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四孟 | 第四章②：东庑南龛

编者按：本文选自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的著作《游学四孟》，通过虚构的首都大学程传茹、文昌昊教授带领孙女文广闻和外孙董天一在孟子故里邹城市的亲身游历，以话题问对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特质融入游学中。

在“亚圣殿”两侧分别有始建于宋宣和三年（ 1121 年）并在清代重修的悬山式建筑，称谓庑，合称为东、西两庑。

天一问道：“姥爷，在殿堂前面为什么修建庑？”

文教授说：“根据《说文》解释：‘庑，堂周屋也。’庑是古代堂下周围的廊屋、厢房。至于说为什么要建庑，就要看其可以做什么用了。在奴隶制时代庑是一种防御性的设置，但后来庑作为建筑物室内外空间的过渡与缓冲，或用作辅助的交通。而在孟庙，两庑是用作祭祀孟子弟子及有功于孟子的先贤的场所。”

文闻问道：“爷爷，两庑的建筑具有什么特点？”

文教授说：“两庑始建于宋宣和三年（ 1121 年）。今存两庑为清代建筑，建国后多次维修， 1987 年曾大修西庑落架。建筑特点表现在它们位于亚圣殿前东西两侧，为左右对称，两庑各 7 楹，高 7.8 米，纵深 8.35 米，横宽 25.28 米。屋顶形制均为悬山顶，上有灰色筒瓦，垂脊上只有 5 只走兽。斗拱用一斗二升交麻叶，檐椽为方椽。”

文闻问道：“奶奶，既然两庑是用作祭祀孟子弟子及有功于孟子的先贤的场所，而这些受祭祀的人一定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了？”

程教授说：“的确是这样。在两庑供奉着孟子弟子和历代对于孟子学说研究有贡献的学者。孟子弟子从祀，始于北宋政和五年（ 1115 年）。据元元贞元年（ 1295 年）司居敬《重修驺国公庙碑铭》记载：‘元贞元年，居敬既修建县学，为营两庑新阶，配公孙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视爵秩从祀焉。’两庑室内各建神龛三座，内安放木制神主牌位，并无塑像。”

先儒高子

天一问道：“姥姥，在东庑从祀哪几个人？”

程教授说：“东庑三龛共从祀 11 人。在南龛从祀的是先儒高子、先贤公都子、先儒盆成括。”

文闻问道：“爷爷，我们对这几个人都比较陌生，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天一也随声附和着。

文教授说：“好的，我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三个人。史料中关于孟子弟子的记载寥寥无几，因此，在学界就高子是否为孟子弟子还存在争议。有可能在《孟子》中涉及到两个叫高子的人，其中一个是孟子的学生，另一个则不是。在东庑从祀的高子应该是孟子的学生。宋政和五年（ 1115 年）从祀孟庙，位设东庑，于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封爵为泗水伯。”

文闻问道：“爷爷，高子是哪里的人？”

文教授说：“高子，姓高，或名高齐，传说是齐姜太公（吕尚）之后，食采邑于高，所以以高为氏。赵歧在《孟子》注中说：‘高子，齐人也。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明《邹志》记载：‘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 他是孟子在齐期间收为学生的，但是高子跟孟子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真正弄懂和接受孟子的思想，后来就不辞而别，又去学习别的了。”

天一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把高子作为先儒呢？”

程教授说：“孟子有上千个弟子，之所以让高子在东庑从祀，一定有其理由，只可惜这方面的史料几乎是空白。天一的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孟子》中寻找一部分答案。在《孟子》中至少三处提到了高子，对于我们了解高子是有一些帮助的。”

文闻问道：“奶奶，有个成语‘茅塞顿开’是不是与高子有关？”

程教授说：“是的。在《孟子 · 尽心下》中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孟子对高子说：‘山坡上的小路间，专一地去走它就变成了一条路；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去走它，就会被茅草堵塞住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给堵塞住了。’”

