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兰、王盛恩丨方国瑜的云南方志编纂活动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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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黄志兰，云南镇雄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王盛恩，河南偃师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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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4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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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以来，方国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的编纂，负责撰写《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部分，考释精良，体例新颖 。方国瑜在参与志书修纂的同时，整理云南地方史料，并评判历代云南方志文献之优劣，编写出《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 两书，为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方国瑜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运用在方志修纂和研究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认为方志属于史书，具有地方史的性质，在方志编纂体例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志书编纂方法上，提出在资料收集上要广搜罗、严考据；在志书内容上，根据云南的具体情况，提出详古略今，意在保存珍贵的云南古代文献，并主张将史书的互见法用于志书编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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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方国瑜；方志学；云南地方史

方国瑜（1903—1983 年），纳西族，云南丽江人， 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他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民族学、边疆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被学界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民国时期，云南史学家继承中国历来的志书修纂传统，共编写出两部省志和 70 余部县市志 。方国瑜参与了《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两部省志以及腾冲、保山、路南等多部县市志的编纂 。他广泛搜集云南地方资料，客观评论历代云南志书，不仅是这些志书修纂的核心力量，还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志书修纂思想，是近现代云南方志修纂与研究转型的推动者 。学界在这方面的针对性研究成果不多，对方国瑜在志书修纂中的具体作用及其方志学思想研究不够，这也是本文努力发掘的内容。

一

初涉志界：

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等志书的修纂

1933年，方国瑜于北大毕业后，其师刘半农敦促其回家乡研习纳西象形文字，途经昆明，时周钟岳、方树梅等人正筹备编纂《云南通志》，他们鼓励方国瑜投身本省方志事业，方国瑜意有所动。次年，方国瑜再次经过昆明，携带《云南备征志》《滇系》等书至北平，开启了他的云南方志修纂与研究之路。此后 ，方国瑜参与了两部云南省志的编写和审订工作，以及腾冲、保山、路南等县志的编纂 ，为近代云南志书的修纂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纂云南通志》是民国时期云南省最重要的一部省志，全书上迄远古，下至 1911 年清帝逊位，有关云南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重要资料尽收其中 ，取材精审 ，是 20 世纪云南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也是研究云南古代史，尤其是民族历史文化及边疆开发史、疆域沿革史的重要文献。方国瑜于1933年开始进入云南通志馆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负责编纂《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部分，所谓“分纂建制沿革、金石文 字、宗教、族姓诸目”同时参与《方言考》等篇的审订与整理。方国瑜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就读 ，跟随章太炎等学者攻读校勘学、目录学以及金石学等课程，并得到吴承仕、 黎锦熙等学者的指点，有着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加之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自然在《云南通志》的编纂中能胜任“考”这一部分的 编写。他所编纂的相关篇章，史料丰厚，考释精良，体例新颖，既继承了前人志书编纂的优点，更有许多超越前志之处。

《新纂云南通志·疆域沿革》分为《历代建置》《历代建置考释》《历代沿革图》和《历代建置沿革表》等四部分，由浅入深地剖析了云南古地名的沿革，阐明云南历代疆域沿革相关问题。《历代建置》（三卷）对云南每一时期的政区沿革做了梳理，方国瑜开篇即点明云南从秦汉开始便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两千年间建置之因革备见于诸史地理志与补志”因此，他在编纂时多摘录各史书的地理志与补志，“录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附于盖阙之义”，对于无法断定的内容存而不论，极为科学严谨。方国瑜还统计了云南历史上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居民分布等情况，援引各志互为补充，实际将此部分编写成了云南的“建置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诸志中无详细记载的爨部、南诏和大理时期的建置沿革，方国瑜搜集了大量史料，尤其是云南这一时期的金石碑刻资料和元代记载云南地方史志之书，一一列举历代史家的不同观点并加以评论，“重理前志所说，为之考释。是者从之，非者辨明之”“若臆说无理者，则存而不论也”。他编写的《历代建置考释》（四卷），弥补了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缺失的空白。方国瑜对每个地区的考释从五个方面进行，“一为民族之分布，二为历代之分治，三为郡县之分合，四为水道路程之所经，五为山岭平原之地形”方国瑜将山川、河流、平原变迁更替的资料及民族史料作为云南建置沿革研究的参证，这 无疑是一种科学而全新的研究角度和参证方法，体现了方国瑜在考证过程中对人地关系的全面思考。《历代沿革图》（一卷）和《历代建置沿革表》（一卷）的编纂是方国瑜修志的一大创新。前者包括周秦部族图、西汉郡县图、清代绿旗兵驻防图等凡 22幅，创新之处有二：其一，制图采用了精良的测绘技术和制版之法，相较于采用星宿定位的旧志绘图更加科学准确；其二，每幅图都标有比例尺，均为1：2700,000，注明经纬度，以便于查阅。后者将云南名目繁杂的建置清晰化，方国瑜认为“自汉以来，云南之建置名目繁多 ，难以一目了然。为表驭之，庶可清醒眉目”便分制“汉晋设郡表”“汉晋设县表”“隋唐以后设治表”“元明清建省表”“历代设治表”等五个总表，总表之下又有子表，表格之前有简述内容的文字和对绘制方法的介绍，条理清楚，主次分明。以上《疆域沿革》中志、考、图、表的紧密结合是方国瑜方志编纂体例上的一大创新，在历代志书中都未见先例，弥补了前志在这方面的缺漏与局限。

