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破译两大“死文字”：到底可不可信，汉字演化给出回答

1835年，25岁的英国军官罗林森发现“贝希斯敦石碑”，上面铭刻三种楔形文字，即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据说，该石碑是公元前522年大流士一世为了颂扬自己，让人用埃兰文、波斯文和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三种文字把其战绩刻在石头上的。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罗林森的解读方法，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于是，依靠古希腊文献中精准的“音译词”等，非专业出身的罗林森成功破译楔形文字。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碑体为磨光玄武岩，上面刻着三段文字，分别由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古希腊文组成，史称“罗塞塔石碑”。据说，该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

1822年，34岁的商博良通过古希腊文献，破译了古埃及文字，认为一种集表音和表意为一体的文字系统。后来，西方学术界认可商博良的研究，认为他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

在罗林森与商博良之后，考古出土的楔形文字与古埃及文字已经不再神秘，逐渐就被西方学者一一破译内容，据此揭开了两大文明的面纱，并根据破译撰写了厚厚的历史。

问题是：无论楔形文字、还是古埃及文字，都已是“死文字”了，那么西方学者的破译，到底可不可信呢？对此，先秦之前的中国文字演变给出一个回答。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而语言是时代的反映，因此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字，即便字形相同，其内涵往往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出现巨大的变化。比如，以下几个文字，就是时移世易字义而变。

首先——贞字

周易中最常见的四个字是“元亨利贞”，其中战国《易传》（与《易经》合而称之为》周易）解释是“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后来，唐代孔颖达解释为：“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

但甲骨文出土后，就改写了传统认知，原来“贞”其实就是“占”，比如纣王时代的甲骨文卜辞“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等。

其次——我字

如今的“我”是第一人称代词，但在甲骨文中，“我”的字形却是一件有柄有钩有锯齿的大斧，显然说明“我”是一种古代杀人武器。

西周前期，“我”本义还是代表武器，但衍生出了“杀”之意，因为尚书中有“我伐用张”。

但春秋晚期后，“我”就逐渐变为了“自己”、“己方”，《孟子》中“万物皆备于我矣”的“我”就是自称。

第三——来与麦

来与麦这两个字非常有趣，本义与如今我们理解的截然相反。因为，以甲骨文来看，“来”其实是一株小麦的形象，本义是指小麦；而“麦”是由“来”与“夂”（朝下的脚）构成，本是到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来”其实才是植物小麦，而“麦”其实才是来去的“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个文字的本义颠倒了。

第四——民字

如今的“民”是指平民百姓，具体来说是大众的、非官方的、非军事的等。但甲骨文中的民字，字形像一只被刺伤的眼睛，表示由刺瞎一只眼睛的战俘充当奴隶，致使一目而盲，可能是“盲”的本字。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民与臣两个字，在古时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横目则是抗命乎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

因此，上古之民与后世之民的内涵，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同时，上文谈到的“百姓”，本义是百家之姓，而上古显贵之人才有姓氏，所以当时“百姓”无疑不是一般人。

第四——人与夷

如今“人”是物种属性，但《春秋》中有所表述：人就是夷，都是古之贱称，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被征服之夷在服役且同化后称之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为夷。

甲骨文中的夷字，由“弓”与“矢”组成，即弓矢为夷，而非传统理解的大弓为夷。因此，夷字之初肯定没有贬义，而是客观描述，但社会发展赋予“夷”具有落后、异族等含义。

与之类似的是“戎”，甲骨文中的字形，是由用于进攻的“戈”和用于防御的“甲”构成，本义是兵器的总称，但后来却被用来称呼某些外族。

笔者认为，周王朝用戎、夷称呼某些部族，可能含有标记对方武力水平的意思，戎的危险度高于夷，夷的危险度高于“人”。

第五——华与花

以文字溯源看，“华”本义是植物的花蕾、花朵，后来引申出光彩夺目、绚丽、繁盛、华丽等等。因此，华夏之华，最初可能与“花”有关，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认为：“菊科”和“玫瑰”花纹图案，是仰韶庙底沟文化彩陶上最常见的纹饰，可能就是华族（即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

随着社会发展，华字衍生义较多，且又属于常用赞美的表达，因此就容易混淆，于是魏晋时期造出“花”字，即从“华”中分化出了“花”。

上古社会比较简单，需要的文辞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表达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自然而然的就会分化老字、创造新字。

除此之外，随着时代变化含义出现变化的汉字多不胜数，还有邑（上古时应为国都）、中（初意应为立表测影之表）、兵（初指手握一种武器）等等。

总之，先秦之前的汉字，即便字形没有出现变化，但随着时代变化，文字含义也往往会出现一些变化。正因如此，即便中国存在《尔雅》等辞书、以及还有大量文献参照的情况下，古今学者对先秦一些文献的理解，依然存在不少争议。

按照西方历史叙事，古埃及与两河文明，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文明。而以中国文字看，在此传承过程中，文字字形或许没有变化，但不少文字的内涵必然有所变化。

由此就带来两个疑问：其一，与表意的汉字不同，从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字形上，是难以推测出意思的；其二，无论贝希斯敦铭文、还是罗塞塔石碑，都是距今2500年前后的产物，但因为字义会变，那么破译这一时期的楔形与古埃及文字，就能破译更古老的文字？除非，从这两种文字创立到后来，其含义一直静态的保持不变，否则就不可能被真正破译，但这一点显然不可能。

因此，姑且不谈罗林森与商博良破译死文字的奇迹，到底可不可信，但就文字含义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尤其是非表意文字在时代变化中、在不同地域中字形与字义都更容易发生变化来看，更早的楔形文字与古埃及文字几乎不可能被真正破译。

由此，西方根据破译“出土”文献而编出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其中叙事到底多少是真的、多少是胡说，还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