文教授说：“在这里孟子告诉高子，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茅塞就是比喻思路蔽塞，或者愚昧无知，通常用为自谦的话。我们现在常用的词语‘茅塞顿开’，就是比喻本来闭塞的思路，由于得到启发，忽然开通了。人的心就是这样，智力也是这样，经常去学习，就越学越灵，一段时间不学习，智力就会下降，心智就会被堵塞。”

程教授说：“孟子说高子啊，我看你心里就长满了茅草。孟子的话应该说的是很严重了，这是一种严厉的批评，但是为什么孟子这么严厉批评高子，我们不得而知。高子对老师的批评是什么反应，持什么态度？在《孟子》中都没有记载。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是孟子针对高子的一种教育方式。”

文教授说：“在《孟子 · 尽心下》中还有一段孟子与高子的对话。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程教授说：“这段对话从表面上理解就是高子说：‘大禹的喜爱音乐的程度好过文王。’孟子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高子说：‘因为禹传下来的钟钮都快断了。’孟子说：‘这个怎么能有说服力呢？城门下的车轮轨迹那么深，难道是两匹马拉车的力量所导致的吗？’”

文闻问道：“奶奶，这段对话还有更深的寓意吗？”

程教授说：“这段对话充分展示了孟子分析问题不仅仅看问题的表明现象，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其深层次的寓意。”

天一问道：“姥爷，这层寓意体现在哪里？”

文教授说：“高子发现禹王用的大钟钟鼻子都快被绳子勒断了，文王用的钟就勒的轻多了，根据编钟钟钮的状况高子就说大禹喜欢钟声（音乐）的程度超过周文王。孟子针对这个问题首先举了个眼前的例子：‘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意思是让高子明白，城门下的车轮轨迹，不是一两匹马的力量就能形成的。”

文闻问道：“爷爷，孟子接下来如何解释的？”

文教授说：“然后，孟子进一步解释编钟钟钮问题产生的原因。大禹使用的编钟比文王的要早一千年的时间，之所以大禹的编钟钟钮快要断了，不是因为敲的人多，那是年代久远所造成的。这段对话既能反映出孟子的高深智慧，也是孟子在给弟子传授观察问道和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

程教授说：“高子在与孟子的对话中受到教育，在与孟子一起在齐国游说中也受到了教育。”

天一问道：“姥姥，这在《孟子 · 公孙丑下》中有记载吗？”

程教授说：“是的，在《孟子 · 公孙丑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文闻说道：“奶奶，这个人是在讽刺孟子，对吧？”

程教授说：“是的。当年孟子游说齐国，没有被齐王接受，就离开齐国，先在一个叫昼（齐国西南部的近邑，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西北）的地方停了三天，希望齐王能回心转意，三天后才带着最后的失望离开齐国。对于这次滞留，有个叫尹士的人就对别人说：‘不能识别齐王是不可以成为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不明白世事；如果能识别其不可以，但是又来了，那就是想要求取国君的恩惠。行走了千里路来见齐王，得不到赏识所以又走了，在昼地住宿了三天才走，是何等的想长期滞留在齐国，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天一问道：“姥姥，孟子听到尹士的话有什么反应？”

程教授说：“《孟子 · 公孙丑下》说高子将尹士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文闻说道：“爷爷，孟子没有被尹士激怒，是吗？”

文教授说：“孟子听了尹士的话，并没有被激怒，而是长叹一声，说：‘那个尹士怎么能知道我呢？不远千里来见齐王，是我的愿望！不得赏识而离开，怎么能是我希望的呢？我是无可奈何呀。我住了三天才离开昼地，在我心里仍觉得快了，就是希望齐王能改变。齐王如果改变，那就会反过来找我。而我离开昼地，齐王没有来追赶我，我这才产生了回家的想法。我虽然这样做，怎么是舍去齐王呢？齐王如果使用我，我怎么会只是让齐国的人民能安居乐业？全天下的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了。就是希望齐王能改变，我才每天盼望着。我难道象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人吗？向国君进谏言而不被接受，就发怒，怨恨失意的神色露在脸上，离开时就迫不及待而不能住宿吗？’”