《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共有二十卷，在《新纂云南通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历代云南省志编纂很少设置金石专目，只有道光云南志于“古迹”类设了“金石”这一小目，附在“艺文志”之后。方国瑜学习借鉴王昶编写《金石萃编》之法，将《金石考》编写成一部汇编前人之作，辑录自汉至清末的云南金石碑刻史料数千件，多有创获。首先，在金石史料的分期上，方国瑜从云南历史发展逻辑来把控，将云南金石分为三个时期：自汉至唐天宝年间为前期，南诏大理为中期，元明清为后期。其次，在著录内容选取上，重要程度不同的金石史料有不同的著录方法。云南金石史料时间跨度大且数量众多，《金石考》篇幅有限，方国瑜认为重要程度不同的资料应有不同的著录内容：最重要的金石史料不仅收录其文字和题跋，还有这些器物的影印和图像；次要的金石史料著录其文字和题跋；再次要的金石史料就只著录文字；其余的金石史料只收进目录，其内容不再著录。方国瑜还指出，金石史料重要与否的判定由其时代及数量的多寡决定。元代及以前云南的文字资料相对较少，金石碑刻资料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他用大量笔墨考证元代及以前的金石资料；明清时期的文字资料相对较多，他对这一时期金石史料的记载则相对简略。最后，在著录方式的选择上，不同的著录方式由每则金石资料存佚情况的不同决定。有的金石史料保存良好，方国瑜便著录它们的拓片或照片，若拓片模糊不清，参考他书记载也无法识别的文字，方国瑜用“□”代替，疑则传疑；有的金石史料虽已佚，但前人看见过原物，并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方国瑜便将这些文字记载全部录入；有的金石史料前人记载过于简略，读之也不能了解其详细内涵，汇为“待访”，希望今后有人做进一步探究。此外，还有“待考”“附载”“存疑”等，均是方国瑜基于金石史料本身的保存情况进行的合理分类。《金石考》的编纂填补了云南历代志书未有“金石”一门的空缺。方国瑜对于著录内容及方式的选择，使得内容繁杂的《金石考》呈现出条理清晰的脉络，最大程度还原了金石之上的云南历史。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共八卷，其中对佛教的考释编为七卷，对天主教和“一赐乐业教”的考释为一卷。方国瑜认为佛教早已遍及云南各地，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中，而道教模仿了佛教的各种仪式，因此只设佛教考，论述佛教在云南的发展源流。天主教、“一赐乐业教”及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云南存在的时间较短，因此只设一卷介绍他们的传播及清初一赐乐业教徒的入仕情况。《宗教考》的编纂体现了方国瑜云南志书编纂与其他学者志书编纂的不同，方国瑜侧重阐释云南宗教的沿革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云南佛法兴衰、僧人做官、士大夫入教和庙宇兴建等内容的记载，史料翔实，是云南宗教研究的开山之作。

