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辽海史源、地望与区位的考证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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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海一词，最早出处见于《后汉书》。其本义是辽河与渤海的合称。作为人文地理名称，它所指代的地望，并不是前人所说的东北全境，而是秦汉之际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所能掌控的地域范围，大体上包括今天河北省的承德市、内蒙古的赤峰市、辽宁省全境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带。这一区域，在中华原生型国家文明的起源与续生型国家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辽海；地望；区位；考证

位处我国东北边疆的辽海地区，是连接东北、华北和蒙古草原的文化交汇地域。近年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日渐兴起与展开，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也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有关辽海一语的史源、地望概念及地理区位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属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的学术问题。

一

史源出处

“辽海”这一地域概念的最早出处，金毓黻先生在其编修的《辽海丛书刊印缘起》中，将其追溯到北齐时成书的《魏书》。文曰：“考《魏书·库莫奚传》云：‘乃（及）开辽海，置戍和龙。’《北史·突厥传》云：‘其地，东至（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新）唐书·薛仁贵传》谓仁贵‘威震辽海’。此辽海一名之所由出也。”金毓黻先生此论一出，70余年来，学界深以为信而鲜有异议。

2008年，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陈涴先生据《三国志》卷42《蜀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东晋孙盛《晋阳秋》轶文，指出早在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就曾在写给晋穆帝的表文中有过“管宁之默辽海”之语，因此今辽宁地域古称“辽海”的时间不晚于东晋，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而非始于北魏（386~584）。应该说，这一见解是自《辽海丛书》问世以来有关“辽海”地名认识上出现的一次重要进步。

《晋阳秋》的作者孙盛系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其生卒年代约当公元302~374年。此人出身世宦，仕东晋官至秘书监，主要作品有《魏氏春秋》20卷、《晋阳秋》32卷、《文集》10卷。《魏氏春秋》和《晋阳秋》亡佚后，其部分佚文在《全晋文》《弘明集》《三国志》裴注和《世说新语》等书中有所存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东晋之际，称我国东北一带为辽海的文献典籍，并不以《晋阳秋》一书为限。除了《晋阳秋》以外，当时的学者袁宏也曾在其所著《后汉纪》卷14《孝和皇帝纪下》的结语中有所著录。原文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於物，治内不务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远，树之有本，枝之有叶。故郊畿固而九服宁，中国实而四夷宾。夫唐虞之盛，德泽之浓，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羁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国，弗勤远略。岐、邠、江、淮之间，习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称王，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国长久。”袁宏祖籍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公元328年，卒于公元376年，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为同时代之人。他曾作过大司马桓温的幕僚，后任东阳郡太守。作为东晋名士，袁宏一生著述颇丰，所著《后汉纪》系编年体东汉史书，全书30卷，21万言，记事上限起自绿林赤眉起义，终于曹魏代汉，是后来范晔著《后汉书》的重要参考底本。

曾称“管宁之默辽海”的桓温籍贯在今安徽，《晋阳秋》作者孙盛的祖籍在今山西，而《后汉纪》作者袁宏的籍贯则在今天的河南。可见“辽海”这个地域概念在当时已经是南北各地都普遍习知的地理常识。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流布传播过程。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辽海作为地域概念，其产生的时间上限，应该早于东晋时期。这样的判断，可以在今本《后汉书》中找到旁证。该书卷73《公孙瓒列传》载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公孙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乃于易水南岸营建易京作为都城，“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

尽管《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刘宋之际，但作者范晔修史之际，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尚有完帙，又有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等文献可资参考，所记公孙瓒移镇易京，“临易河，通辽海”之语，宜有所本。如此看来，“辽海”一词出现的时间，不应晚于三国，或可直接上溯到东汉。

二

地望概念

关于《后汉书》所载辽海的地望概念，学界有人认为指的是渤海。如陈涴先生便是这样认为的。其理由是：“汉初在渤海之滨设渤海郡，故《汉书》《后汉书》所记‘渤海’都是指渤海郡之地，而非海。而两书涉及‘辽海’的记载仅此一条，显然，著述者为与它处所记之‘渤海’相区别，在这里特写作‘辽海’。”又曰：“这样理解与文中所述史事也相符合。公孙瓒是东汉末年大将，起兵后，占据幽州（跨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居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滨临易河。幽州临渤海，易河即易水，为大清河上源支流，大清河入海河，注入渤海，故曰“通辽海”，即通渤海。”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这种以辽海为渤海别称的说法与《后汉书》所载史事并不符合，属于带有臆测色彩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恰恰关系到如何正确地理解“辽海”一词的原初意义，故不得不辩。

