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有天子八玺的说法。
这八种玺，各有其不同的作用。
比如，泰山封禅或者让祭祀鬼神的时候，皇帝会用受命之玺。
征召诸侯王、地方大员入朝觐见的时候，就用信玺。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从来不用的玺，名为皇帝神玺。
它用来标榜自己是天之子，藏在特定的地方，希望以此来保证江山长久。
此后，皇帝拥有的玺的数量开始快速膨胀。
武则天时涨到9个，南宋涨到17个，明朝涨到24个。
清朝的乾隆皇帝除了在北京保留25个玺供自己使用之外，还别出心裁地选了十个玺送到清朝的发家地盛京。
史称“盛京十宝。
秦汉以来，这一系列的“通货膨胀”让玺逐渐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玺在秦以前从来不是王家、皇家所独有。
而是和印一样，是普通人都能用的物品。
封泥：印玺的历史印记
印、玺非常难以保存。
这不是因为制作印玺的金属、玉等耐不住时间的考验。
而是因为这种东西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官员的印玺是国家统一发放和更换，平时确实可以自己留着。
但在改朝换代后，私藏这些印玺并没有什么价值。
反而容易给自己惹祸。
个人使用的印玺，在本人死后，也很少能有什么价值。
子孙要么把印玺放到墓中，给死者陪葬，要么重新熔铸、刻印。
所以目前发现的印玺往往都是死者的陪葬品。
而且，其数量并不太多。
一个考古现场往往只能出土寥寥几枚印玺。
封泥就不一样了。
在宋元明清这些朝代，印玺往往都是盖在纸、帛上。
但是在战国时期，纸还没被发明，帛又太贵重。
所以战国人传递信息往往都喜欢用竹简。
在托人传递竹简时，为了防止别人偷偷查看，古人一般会把竹简的封口用比较有粘性的黏土封上，然后盖上自己的印、玺。
这样就能保证信件在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
所以印、玺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很可能就只用那么两三个。
但这些印、玺盖过的封泥数量可能多达上万。
而且封泥在盖上印玺后，会被古人用火烤干。
在这一过程中，封泥的质地发生了变化，能够保存很久的时间。
这些封泥连同竹简被储存在一起，如果碰上大火灾，封泥往往会因竹简的燃烧而继续受热，变得非常坚硬，非常耐久。
其埋藏在地下上千年，还能保持它原来的形状不变化。
我们现在能发现的封泥大多属于这种情况。
古人将封泥连同竹简一同集中储存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一次性出土的封泥数量特别多。
比如仅徐州土山汉墓这一个墓葬，就出土了上千个封泥。
这是印玺远远比不了的。
现存的封泥数量极多、且多能反映印、玺的大小、刻字。
因此一直非常受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的喜爱，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文字、印玺演化的重要资料。
我们今天讨论玺、印变迁的主要的依据，就是这些新近出土的封泥。
无关身份：战国时期的印玺之分
现在提到玺，尤其是玉玺，人们往往觉得这是王家垄断之物。
但事实上，玺在战国时期既不为王家垄断，也不是官员特权。
而是所有人都能用的日常用品。
吕氏春秋就曾说过“若玺之于涂也”。
这说明当时玺是很常见的。
而另一本古籍，东汉的《释名》则给出了更确切的答案。
《释名》中有一章节名为释书契。
其中，明确提到，“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
同时，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印同玺相比，有两个不同点。
一个是印有认证作用。
印的真伪如何辨别，只有通信双方才真正了然。
其他人不清楚情况，仿制印泥往往会出现漏洞。
从而被“收信人”发觉，起到确保信件安全传递的作用。
第二个则是传递信息私密程度。
用印同时也是在告诉送信人，这个信件到了地点后不能立刻交给收信人。
要观察
形势
，等到确保周边的环境安全、保密，周围所有人都可靠的情况下，再把信件交给收信人。
战国时期，很多人既有玺又有印，主要就是基于这种原因。
那我们如何分辨印泥上的印痕是来自哪一种呢？
很遗憾，除了靠印泥上的文字之外，没办法区分。
印和玺在当时肯定是有一定的区分办法的。
但这种办法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印如果做的太突出，反而起不到保密效果。
只要与玺有细微的差别，能让收信人判断真假即可。
所以我们只能靠印泥上的文字断定是印还是玺。
比如邦尉之玺，这一方玺收录在《新出陶文封泥选编》。
上面的文字直接就是“邦尉之玺”。
还有一个“邦尉之印”，收录在《中国封泥大系》里。
印泥上的文字也直接是“邦尉之印”。
这种印玺对考古学家非常“友好”，是考察印、玺之间区别与演化的重要参考。