《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共四卷，初稿由袁树伍编写完成，后由方国瑜修订、重写。《族姓考》有《氏族之衍变》和《世系》两部分：前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云南各族的历史演变，具有大纲的性质；后者梳理了滇世系、夜郎世系、南诏世系等对云南历史影响较大的氏族世系的历史，指出这些氏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南其他诸族的发展。不同于之前历代志书侧重记载汉族的历史，方国瑜在《族姓考》开篇就点明了其编纂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满、蒙、汉、回、藏、苗及其他民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 ，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民族平等是贯穿《族姓考》编纂始终的主线。《族姓考》可以说是一部“云南民族考”，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1945 年，云南通志馆开始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方国瑜负责编写抗日战争部分，编有“滇军出征篇”“滇西战事篇”“越北受降篇”等篇目。这是方国瑜首次了解云南的抗战情况，此时他对战事的了解还只停留在纸质资料上。1946 年初，保山旅省同乡会邀约方国瑜等人纂修《保山县志》，方国瑜在保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实地探察芒市、腾冲等抗日战场，收集滇西抗战相关资料，回到昆明后走访滇西抗战亲历者，最终写下了15万字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对《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的自我评价是“不一定能作为足以传世的征信录”，但客观来讲，其中有不少资料是他亲赴战场调查访问搜集到的，是珍贵的实地考察成果，或可作为一份文史资料供史地研究者查阅。此外，方国瑜还参与了《腾冲县志》《路南县志》（未刊行）等县志的编纂，分别编写了县志的大事记和附录，丰富了自身的志书编纂实践。

方国瑜等人的修志活动将云南修志事业推上了一个高峰，在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方国瑜本人而言，长期的志书修纂实践不仅使他认识到云南地方志对云南史地研究的作用与意义，也让他看到云南志书资料的散乱以及对其进行整理的重要价值。

二

深稽博考：

整理评价云南方志资料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乡邦文献整理成为人们寄托故乡之思、激发爱乡爱国之心、凝聚国家认同的载体。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内容大多收录在历代史家编纂的总志云南卷及云南地方志中，这些志书成为研究云南历史很重要的文献资料。鉴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散乱，方国瑜在修纂志书的同时开始整理云南地方史料，并评判历代云南方志文献之优劣，编写出《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两书，为云南地方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代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艺文志》曾著录记载云南史事之书，自汉迄明凡 21 种，包括少量方志书目，略具解题。其后，清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仿效《汉书·艺文志》体例，设有专目著录记载滇事之书、滇人著述之书及金石文字，分专题编录云南史料，其中收录了元明时期的云南志书，具有辨章学术的作用。近代以来，云南籍学者开始对本土文献进行整理，对云南历代方志的著录和研究也有序进行。李小缘所著《云南书目·方志之属》与梁之相编著的《云南方志考》是云南方志目录专门编纂的开始，掀开了云南方志研究近代化的帷幕。方国瑜在前人重视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史料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的观点，认为方志目录亦同样是进行方志研究的基础。相对于以往云南地方史料“解题亦录旧文而加删削，可取无多”的情况，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下简称《概说》）对历代云南地方文献的解题更加全面和客观。

《概说》考证辑录从秦汉至明清以来涉及云南的史料，包括极为重要的方志史料。该书包含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两部分，“各时期之撰述为文献资料”，分为汉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两宋时期、元时期、明时期和清时期五卷进行撰述；“各时期的实体及原件为文物资料”，分期同于文献资料。该书各卷以内容分类，有传记、政事、纂录史事、地理志、旅行记、诗文集等篇目，各类之中以时间为顺序著录书目和文物。这样严谨的类目设置，颇便于全面收录各个时期的各类史料，为人们提供了最为全面、翔实的云南地方史研究资料。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可以直观看到一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史。就云南方志史料而言，《概说》对云南历代方志进行了拉网式梳理，考证出大量亡佚方志，观之可知云南方志发展的清晰路径及存佚的具体情况，厥功至伟。

汉晋时期云南志书较少，大都早已亡佚，方国瑜列“地方史志之属”将《哀牢传》《永昌郡传》《南中八郡志》《南中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五本志书收录其中，另外将纪传体史书中有关云南地区的“地理志”也列为方志类，使云南方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系统，共列出《汉书·地理志》西南诸郡、《南齐书·州郡志》宁州等凡六部，扩大了方志目录的著录范围。唐时南诏应朝廷要求绘制《南诏图志》，宋时大理亦编制并呈递《大理图志》，唐人樊绰所著《云南志》为记载云南史事之专书，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云南志书。方国瑜将《南诏图志》《大理图志》等四部志书列入“地理志之属”，将《云南志》《西洱河风土记》《桂海虞衡志》等六部志书列为“地方风土志之属”。