据《后汉书》，公孙瓒出身“家世二千石”的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市西一带）名门望族，因此得以娶辽西太守之女为妻。举为孝廉后，被东汉任命为辽东属国长史。

属国之设，是汉代在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边疆地区为了加强对于日渐增多的边地内附少数民族而创设的郡国级特区建置。颜师古《汉书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属国的行政长官为属国都尉，所谓“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蛮夷降者”。都尉之下，置长史一人，掌领属国兵马，为最高军事长官。所谓“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

辽东属国系东汉为了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等族而特别增设。其具体操作方法是把原属辽西郡的昌辽（黎）、宾徒、徒河三县和原属辽东郡的无虑、险渎、房三县之地析出，在辽西与辽东两郡的结合部位另设一个与涿、广阳、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等十郡并列的辽东属国，直接隶属幽州统辖。据王绵厚考证，辽东属国首县昌黎故址即今大凌河下游锦州所属凌海市（原名锦县）北的大业堡城址；徒河县故址即今葫芦岛市（原名锦西）女儿河北的邰集屯汉城遗址；徒宾县即今女儿河下游位于凌海市境内的高山子古城址；无虑县即今锦州北镇市（原名北镇县）东南的大亮甲村古城址；险渎县即今辽河下游鞍山所属台安县东南的孙城子古城址；房县或为今大凌河与辽河入海口之间的锦州大洼县小盐滩古遗址。其地望大体在医巫闾山以南、大凌河与辽河入海一带的今葫芦岛、锦州、盘锦和鞍山西北一带的渤海北部陆域。这一地域即是东汉末年公孙瓒据以起家割据一方的发祥之地。

史言公孙瓒在辽东属国长史任中，“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灵帝中平（184~188）以后，公孙瓒以经略辽西乌桓有功，拜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同时继续兼任辽东属国长史。由于公孙瓒在对待乌桓的策略等方面与其顶头上司幽州牧刘虞政见不合，“瓒志扫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虞相忤”。献帝初平二年（191），公孙瓒以大破渤海黄巾军之功，被东汉拜为奋武将军，晋封蓟侯，旋即移镇于蓟（今北京市西南）。此时公孙瓒的势力范围已经从渤海北部陆域一带向南推进到了今天的京津地区，由此成为与当时的冀州牧袁绍、幽州牧刘虞鼎足而立的北方最大实力派之一，三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随之急剧升级。同年，公孙瓒上书献帝，历数袁绍十大罪状后，“遂举兵攻绍，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瓒”。

初平四年（193）冬，公孙瓒在接连攻伐袁绍、破擒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的背景下，遂进而南下移镇于易水之滨。所以要移镇于易，除了南下攻略因素外，还由于“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至此，起家于辽东属国长史的公孙瓒便由始镇昌黎（今锦州凌海市北部）、继而南下镇蓟（今北京市西南）、复再次南下移镇易京（今河北省雄县县城西北），一步一步地把其势力范围由渤海北部陆域南向推进到华北地区的易水流域。

由于公孙瓒起家的辽东属国一带地当辽河南向流入渤海之域，故史言其移镇易京之后的势力范围曰“临易河，通辽海”。这里的“辽”，应即辽河，“海”，系为渤海。辽河与渤海合称，是谓辽海。这应该就是“辽海”一语的原初含义。

三

引申意义与区位

如前文所论，辽海的本义是辽河与渤海的合称。而《后汉书》所谓公孙瓒“临易河，通辽海”之语，则是对公孙瓒破擒刘虞之后，所能掌控地域范围的宏观表述。具体说来，此时的公孙瓒，其势力范围已是南起易水之滨的易京，北向一直贯通到当初据以起家、地处辽河与渤海交壤区域的辽东属国一带。显然，这里的“辽海”，是作为辽河与渤海的引申意义，即作为人文地理概念使用的。襟带辽河，地濒渤海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区位，是“辽海”这一地域概念在汉代出现的物质基础；秦汉以来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背景下，乌桓、鲜卑和汉族等多民族混居杂处而形成的胡汉文化交融的区域文化内涵以及东汉晚期以来渐次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则是“辽海”一语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后汉书》所载辽海是指公孙瓒据以起家的辽河与渤海交壤地域的辽东属国一带，但作为人文地理区域，东汉末年以来出现的辽海概念，却并不以辽东属国为限，而是囊括了渤海和黄海北部岸线陆域一带广义上的辽西与辽东在内的广阔地域。

