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小叶丹（1894～1942），男，彝族，原名果基约达。四川省冕宁县（今彝海乡）人，他是四川彝族沽基家的首领；1935年5月，任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队长；1942年6月，遭伏击身亡。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与刘伯承元帅“彝海结盟”四川大凉山地区，有一座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载了这样一段千秋佳话：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彝族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开枪。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担负开路的工兵连遭到了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官兵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但红军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积极向彝族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在本地有声望、有影响的彝族首领小叶丹被红军的满腔热情与赤诚打动了，他决定理解和支持红军的工作。于是，他提出要见红军司令员，刘伯承在彝家海子的水塘边会见了他。小叶丹解释今天与红军为难的是罗洪家彝民，“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当即在海子边并排跪下，对天盟誓，饮鸡血酒。因为没有带酒，即从海子里舀清水代替，结为兄弟。随后，小叶丹派出向导为红军带路，红军在他派出的向导的带领下，顺利走出凉山彝族地区，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彝海结盟也成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
信义比生命更重要
为了感谢小叶丹的支持与帮助，刘伯承买光了全城的酒，在大桥镇一个保长宅院里宴请小叶丹，并赠送小叶丹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委任他为支队长，他的弟弟诂基尼尔拉为副队长。小叶丹再一次被司令员的信任深深感动。他把刘伯承亲手交给自己的这面旗帜珍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随身携带，格外珍惜。红军队伍离开时，刘伯承又送给小叶丹10支步枪，小叶丹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从此，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因伤留下的红军某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坚持了5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红军的抗日力量。
1941年，彝族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国民党要追究小叶丹与红军结盟的罪责，但是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队旗，结果，他被迫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
后来，小叶丹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在大桥镇惨遭杀害。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尔：“刘伯承这样有信有义的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1950年春，冕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从山洞里取出珍藏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把它交到了刘伯承手中。
小叶丹被红军从一而终的做法打动，并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承诺。这份彼此的信义靠什么支撑？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追求的信用、所负的使命。理想的信用关系实质是由道德（信）和仁义（义）支撑的信义关系。而这种信义来自主观的自律，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必须无条件具备的、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约束的，即使付出一切，包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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