元代云南建省，《元一统志》将云南行省的地理沿革详细编入，李京编写的《云南志略》是其在云南为官期间写成的一部专记云南山川地理、土产风俗的纪实之书，另外还有《元史·地理志》、任中顺编《云南图志》以及刘应举编《混一方舆胜览》凡六部涉云南史事的著作，方国瑜收录于“地理志之属”。从明代开始，云南志书编纂在朝廷的要求下开展，政府设立志馆聘任文人修志，官修省志，成果斐然，云南方志的编纂飞速发展。方国瑜列“地理志之属”收录明代所修总志六部，包括《明史·地理志》云南布政司、明《一统志·云南志》等；收录明修云南省志八部，包括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和《滇略》等；收录明修云南府州县志 66种，有《云南府志》《昆明县志》等；还收录有《云南山川志》和《叶榆檀林志》等 11 种专志。清代是云南方志修纂的鼎盛时期，朝廷几次修一统志，对各级志书的纂修监督甚严，不仅朝廷组织官修志书，许多私修志书也层出不穷。方国瑜列“地理志之属”收录清修总志 5 部、清修云南省志 10 部、郡邑志 1 部，以及赋役志、山川志等 6 种专志近 50 部。方国瑜对云南方志的整体梳理成果斐然，《概说》中收录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方志，在还原云南方志发展多样化面貌的同时，将云南方志目录的编纂推上了高峰。

作为一本解题目录著作，《概说》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方国瑜对每部史料所做的解题，即“概说”。目录学的终极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说》即是方国瑜发挥这一目录学功用的依托。他以“不淹没前人，要超越前人”自勉，在解题中“备录所知旧说，意图有所发明”，对云南史料之来源、史料之阶级性进行论述。方国瑜对云南方志史料的研究不局限于对方志文本的字面解释，而是更多地从目录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方志进行批判性研究，除厘清方志本身的诸多问题外，还进一步阐释每部方志背后的撰述意图。

方国瑜认为对史料进行批判性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从研究史料本身出发，考究史料的来源、撰述历程、意图以及体例与版本源流等问题，“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与撰人之活动”，以确定史料本身的价值，这是研究云南史志的一项基础工作。如《概说》将《哀牢传》定为云南的第一部志书，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方国瑜对《哀牢传》成书的背景进行了考察，明确云南志书编纂起源于汉。在方国瑜看来，汉代开辟西南，以一部族范围设郡县治理，任命太守、县令等地方官员，以土长为王侯，共同管理一郡。至东汉时，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哀牢传》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方国瑜对《哀牢传》的编纂者和编纂意图进行考察，明确了《哀牢传》产生的历程。杨终作为东汉明帝时期的“校书郎”，又是哀牢郡上计吏，作《哀牢传》是为迎合明帝想要了解哀牢郡的情况，“蒙封建朝廷之赏识”。此外，方国瑜还考察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体例和史料来源，指出其内容大多录自前志，众编者“博访而统观，穷搜而远探”，以致“文虽简略，惟现存志书完备者，莫先于此，多可供参考也”，诸如此类的评说还有很多。

其次，要“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方国瑜认为，所有的史料都有其编纂意图，都带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阶级烙印。云南特殊的历史、地理和民族状况，导致其在正史记载中多受歧视，如班固《汉书》中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四库馆臣将樊绰《云南志》称为《蛮书》等，都须对其进行分析批判。方国瑜强调考察史料阶级性，其实是要批判历代史家“异内外”“别夷夏”的观点。作为一名中国边疆学者，方国瑜从小接受文化认同教育，早就使其具有高度“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将祖国视为自己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方国瑜编写《概说》，深感“历史遭到歪曲污蔑，真相被隐晦”。他提出“中国历史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历史”，不应有内外之分，不应有夷夏之说，更不应将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应将加诸云南史料上的大民族主义色彩、阶级偏见统统剥离掉，方能揭示历史真相。略例方国瑜以深厚的学术功力，辑录云南方志史料，评说其是非得失，是云南方志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