天一问道：“姥爷，尹士对孟子的这番话怎么反应？”

文教授说：“孟子的这番话首先深深打动了高子，然后当高子把这番话又转述给尹士后，尹士也被感动了，十分惭愧地对高子说：‘天哪，我都说了些什么呀！请你转告孟子，我尹士是个真真正正的小人，请他原谅我。’”

程教授说：“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志向和宽大胸怀，当然也是对高子的一次生动教育。”

先贤公都子

文闻说道：“高子作为孟子的弟子从祀在东庑，同时从祀的还有先贤公都子。爷爷，给我们讲一讲先贤公都子的情况吧！”

文教授说：“好的。有人认为公都是氏，也有人认为公都是复姓。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楚国有公族大夫公子田，受封于都邑，所以称为公都氏，后来他有一支子孙，以都为单姓，成为都氏的一支，延续至今。先贤公都子，战国时期，齐国人，也有人根据姓氏而认为他可能是楚国人，在《孟子章句》注中为‘孟子弟子也’，也就是说公都子是孟子弟子。宋朝时封爵为平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改称先贤公都子。”

天一问道：“姥姥，先贤与先儒有什么不同？”

程教授说：“先儒是指先世儒者，也就是已去世的儒者，或泛指古代儒者，封建社会又专指因阐发儒学而被许从祀孔庙的著名人物，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有 22 人在孔庙从祀，始于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 年），他们的排位顺序是一等‘四配’、二等‘十二哲’、三等‘先贤’、第四等‘先儒’，从祀孔庙的先贤与先儒，后经历代增添、改换，到 1919 年增至 77 人。先哲、先贤、先儒的名声、影响力、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但都是有道德的，有才能的人。在明嘉靖年间的孔庙祭礼中，称颜渊、曾参等十人以下的孔子其他门弟子为先贤，自左丘明以下，称先儒。先儒在大成殿两庑南部从祀，位于先贤之后。但在孟庙中先贤与先儒的排位与孔庙中不完全一致。”

文闻问道：“奶奶，公都子能够从祀孟子，一定与众不同吧？”

程教授说：“公都子能言善辩，勤于思考，在孟子身边求学时间比较长。在《孟子》一书中他的名字大约共出现 9 次，他求教孟子的问题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性善之问’‘大人小人之问’‘不理滕更之问’‘好辨之问’‘匡章之问’。”

天一问道：“姥爷，公都子的‘性善之问’是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在《孟子 · 告子上》中有公都子的‘性善之问’。”

文闻问道：“爷爷，公都子是怎么问性善的？”

文教授说：“公都子首先引用了告子对性善的看法：‘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然后，问道：‘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 · 告子上》）

程教授说：“公都子引用告子对性善的看法认为：‘人性本没有善也没有不善。’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人们就喜好善；幽王、厉王兴起，人们就喜好暴行。’还有人说：‘有的人本性善，有的人本性不善；所以当尧为君主时就有象这样的坏人；有瞽瞍这样坏的父亲时就有舜这样好的儿子；做了君主的会有纣王这样凶残的儿子，也会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好的儿子，且儿子中以纣王为兄长。’公都子的问题是他们关于‘人性本善’说法都不对吗？”

天一问道：“姥爷，孟子是怎么回答的？”

文教授说：“孟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 · 告子上》）

程教授说：“孟子的观点就是至于人本来的性情，则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至于有的人行为不善，不是人本质的过错。同情之心，人人都有；羞耻之心，人人都有；恭敬之心，人人都有；是非曲直之心，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就是表现为相互亲爱；羞耻之心，就是表现为行为方式；恭敬之心，就是表现为社会行为规范；是非曲直之心，就是表现为人的智慧。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都要用智慧，不是由外面渗入到我内心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只是未曾思考罢了。”

文教授说：“孟子进一步阐述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 xǐ）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 · 告子上》）