既然知道了一个是印，一个是玺，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考察他们的年代从而得到印、玺变迁的蛛丝马迹了。
这两个印泥产生的年代应该很接近。
因为这两个印泥上的字都使用了田字格。
所谓的田字格其实就是印泥上字的边框。
就像我们小学时候用的田字本一样，将每个字规范在一个小格里。
战国时期的文字书写起来特别繁琐。
但古人又不习惯简化文字，喜欢直接一笔一划地刻在印、玺上。
所以导致印玺非常不美观。
战国后期，田字格兴起。
他们将每个字的大小限定在一定框架内，使印玺的美观程度有了极大提升。
这两个印玺都使用了田字格，说明其投入使用的时间不早于战国晚期。
同时，这两方印玺上的文字，又将它们制造出来的时间限定在秦朝建立之前。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国尉、都尉制。
“国封尉，短兵千人”邦尉也是其中的一种军事官。
邦在战国时大体等于郡。
而郡在那时，还不是普遍的行政单位，主要设在新征服地区。
邦尉其实就相当于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长官。
里耶秦简明确记载，秦国在统一六国后，“郡邦尉为郡尉”。
因此这两个应当都是战国晚期的印泥。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官府印、玺很可能是同时使用的。
但“邦尉之印”的字体明显要比“邦尉之玺”的字体出现得晚。
其他出土的“邦司马”、“骑邦尉”、“南阳邦尉”印玺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从这种现象中，可以推断，当时秦国很可能在有意识地用印替换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呢？
王权垄断：玺逐渐王权化、皇权化
秦国崛起，靠的是商鞅变法。
这种变法强化了秦王的王权，弱化了贵族的特权。
这改变了秦王与贵族、官员之间的关系。
毕竟之前秦王与官员们都是亲戚。
但现在，他们只是上下级，官员能够留在任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而不是出身高贵。
所以君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宗法关系来约束官员。
而是需要新的东西来明确他们之间的界限与关系。
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选中的。
玺作为战国时期的通用物，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秦王多次暗示只有自己才能用玺之后，玺逐渐成了王权的象征。
官员们也就不敢再用玺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不少相关的记载。
比如秦始皇9年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
卫宏在注解这一句话的时候说过，自从秦朝建立以来，诸位皇帝们都喜欢把印称为玺。
他们还喜欢用玉来制作玺，所以“群臣莫敢用也”、
这是皇权独尊的具体体现。
在之前，皇帝与百官都是贵族，都归属于同一团体，是秦国这家“大公司”的共同合伙人。
但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取消了分封制，把所有股份都收归自己所有。
群臣一下子变成了打工仔。
所以皇帝想通过垄断玺把自己的家族与群臣区别开，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皇权独尊并不满足于此。
在汉代，皇权更进一步。
玺的规制也再次细化。
根据《汉旧仪》的记载来看，等级非常分明。
比如诸侯王可以用“金玺龟纽”。
龟纽是玺上的一种动物形状的孔，用绳子穿过龟纽可以将玺挂在腰间。
这种绳子叫绶，也要根据等级来，不能随便使用。
列候的地位要更差，甚至都不能用玺，只能“金印紫绶”。
现在也出土过一些公主玺。
这些玺虽仍在玺的序列之内，但一般都为银玺鸟虫纽。
由此看来，汉代女性的地位总体不高。
总结
印玺本来只是一种通信用品，并没有什么等级色彩。
所用的材质“丰俭由人”，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但是到了战国末期，玺逐渐被王权、皇权所垄断。
导致玺被大规模更名为印。
这一点在“邦尉”印、玺的变更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也许随着出土印泥、文献的增多，我们能更准确地推断出，战国末期究竟发布了什么命令、出现了什么大事，让玺如此迅速地成为了皇权的专属“玩物”。
参考文献
《史记》
《资治通鉴》
《汉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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