《云南史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一部全面搜罗云南史料的大型丛书，该书原本是方国瑜继《概说》之后开始编纂的，他离世后，《丛刊》由郑志慧、徐文德和木芹等人合力完成。《丛刊》收录了散见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有关云南地方史事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近 400 种（部或篇），囊括了几乎全部的云南方志史料。《丛刊》中每一部方志史料的著录都分为三个部分：正文之前是方国瑜所做的“概说”，大多出自《概说》，考察史料的来源和史料的社会性（阶级性）等问题，“结合史事，发抒意见”；正文部分全面收录方志史料原文，前人对方志史料的注释和集解等也一并收录于原文献之后，不抹去前人的研究结论；史料正文之后有木芹等人作的“后记”，对史籍的版本流传、史料鉴别和选择等做出说明，对方国瑜言有未尽之处做适当的发挥和补充。《丛刊》中的“概说”和“后记”之间互有照应，相得益彰，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新颖的体例反映出方国瑜及众编者对每部文献全方位的思考。《丛刊》收录的史料囊括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地方志等多个领域，是一部涵盖云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历史的大型资料汇编，其对云南方志史料的收集也最为全面。

三

自出一家：

方国瑜云南志书修纂的理论与方法

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近代以前的历代志家修志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几乎所有志书都以“资治”作为第一要义。近代是新旧更替之时，“民主国，民为重也”，民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方志学领域引起了修志宗旨的变化，而修志宗旨的变化又使得人们对方志性质、志书编纂方法等有了新的认识。方国瑜的方志学理论与方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一）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看待方志修纂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方国瑜原创理论之一，是其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前提条件，也形成了方国瑜方志研究的独特视角。他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指导，将云南方志置于中国方志的整体范畴下进行研究，把云南历史与中国历史牢牢连接在一起，认为自秦以来云南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中的一环，云南的历史发展自始至终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体现了方国瑜作为一个边疆学者所拥有的爱国情怀。

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思想在云南方志的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既把握了二者发展的整体性，又关注了云南方志发展的独特性。首先，探讨了中原方志文化对云南方志文化的影响。“以汉族为主流的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形成中国体系的文化，在中国整体之内，起着主干作用”，虽然西南地区有时候不受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仍然密切相连，云南方志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方志的产生与发展保持一致。一是中国的方志产生于两汉之际，并逐渐蔓延至汉族政权势力范围之内，方国瑜考证出云南最早的一部方志是产生于东汉时期的《哀牢传》，此时的儒家文化在云南已有较稳定的根基，方国瑜看到的是文化整体性的发展。二是对方志史料的整理研究自方志产生以来便已开始，大多被收录于正史“地理志”中。有学者指出，“方先生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归为方志类，丰富和系统了云南方志的内容，同时反映了方先生对方志的理解”。方国瑜所编的《概说》将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地理志”所载的云南方志史料析出，便是从国家层面的整体视角来整理研究云南方志史料的代表。当然，方国瑜并非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等同于方志，二者在性质上并不能画等号，但他认为二者的史料来源多有重合，这对于了解云南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元代建省之前云南史料较少的这一时期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中国历史发展不平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唐宋时期，由于云南处于南诏和大理国割据状态，学术发展情况内地文献记载无多，这是云南学术史上一段‘难以细加描述’的空白时期”。方国瑜则认为这是对云南学术研究一个很深的误解。他在《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樊绰的《云南志》、梁建方的《西洱河风土记》及《大理图志》等对南诏、大理时期的社会情况均有大量文字记载，这些志书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云南方志文化连续不断发展的体现，也是云南独特政权形式之下特殊的文化产品，不能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就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二）对方志性质和体例的认识

在方志学理论的探讨中，方志性质问题最先被提及，它关系着方志的功用、内容、体例和编纂方法等诸多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方国瑜就在《纂修丽江志私议》一文中对方志的性质发表了自己看法，他认为“地方志书，所以补国史之不足；国史载其大者，志书载其小者；量不同质则一也”。他认为“志”就是“史”，“史”就是“志”，两者只是层次上的不同而已，并无本质的区别，“志书应待做国史之一支脉”。方国瑜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与同时期许多志家的见解不谋而合，翟宣颖就称“方志者，地方之史也”。既然方志属史，其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方国瑜认为方志之作是为了“彰往察来，有裨实用”，志书的首要任务是“经世”。方国瑜认为的“经世”与历代旧志所倡有所不同，而是目光向下，关注民生。《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便革除了前志疏于民事之弊，设置了“交通”“方言”和“宗教”等全新篇目，全面关注云南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