《周书》卷1《文帝纪》载北周始祖宇文泰先祖普回之子“莫那，自阴山南徒，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曹）魏舅甥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同书《孝闵帝纪》在提到普回的居住地望时说，“始祖献侯，启土辽海”。《周书》为唐朝初年的官修史书，编修之际，有较为丰富的周隋旧典可资依据，因此，《周书》以辽西为辽海的说法，可以视为北周隋唐之际的地理常识。后来的辽金元时期，也习惯以辽西一带为辽海。如《辽史》卷34《兵卫志》：“辽国左都辽海，右邑涿鹿，兵力莫强焉。”契丹故俗，东向而尚左。这里的左，实际是指北。所谓“左都辽海”，是指辽朝的首都上京（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方位在北；而“右邑逐鹿”，是指辽的南京（今北京市）方位在南。

其实，魏晋之际宇文鲜卑的活动地望，除了今天的辽西以外，也还包括燕北地区，即今河北省东北的承德和内蒙古东南的赤峰一带。《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建代之际，力微之子拓跋禄官于公元294年立为代国首领，分其国为三部，“帝（拓跋禄官）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上谷北即今河北省怀来县以北，濡源之西，即今闪电河以西。由此可知禄官所领东部拓跋鲜卑的地望是在今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和内蒙古中部一带。而燕北辽西一带，正是其“东接”的宇文鲜卑领地。这样的看法，还可以在《魏书》的相关记载中，获得进一步证明。

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经四处扩张，在北伐蠕蠕、南攻刘宋的同时，复东北向出兵，连年攻伐占据今辽宁西南和河北东北一带的北燕。太延二年（436）五月，北燕皇帝冯弘势穷东奔高句丽，北燕灭亡。拓跋焘在灭掉北燕之后，遂即在其故都和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置镇营州，作为经略东北的军政基地。此事在《魏书》中，记作“开辽海”“平辽海”或“翦辽海”。《魏书》还载时人歌颂太武帝拓跋焘四出扩张，开疆拓土的功业曰：“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十分明显，这里的辽海，无疑是包括北燕当年掌控的燕北辽西一带的全部版图疆域在内的。

不仅燕北和辽西属辽海地望，十六国北朝以来的辽海，还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一带在内的整个辽东地区。《晋书》卷113《苻坚载记》载东晋太和五年（370），前秦灭亡前燕之际，前秦大将郭庆穷追前燕余烬，宗室大将慕容评奔于高句丽，“庆追至辽海，（高）句丽缚评送之”。又，《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之际（423~452），曾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东之平壤，拜高句丽国主高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太和十五年（491），高琏死后，北魏孝文帝又遣大鸿胪拜高琏之孙高云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高句丽自此岁常献贡。

隋唐之际，曾大举东征高丽，这件事在唐人留下的文献中，常被记载为“有事辽海”。如《大唐新语》卷6《友悌第十二》：“太宗有事辽海，诏（马）周辅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同书卷8《聪敏第十七》载高宗时，“有事辽海，委（监察御史费言忠）以支度军粮，还奏便宜，迁侍御史。高宗问辽东事急，言忠奏：‘辽东可平。’画其山川地势，皆如目见”。《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武则天执政时期，陈子昂在上书言事时曾提到隋炀帝东征高丽事曰：“自总元戎，以百万之师，观兵辽海。”同书卷53《李密传》赞语曰：“隋政板荡，炀帝荒淫，摇动中原，远征辽海”。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金毓黻先生创编《东北丛书》，1933年刊印之际改名《辽海丛书》。受金毓黻先生改《东北丛书》为《辽海丛书》的影响，今之论辽海史地者，多以辽海等同东北。如陈婉先生曾说：“金毓黻编辑《辽海丛书》时曾作考释，结论是‘辽海’可为整个东北之概称。······辽海与辽东的地域含义是相同的，是泛指山海关之外，包括吉林、黑龙江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域。”初国卿也说：“整个东北，即山海关以东地区均可称为‘辽东’，即‘辽海’。”不仅如此，有的学者不但认为辽海的地望涵盖了整个东北，甚至还要超出东北。如顾奎相先生说：“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便有辽海之称，其泛指辽河流域及黄海以北的广阔地区，远逾今日“东北”之所辖地域。”

