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知错不改继续错，6大原因看日本真面目

“所有叫嚣战争与仇恨的人几乎从不上战场”-（英）乔治·奥威尔

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共同挑起了侵略战争，使得整个世界血流成河，陷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之中。然而在这场灾难过去之后，作为其制造者的德日两国，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

一面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一面是执迷不悟的日本政客频繁前往靖国神社“拜鬼”；一面是主动向被害者提出赔偿，诚恳道歉，一面是拒不承认侵略罪行，甚至为此不惜篡改历史教科书。

一面是视战败日为“将德国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一面是视战败日为“大日本帝国国殇日”，大批日本政客选择在这天蜂拥而上地前往靖国神社。同时也是发动二战的元凶。德日两国对二战的态度的差异，为何如此天差地别！？

日本是否真的无条件投降？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二战日本投降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历史教科书上给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我的答案刚好相反。相较于日本，二战战败后的德国，几乎一切纳粹制度被彻底摧毁，大批纳粹组织被强制解散，而纳粹战犯也鲜有漏网之鱼。

日本却保留了天皇制度，大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不但被赦免，从此逍遥法外，有的甚至继续官运亨通，譬如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如此。

二战后，在盟军的主导下，德国政府内部的纳粹势力被基本清除干净，原来反对纳粹的德国政治人士掌握了政权，在完成这一切之后，新的德国政府，已经与原来的德国纳粹政府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二战后的日本政府却依然有大量逃脱审判的日本战犯。

如此可知，二战日本并没有真的“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日本的“国体”，即天皇制，而美国为了减少自身伤亡，认可了这一条件，而日本“有条件投降”也可以从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中看出一些端倪。

《终战诏书》没有一点战败者的谦卑，反而是高傲地宣称：帝国政府为了日本国民的利益而“终战”，这口气听起来并不像是在卑躬屈膝地乞降，试问德国的投降书会如此高傲地宣称：第三帝国政府为了德国国民的利益，而选择“终战”吗？

那么是什么给了日本如此高傲的底气呢？我们稍稍分析一下日本战败时的处境，与德国战败时的处境的差异就能明了其中原由：二战日本战败时，本土虽然遭受了美军的地毯式空袭i，但毕竟没遭到地面战斗的惨烈打击，在中国等国依然有着广大的占领区。

反观进行了本土防御战的德国，几乎被夷为平地，发动战争的希特勒政府被彻底摧毁，首都柏林被苏军攻占，而占领区除了挪威之外，其余皆被盟军收复，纳粹崩溃后的德国，几近亡国状态，这样的德国还有底气高傲地自称“帝国”，高傲地“终战”，并要求盟军保留德国的“国体”（德国纳粹制度）吗？

美国保留了天皇制，而日本法西斯的核心就是效忠天皇，既然天皇都“无罪”，普通的日本士兵会认为自己有罪！ ？

民众对战争的切身体验

造成德日反思差异的另一原因，在于民众对战争的体验。如前所述，二战后期的德国在惨烈的本土防御战中家园被夷平，大批参与人民冲锋队的德国老人、孩子战死，而作为领导德国人进行战争的“国家象征”-希特勒自杀后，德国人的战争意志被彻底摧毁。

战后，大片德国东部领土被苏联与波兰瓜分，包括普鲁士的发祥地-东普鲁士。欧洲各地的德裔人士被强制“遣返”回德国，大批普通德国民众，成为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的人民复仇的对象，遭到相应的报复。

由于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德国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分裂，如此黍离之悲，亡国之痛，岂是未经历“一亿玉碎”的本土防御战，就投降的日本人所能体会的？

正是因为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才让德国人痛定思痛，彻底摒弃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得到了大量“不知亡国恨”的日本民众的支持。这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见过棺材”的日本人自然不会像“见过棺材”的德国人那样反思。

战争责任主体的不同

此外战争责任主体的不同，也是影响德日态度的原因之一，二战中德军发动战争，主要是执行纳粹政府的侵略政策，进行的屠杀也主要是执行纳粹的种族灭绝命令，以普通士兵为主体的屠杀行为比较罕见。

纳粹的执政虽是德国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促成的，但多数德国人选择纳粹，仅仅是希望纳粹上台后，解决经济危机，改善人民生活，很少有人是为了让德国夺取世界霸权，普通德国军人，在二战中的罪行多半是执行纳粹指挥官屠杀命令的结果。

正如一名德国二战老兵所说：一句'为了国家'，就能让我们为一个犯罪政府，提供全部的合法性。既然责任主体是纳粹政府，而非普通德国军人，德国人的心理负担较少，反思起来就要容易得多。