注重方志体例的创新是方国瑜对方志编修的又一理论贡献，他主张新修方志要在体例上与现行制度相符。可以说，时代的变迁、政治的变化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使方国瑜认识到旧志体例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他便吸收章学诚《湖北通志》等良志的体例优点，将《新纂云南通志》分为“记、图、表、考、传”五篇。“记”是志首所列的大事记，以编年体记载本省的大事始末，使人“一览了然”。设“图”与“表”作为阅读的辅助工具，以“互见法”搭配使用，使志书详略得当且形象直观，省去文字连篇累牍带来的乏味，增强志书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志书的可信度。“考”是《新纂云南通志》的主体部分，“交通考”“金石考”“族姓考”等的编纂都是以往旧志不曾有的。方国瑜“族姓考”的编纂体现出他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思想，对各世系的考证研究是从整个中国历史和云南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不是将各民族孤立起来研究，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民族排除在外。“传”不再是世家大族的“族谱”，也不再是上层人士的专属。例如，“列女传”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女性立传，而不再局限于“贞洁烈女”；“实业传”收录吴尚贤等 13名实业家的传记，突破旧志“耻言利，遂不列货殖一门”，弥补了旧志的缺漏。总之，方国瑜编纂和修订后的《云南通志》，体例更加完善，有许多反映社会生活、经济状况的新志目，实乃创新之举。

（三）对志书编纂方法的探讨

关于修志资料的搜集，方国瑜主张“搜罗必广，记载必周”。方国瑜拥有极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他编纂志书，讲究详尽占有史料。他的资料收集主要有两个途经：一是实地调查，二是博录群书。方国瑜很重视实地调查，在编写《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时，他就曾深入保山、腾冲等地实地调查，走访亲历战争者，全面占有第一手资料。博录群书是方国瑜收集资料的另一途经，他不仅从文献记载中摘录资料，而且运用小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广泛搜求史料。在编写《历代建置考释》时，他从云南民族史料和地理沿革史料中进行摘录，将这些资料作为云南建置沿革的辅证材料；在编写《金石考》时，他将李根源等人搜集的金石资料和史书中所见的云南金石资料等汇入其中，更致信全国，征求散落各地的云南金石资料，搜罗范围之大可见一斑。

关于修志资料的运用，方国瑜主张“严密考证，旁征博引”。他主张，志书修纂应辨明史料产生年代、史料来源以及史料真伪等问题，然后方可运用。在论及社会状况变动很大的南诏史研究时，方国瑜指出，记载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史料，年代往往模糊不清，在运用时必须考证其编纂的具体时间以及来源的可靠性。在方国瑜看来，《通典》、樊绰的《云南志》和《新唐书·南蛮传》是不同时期的记录，所反映的云南社会情况不同，不能因其均记载南诏史便将其糅合在一起，而应辨明具体情况后方可运用。

关于志书内容的详略，方国瑜主张“详古略今”。方国瑜的这一见解有着特殊的意蕴。云南史料，唐以前存世极少，弥足珍贵，必须详尽利用，以丰富志书内容，所谓“国史载其大者，志书载其小者”，与史书编纂“详今略古”不同，云南志书编纂必须“详古略今”。例如，他编写的《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重在记载云南佛教的源流，对于晚清民国在云南盛行已久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只进行了简略记载。方国瑜修志“详古略今”的背后，体现出他为完善云南历史资料所做的努力，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方国瑜力图为历史上的云南寻找立足之地和归属。

关于志书编纂的方法，方国瑜主张运用“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史书编纂法，将一个人的事迹或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详于彼而略于此。方国瑜修志时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一编纂手法。《新纂云南通志·历代建置一》在阐述云南疆域沿革的基本情况时，简单提及滇国、夜郎等云南古部族的历史，在小注里注明“详见《族姓考》中”；在《历代建置考释一》中，方国瑜指出云南民族分布的演变情况可以与建置沿革的变迁相对勘，对于云南民族具体的分布情况则“别详于《族姓考》中”。方国瑜将“互见法”用于志书修纂，使志书更具史书的特征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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