其实，金毓黻先生当年改《东北丛书》为《辽海丛书》，并没有认为辽海与东北的地域含义是相同的，而是援引称名中常有的“以大赅小”之惯例。编者在《辽海丛书刊印缘起》中说：“命名辽海，何也？······《辽东志》之释辽东也曰：‘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曰辽东。’明人于山海关外概称之曰辽东都指挥司，盖用是义。然则辽海之名，义同辽东，又何疑乎？······称名之例，往往以大赅小，如元人之称辽阳行省，非辽阳一地所能限也。清代之称奉天省，又非奉天一府所能限也。故称辽东而赅辽西可也。称辽海而赅吉、黑亦可也。······此又辽海丛书所以名也。”既然是“以大赅小”，自然是大者为东北，小者为辽海，辽海是东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辽海是东北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称辽海而赅吉、黑”，但并不等于说辽海就是东北，二者是不能彼此等同的。

如果说，1933年《辽海丛书》刊印之际，金毓黻先生在《辽海丛书刊印缘起》中关于“辽海”“辽东”与“东北”之间关系的论述尚嫌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到了1941年，金先生则在其所著《东北通史》中有了极为明确的阐释，文曰：“东北之地，旧称辽东，其源甚远。······辽东之称，扩大于明代所设辽东都指挥司，控制山海关以东之地。······然其时已别设奴儿干都司于松花江下游之地，与辽东都司体制略等。故以辽东一词，包括今东北全部之地，似患其狭。······辽海一词，自唐以来，诗人已尝用之，以概指辽东之地，其名甚古。······唯辽东之名，既不足以括东北，而辽海一词亦同此旨，不待言矣。”

这就是说，在金毓黻先生看来，辽东、辽海的概念均小于东北概念，二者的地域范围均不能与东北全境等同。因此，目前学术界流传频广的金毓黻先生以辽海为东北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会。

既然辽海的地望不可等同于东北全境，那么，它的具体地望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辽海作为历史上中国东北边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地望的划分，应该到其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去追寻。

如前文所述，辽海最初是东汉末年居于内地的中原人使用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用以概指公孙瓒在东北南部地区据以起家的辽东属国一带。这一地域在战国时期，曾为东胡属地。东胡是战国初年先于匈奴而崛起的北方强族，由于它的存在，构成了燕国东北方的巨大边患。战国晚期，燕国启用曾在东胡作过人质、了解东胡虚实的秦开为将，大规模反击东胡，迫使东胡向北却地千余里，史称“秦开让胡”。燕国在秦开让胡之后，在新拓展的东胡故地“置上谷（治今河北怀来）、渔阳（治今北京密云）、右北平（初治今天津蓟县，入汉以后移治位于今赤峰宁城黑水的平冈）、辽西（治今辽宁朝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五郡”，并沿造阳（今河北怀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一线修筑长城以拒东胡，由此开辟了东北行政建置的先河。秦汉之际，沿袭并进一步完善了燕国在东北地区开创的郡县建置，并继续在与东胡、匈奴、鲜卑等族交壤的沿边地带修筑长城。长城沿线以内，是当时的中原王朝通过郡县等行政设置，直接施行军政管理、推行华夏伦理教化的区域，长城之外则属不能直接设官管理的“化外”之地。如果把《后汉书》所载公孙瓒移镇易京之后，其势力范围是南临易河，北通辽海这种具体史实放到战国秦汉之际，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势力消长的历史大背景中来做综合性的观察，我们便不难看出，汉魏语境中的辽海，应是中原王朝所能直接掌控的地域。正因为如此，当年西晋倾覆之际，北族纷纷入主中原，北魏崔鸿论其时局时曾曰“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

如此说来，历史上的辽海，其南缘无疑是起于渤海和黄海海域，而其北境，则大体上是止于战国秦汉长城一线。据有关学者研究，战国和秦汉长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走向大体上是由河北省的围场县东北向进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境内的英金河北岸一线，复东向经敖汉进入辽宁的彰武，继续东向至铁岭后，东南折向新宾、桓仁、宽甸一线，越过鸭绿江，进入大同江以西的朝鲜半岛北部一带。也就是说，古代的辽海地望，大体上包括今天河北省的承德市、内蒙古的赤峰市、辽宁省全境和朝鲜半岛北部一带。

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大体以医巫闾山为界，分为辽西与辽东两个古文化区。其中，辽西古文化区从世界地理区位的角度观察，位于内陆欧亚草原地带东端，地处连接中国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三角区域，属于北方生态敏感区域的农牧交错地带，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燕文化和契丹辽文化的发源地与分布中心，在中华原生型国家文明的起源与续生型国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而辽东古文化区则又大体上以千山山脉为界，分为辽东北区和辽东南区两个亚区。其中，辽东北区是满族和清朝的发祥地，而辽东南区则是古代秽貊系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田野 陈迪

来源：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宋柄燃

校对：朱 琪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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