程教授说：“孟子认为：‘探求就可以获得，放弃就是失去。’有的人相差一倍、五倍乃至无数倍，他们就是没有发挥出善的本质的人。《诗经》上说：‘上天生育了众多的人们，有万物就会有准则。人们掌握常道和法度，崇尚那些准则。’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已经知晓万物必然有其准则；人们掌握常道和法度，所以才崇尚那些准则。’”

文闻问道：“奶奶，人性本善的问题为什么历经千百年还在辩论？”

程教授说：“到底人性本善还是恶，是个古老的话题，千百年来历代学者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各执一端，这种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学者们在争论时往往设置的前提不同，因而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以历史上的个别人的善或恶的行为而推论出所有人的本性；有的学者以某个特殊时点、特殊事件的善或恶的行为推论出这个人是善人还是恶人的结论，这种辩论难免以点概面，辩论双方会争论不休。善有大小，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如果把善看作为人的本性，这仅仅是人的先天性或潜在性的本能，要成为善人，就一定离不开后天的成长环境熏陶。如果把善看作是人的品德，这种品德需要有后天的培养、养育才能形成。不能认为人性本善，就意味着所有人就都应该是善人，这是对孟子‘人性本善’观点的曲解。”

文教授接着说：“公都子提出了人性问题来和孟子进行讨论，孟子正面阐述了自己关于人性本善的看法，主要内容，即关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以及它们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内在联系，纯粹从人性探讨的角度出发，回答学生关于人性是否天生善良的问题。从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角度看，这是值得肯定的观点，就是在当代也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对于公民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程教授说：“孟子的‘人性本善’观点，不同于‘圣王兴，则民好善’。因为，没有圣王以前，人也是好善的，人类有善的本性，彼此相互亲爱，人类才会组成社会，否则就会和其它动物一样，有兽性而没有人性。人类因为性善才创造了人类社会。所以，孟子的‘人性本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天一问道：“姥姥，如何理解孟子的‘求则得之，舍得失之’的论断？”

程教授说：“孟子提出了‘求则得之，舍得失之’的论断，按照孟子的看法，不仅人性本善，人性本来有‘四心’，就连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道德，也都是‘我固有之’，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去发现仁、义、礼、智，‘尽其才’，充分发挥自己的天生资质，仁、义、礼、智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这是告诫我们，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和科学的修养，接受良好教育，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的性善本能就会成为善举，就会成为人的高尚品质。孩子们，为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们可一定要加强自我修养啊！”

文闻与天一异口同声答应道：“我们一定努力做到，请您们放心！”

文闻接着又问道：“爷爷，公都子关于‘大人小人之问’是什么意思？”

文教授说：“在《孟子 · 告子上》中记载了公都子的大人小人之问。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程教授说：“公都子问孟子，同样是人，有些人被称为大人，有些人被称为小人，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的回答很干脆，认为考虑大事的，就称为大人；考虑小事的，就称为是小人。”

文教授说：“公都子继续问道：‘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程教授说：“公都子刨根问底，同样是人，或者是从事大事，或者是从事小事，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则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公都子的问题。认为人的耳朵眼睛等器官，不会思考因而会被蒙蔽，它们一接触外物，只是被引导而已。心这个器官则会思考，思考就会得到答案，不会思考的就得不到答案。这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本能，首先确立人生的大事，那么小的事情就不能占据人的心灵。这就是被称为大人的原因。”

天一问道：“姥姥，孟子的回答其核心是什么？”

程教授说：“孟子的回答中‘心之官则思’是其核心，已经成为传世名言了。”

文闻问道：“奶奶，为什么这样说？”

程教授说：“孟子认为‘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它器官如眼睛、耳朵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树立心的统帅作用，避免其它感官被外物所蒙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耳目等感官不会思考，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心由于会思考，所以不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当然，如果不思考，心也只是一种摆设，不起作用。‘先立乎其大者’，就是把心树立起来，‘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则耳目等感官就不会被外物所夺，所蒙蔽了。”

天一问道：“姥爷，孟子所说的心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脑啊？”

