安妇的妇女也公开了自己的经历。

慰安妇问题日益演变为国际化的运动，迫于全世界舆论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8月3日首次公开承认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以欺骗以及强行征召等手段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这一事实。

实际上，在二战结束时，日军强制实行慰安妇的问题已多少引起了远东军事法庭的注意。中国证人曾作证说：“日本兵在上海、南京的暴行和强奸行为后来少了，其原因就是开办了日本兵去玩的地方，即慰安所，让女人们在那儿卖淫。”

然而当时远东军事法庭在关于慰安妇这个问题上，由于日军大量销毁慰安妇档案，加之审判时间仓促和调查的不充分，并未充分认识到慰安妇已在日军中形成一种制度之行， 没有进一步调查有数十万良家女子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被强迫于非人的环境中固定地充当日军的性工具的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因此也不可能对战时由日本操纵的这种丧尽天良的政府行为提出专门的审判和应有的判决。

应该指出的是，战时的日本军队之所以几乎成了兽类集团，归根到底，也是日本政府的野蛮政策和行为导向所造成的。近10年来，日本国内有良知的人士也在致力于对这段历史的清算。

1992年12月9日，由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组委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共同主办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将日军的慰安妇问题置于国际视听之前。

会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以亲身经历，揭露并控诉日本侵略军蹂躏各国妇女的种种罪行；第二部分是由当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受尽折磨和虐待的幸存者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参加会议的原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朝鲜、菲律宾、 荷兰等地。中国山西太原的万爱花老人(时年65岁)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上讲坛，控诉自身被日军掠为慰安妇的惨痛经历，她因过分悲痛而当场昏倒在听证会堂上。

万爱花老人

在各国舆论的谴责下，一些战争的亲历者也开始反省。 当年专门为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日本人吉田清二站出来公开承认，他曾到韩国农村为日军征集过1000名以上的慰安妇，这些妇女全部是少女或少妇，他清楚地记得当一些少妇被强行带走时，小孩子大多哭个不停，拉着母亲不放。

吉田清二指出：“强征慰安妇， 是20世纪最大的战争罪行，连纳粹都没有把犹太人拿来当发泄兽欲的工具。”

大宫市的浮田光一曾在侵华日军的宪兵队中服役，他承认曾杀过很多中国人，并曾多次光顾慰安所。他说：“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这些妇女是被迫卖淫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自愿充当慰安妇的。在战争时期我20多岁，独身一人。但当我自己也有了两个女儿的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他呼吁说：“日本应当为给这些妇女造成的伤害做出赔偿。”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投降的14年间，至少有40万不同国籍的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而这些慰安妇绝大多数因为日军的非人折磨而惨死，少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则因为这段黑暗、不堪的残忍经历大多孤独终老。因此慰安妇制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欠下的深重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