比起德国，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多半是日本普通士兵军纪败坏，将自己为日本军阀充当炮灰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占领区平民身上的结果。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指挥官并没有下达“南京人劣等，应该被灭绝”的屠杀命令，而是下达了“休假令”，然而正是日军的“休假”，让南京的三十万无辜平民与被俘的军人血染扬子江。

二战时期日本的对外侵略计划也大多不是什么高层决策，而是几个日军军官“为了帝国的利益”自己做主干的。

譬如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在当时只是日本关东军的基层军官，而非日本高级军政人士（日本当局一开始并不承认“满洲国”，只有日本关东军承认）。

七七事变也是由一木清直等日军中下级军官挑起，这与德国由政府制定侵略计划之后交由军队执行的战争决策方式（譬如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存在很大不同。

故日本二战罪行的责任主体是日本的绝大多数普通军人以及中下级军官，这意味着参与二战的日军士兵大多是战犯，如此一来，日本人承认二战罪行不就意味着承认他们的父祖大多是罪犯吗？

反思历史维度的长短

第三帝国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十二年，既然德国的纳粹历史如此之短，德国人反思二战历史仅仅否定了德国短短是十二年。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称霸亚太”的侵略政策。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战败的近八十年的岁月中，日本始终在执行这一侵略计划，反思日本二战罪行对日本人来说就是否定整个日本近代史，要日本人承认明治维新后日本执行了七八十年的“国策”是在进行战争犯罪，可能吗？

德日军国主义的精神基础

德国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滥觞是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当年普鲁士人以武力统一德国，普鲁士的尚武好战的精神也成为了当时德国全国奉行的价值观，最终成为了德国纳粹思想的源头。在1932年的德国大选中，投希特勒票最多的也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人，东普鲁士，作为普鲁士王国的发祥地，也是德国的军事圣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优秀将领大多来源于此。

二战后，东普鲁士被苏联与波兰瓜分，大批东普鲁士人或战死，或被苏军屠杀，或因苏联占领东普鲁士后的“要地不要人”政策而背井离乡，这就意味着德国法西斯的精神基础被基本摧毁，而战后日本的天皇制度被保留了下来。

日本法西斯精神的核心就是武士道与天皇崇拜，保留天皇制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基础得以保留，天皇崇拜成为了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工具。

民族性与地理环境

分析德国人与日本人的民族性以及地理位置的影响，也可以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日耳曼德意志民族被称为“哲学家与诗人的民族”，涌现出了包括贝多芬、莫扎特、歌德、黑格尔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哲学家、诗人。

德意志民族终归是一个理性的民族，虽然他们曾在民族复仇情绪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在一个狂人的鼓噪下制造了一场世纪大悲剧，但在悲剧之后，他们懂得用自己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广的胸怀去反思。

相较于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则截然不同。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人在精神上有着浓厚的保守与狭隘的色彩与“好小礼而无大义”的特质，虽然他们曾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向西方学习，但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们依然十分保守，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传统得以保留的原因。

德国虽然一些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但总体而言比日本丰富，而日本狭小的国土、贫乏的资源、频繁的火山地震，使得日本比德国更需要纳粹所宣称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当时的日本，侵略因国家的生存发展而变得理所当然。

那时的日本人根本不会认为侵略是犯罪，这种侵略有理的思想至今毒害着一些日本的年轻人，成为了日本右翼至今社会基础广泛的原因之一。

罪罚之轻与罪证之失

二战后，犹太人坚持不懈地追捕德国纳粹战犯，并通过其在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揭露、声讨纳粹罪行，使得纳粹罪恶深入人心。

相比较之下，中国在二战胜利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忙于同室操戈的国共双方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追捕、清算日本战犯，搜集整理日本法西斯罪证，以此为受到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人民讨回公道。

内战中的中国，根本无力像犹太人那样仔细搜集充分的罪证，以此让日本法西斯分子俯首认罪。

罪证的缺失，也给了日本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余地”（关于罪证问题，前文所说德日战争责任主体问题也是主导因素之一。德国纳粹政权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屠杀自然会留下不少文件，战争一结束，就会成为审判的罪证，日本则不然）。

另一方面美国为了把日本扶持成为反对苏联的东亚桥头堡，不惜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一些规定，譬如允许日本保留战争工业（按照前述的两个文件，应当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工业）、允许日本继续占领琉球群岛（按规定日本战后领土只有四岛及其附属岛屿）、赦免一些日本战犯（如岸信介、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

这让日本自恃有所依仗，从而更加疯狂地篡改、否认、美化侵略历史。

然而那段血写的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日本右翼分子的否认而消失，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以及国际与日本国内的有良知的反战人士的不断努力，曾饱受日本法西斯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终将迎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俯首认罪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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