文教授说：“可以这样理解。孟子把‘心’作为思考的器官，而不是用‘大脑’思考，这是因为在两千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大脑的作用所致，是传统性的认识局限，也是传统性的使用习惯，就是我们今天在语言运用中也常常把‘心’作为思想器官的代名词，如用心做事等等。”

文闻问道：“奶奶，大人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在哪？”

程教授说：“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大人与小人中的小人不同于与君子相对的小人。从外表看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其行为方式的不同。考虑大事者，其行为方式是大格局高境界，不同于一般人；考虑小事者，其行为方式就是斤斤计较，这一般人都能看出来。其实，大人与小人真正的或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心’的不同，大人有知也有识，小人有知而无识。”

天一问道：“姥姥，为什么说大人有知也有识，小人有知而无识？”

程教授说：“依靠眼耳鼻舌身去看听嗅尝触到各种物体，这是知，但它们却不能识别物体的好坏与优劣。真正起识别作用的是‘心’，‘识’就是识别、辨别、远见，要靠心识别真假好坏。如果没有心，就没有识，就不能识别东西，目光就会短暂。小人靠耳目等感官能‘知’物体，不用‘心’去识别物体。大人既靠耳目等感官而‘知’物体，又用‘心’去识别物体，知与识有机结合，因而大人有知识、有远见卓识。今天我们的游学四孟过程，就是做大人的过程，既要用眼耳口鼻等去感知孟子当年的事物，又要用心去悟去识孟子的思想。可见，游学过程就是增长知识的过程，孩子们，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

文闻与天一再次点头答应。

文闻问道：“爷爷，公都子的‘不理滕更之问’问的是什么问题？”

文教授说：“在《孟子 · 尽心上》中记载了公都子‘不理滕更之问’。公都子问孟子：‘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回答：‘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程教授说：“公都子问文孟子，‘滕更在您门下的时候，好象是属于以礼对待的那种人，可是您却不搭理他，这是为什么？’孟子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公都子的问题，孟子说：‘一个人凭仗着自己是贵族而问，凭仗着贤能而问，凭仗着是长辈而问，凭仗着有功勋功劳而问，凭仗着有老交情而问，这些情况的问题我一律都不回答。滕更在其中占了两个方面。’”

文闻问道：“奶奶，公都子的这个问题寓意是什么？”

程教授说：“孟子在教育弟子时是根据其本性、本能和本质来确定采用适合弟子的最佳方式。在古代教育中，学生发现了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则问老师，老师就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启发，但问题的解决主要是要学生自己去想、去悟。如果学生不问，老师就认为学生学懂了。但如果要问老师，则不能‘挟贵，挟贤，挟长，挟有勋劳，挟故’而问。学生提问题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按孔子的说法是‘不耻下问’。如果耻于下问，也就说明这个人不谦虚，而不谦虚则学不到真正的东西。滕更就是不谦虚，所以孟子才不搭理他，这便是孟子的尽心知命之处。”

文闻问道：“奶奶，相传孟子十分好辩论，为此，公都子问孟子为什么这样，有这回事吗？”

程教授说：“文闻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孟子 · 滕文公下》记载了公都子的‘好辨之问’。公都子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天一问道：“姥姥，孟子是如何回答的？”

程教授说：“孟子的回答可不一般，可谓是长篇大论了。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难道喜好辩论么？我是不得已啊！’接下来他从几个方面做了回答。”

文教授说：“孟子首先讲述了大禹抑制洪水才使天下太平。”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天下有人类已经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混乱。在尧的时候，水大到向西流，泛滥于中原地区，到处被龙蛇盘踞，百姓无处安身；住在低地的人在树上搭巢，住在高处的人在山上营造洞穴。《尚书》上说：‘洚水警诫了我们。’所谓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挖通河道将洪水导入大海，又把龙蛇驱逐到草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长江、淮水、黄河和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然后百姓们才得以回到平地上来安居。

程教授说：“然后，孟子讲述了周公兼并夷族狄族，赶走猛兽才使百姓安宁。”

