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陈果夫、陈立夫为头号特务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特别重视选择特务头目,从来都是将特务组织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于1925年年底,把从美国回到上海的陈立夫召到广州,安排他做了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从此陈立夫一直参与机密事务。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

陈立夫(19002001),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父陈其业。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陈立夫是中统特务机构的创始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机要科划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

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许多政府机关成立特别党部,特别党部的党员证均注明“特字第号”,其中虽有调查科人员,但并非特务组织。

陈果夫(1892—1951),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人。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与其弟陈立夫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当年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地下工作者沈安娜,为掩护身份“特别入党”。所谓“特别”,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委介绍,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特”字。持此党证者,与中统组织无关,只是在党内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而已。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他所希望的特殊作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之兄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科长,调查科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他组织的情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

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充当了马前卒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2年这一期间,有100万以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特殊的偏爱。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政权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曾遭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很看重同乡关系),还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蒋介石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称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

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其留学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蒋介石赞其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风纪的人物”。

调查科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任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首先提倡而被蒋介石大加赞赏的)。陈立夫更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

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心甘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

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导人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因此,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是颇有用意。而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的(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其实核心定义就是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思想被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作为调查科的首要任务。

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他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

他最主张的是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很困难,但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后来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

1930年,蒋介石再次批准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思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诚可靠和精明强干的骨干分子,他们加入调查科,的确使调查科如虎添翼极大地扩充和提高了骨干的质量。

同时,蒋介石认为调查科的基本骨干力量还不够,又特别批准调查科可以自行扩充队伍,人员质量差可开办训练班,可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大城市设立特派员,建立秘密侦查机构;并特别指示调查科要与各地宪兵机构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给调查科和宪兵等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在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明确要求不仅要“反对共产党”,而且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接受了调查科领导人的建议和献计(当然还有国民党其他谋士的献策),在武力围剿的同时,也注意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进行“围剿”,例如,蒋介石批准颁布的若干法令,其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如《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调查科多参与规划。

陈立夫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不要光靠杀戮,要有新的特务手段。他特别提倡“王道”治人,即对付共产党要“怀柔”,注意从组织上瓦解,所以中统在颁布《反省院条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将中统的势力渗进了“反省院”系统。

本来,“反省院”原属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是受高等法院管辖的。陈立夫等人看到“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所以一直主张让中统特务系统直接掌握。

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从1932年始,中统调查科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反省院”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消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这尤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但蒋介石真正感到调查科的分量,始于顾顺章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