孟子曰：“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段话的大意是：尧舜去世以后，圣人治国爱民之道逐渐衰微，暴虐的君主接连出现，毁坏了房屋来做池沼，使百姓无处安居；废弃了农田来做园林，使百姓不能谋生。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随之兴起，园林、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飞禽走兽。到了殷纣之时，天下又发生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打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处死，消灭殷商的属国五十个，将虎、豹、犀牛、大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百姓非常喜欢。《尚书》上说：“伟大光明啊，文王的谋略！继承发扬光大啊，武王的功绩！帮助开导我们后代，都走正路不无缺陷。”

文闻问道：“爷爷，接下来，孟子讲述了什么典故？”

文教授说：“接下来，孟子讲述了孔子著成《春秋》才使乱臣贼子害怕的典故。”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现社会混乱正道衰微，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随之兴起，臣子杀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为之忧虑，便著述了《春秋》。《春秋》所记载的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

程教授说：“孟子最后说自己为什么不得已要辩论。”

天一问道：“姥姥，孟子为什么说是不得已？”

程教授说：“孟子为自己所处的战国时代所迫。”

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圣王不出现了，诸侯们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暴放纵地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氏主张为自己，是不要君王；墨氏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棚里有健壮的马匹，老百姓却面带饥色，田野上有饿死的人，这无异于驱赶着兽类去吃人。”

文闻问道：“奶奶，根据孟子的观点，杨墨之道的危害是什么？”

程教授说：“孟子说杨墨之道使孔子的仁义不再，人们将互相残食。当然，我们这里讨论对于杨墨之道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墨子的评价完全是孟子和一些封建统治者的观点。至于杨墨之道到底如何评价，现代的学界有不同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评价，今天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让我们还是回到孟子的年代理解孟子的思想吧。”

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段话的大意是：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要用邪说欺骗百姓、阻止仁义的施行。仁义被阻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也将互相残食。

文教授说：“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孟子责无旁贷，唯有勇敢地继承三圣的思想。”

孟子曰：“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要规范先圣的道路，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使邪说歪理不能再流行。邪说在人们心中兴起，会危害人们做的事情，事情受了危害，也就会危害政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从前大禹抑制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族狄族，赶走猛兽使百姓安宁，孔子著成《春秋》使乱臣贼子害怕。《诗经》上说：‘戎族狄族的人服从了，荆地楚地被惩罚了，没有人敢抗拒我。’不要父亲不要君主，是周公所要征服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

程教授说：“孟子认为自己并不是好辩论，而是使命所在。”

孟子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说怎么是我喜好辩论呢？我是不得不如此。凡是能够著书立说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便不愧是圣人的学生。

天一说道：“看来，孟子的好辩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

文闻问道：“爷爷，公都子的‘匡章之问’核心内容是什么？”

文教授说：“公都子‘匡章之问’记载于《孟子 · 离娄下》，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透过表面看本质。”

程教授说：“公都子的问题表面上是问匡章这个人孝还是不孝，实际上是问如何待人处事。公都子问孟子：‘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公都子认为匡章这个人，是全齐国人都说不孝的人。先生却跟他交游，又很礼貌待他，冒味地问这是为什么？”

天一问道：“姥姥，孟子是如何回答的？”

程教授说：“孟子首先指出社会上存在的五种不孝。”

文闻问道：“奶奶，社会上有哪五种不孝？”

程教授说：“孟子指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文教授说：“孟子说的大意是：‘社会上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赡养，是一种不孝。喜欢赌博又好酗酒，不管父母的赡养，这是第二种不孝。喜欢财物，偏爱妻子，不管父母的赡养，这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朵和眼睛的欲望，给父母带来羞辱，这是第四种不孝。逞能显勇而斗狠，以危及或连累到父母，这是第五种不孝。’”

文闻问道：“爷爷，对照这五种不孝的行为，匡章属于哪一种？”

文教授说：“孟子认为匡章的行为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程教授说：“孟子这段话的大意是，匡章属于哪一种情况呢？这个匡章，是因为父子之间相互以善相责而导致关系恶化。以善相责，本是交友之道；父子间以善相责，最伤害感情。这个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父子之间的感情吗？只因得罪了父亲，被疏远而不能亲近，才抛弃妻子儿女，终身得不到奉养。他在心里这样设想，如果不这样做，那不孝之罪就会更大，这就是匡章的真实情况。”

天一问道：“姥姥，什么是以善相责？”

程教授说：“简单地说，以善相责就是以善相互要求对方。”

文闻问道：“爷爷，‘匡章之问’的寓意是什么？”

文教授说：“孟子通过‘匡章之问’告诫人们，看待一个人要全面分析，不仅要观察人的行为，而且要分析人的心理。匡章虽然没有那五种不孝的行为，但在对待父亲‘责善’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以至于落了个不孝的名声。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不能象匡章一样只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那是不可取的处事方式。”

先儒盆成括

天一说：“姥姥，我们对盆成括这个人很陌生，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程教授说：“史料中关于盆成括的记载很少，在《孟子》中仅有一篇。盆成括，复姓盆成，名括。北宋政和五年（ 1115 年）从祀，位设东庑，其封爵为莱阳伯。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改称先儒盆成氏。

文教授说：“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闻道未达而去’。他从学于孟子，道未通而急于出仕。他离开孟子，在齐国做了个小官。孟子听说后，气愤而又悲痛。”

程教授说：“孟子对于盆成括学业未成就急于出仕，不仅气愤、悲痛，同时还预言‘死矣盆成括’。”

文闻不解地问道：“奶奶，这是为什么？”

程教授说：“此事在《孟子 · 尽心下》有记载。”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 · 尽心下》）这段记载的大意是：盆成括到齐国当官，孟子说：“盆成括快要死了。”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学生们就问：“老师怎么知晓他将要被杀头呢？”孟子说：“他为人小有才气，但是没有听说过君子的人生之道，这样就能招来杀身之祸。”

天一问道：“姥爷，对于盆成括这种人，为什么还能在孟庙从祀？”

文教授说：“孟子的弟子数以千计，只有少数人能够在孟庙从祀，之所以选中盆成括，也许目的在于用盆成括的遭遇教育后人。”

文闻问道：“爷爷，后人可以从盆成括身上吸取哪些教训？”

文教授说：“一个人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不要以为自己小有才气就耍小聪明。”

天一问道：“姥爷，这是为什么？”

文教授说：“一个人只凭自己小有才气而当了官，那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贪官，或成为一个奸臣。这种人当官执政为了自己的享受，根本没有爱民思想，往往招来杀身之祸。在人际关系中，小聪明、小有才气、机智敏感过人，细微之处看得清楚，算得精细，往往察人之隐，超人之先。但未闻君子之道，眼界不宽，心胸狭窄，心中容不下一点不平，往往在小事上放不开，丢不下。锋芒毕露，常常招人嫉恨，惹火烧身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孟子预先知道盆成括这种人会有杀身之祸。”

文闻问道：“奶奶，什么是‘君子之大道’呢？”

文教授说：“[ 清 ] 焦循在《孟子正义》说：‘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义行之，智足以面事而谦顺处之，是为大道也。’小聪明与君子都需要‘明足以察奸’和‘智足以成事’，但君子‘仁义行之’‘谦顺处之’，有所涵养，有所藏敛，小事上容得下，放得开，得饶人处且饶人，有时候甚至要睁只眼闭只眼，‘糊涂’一点才好。君子力戒小聪明而修炼大家风度、大雅风度，君子肚里能撑船，这就是‘君子之大道。’”

【作者简介】

陈晓霞现任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儒学发展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人才培养，尤长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主持近20项国家、省、市社科规划项目，出版《新时代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社会道德风尚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跟着孔子去游学》《游学三孔》《游学四孟》等12部个人专著，在《人民日报》《中国行政参阅》（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孔子研究》《理论学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100余篇，多项成果获国家、省、市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