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塞兰坡差会传教模式对全球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引言

董方宁称十九世纪为“伟大的世纪”，并做了更加细致的区分，将1792年至1810年称为“欧洲人的兴起”阶段，1810年至1832年为“美国人的加入”阶段，1832年至1865年为“重要的时间和传教士”阶段，1865年至1910年为“殖民差会的黄金时期”。

浸礼会塞兰坡差会横跨第一和第二个时期，对于十九世纪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浸礼会塞兰坡差会所建立的传教模式对于漫礼会在全球的宣教事业、欧美不同教派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大觉醒以及西方差会来华和南洋地区的宜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在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存在着西方优越感和对东方文明的理解偏见等问题，塞兰坡差会的传教士们也未能幸免。

一、促进了浸礼会全球宣教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塞兰坡差会是浸礼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差会，为此，它的成功与否对于浸礼会而言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在牙买加差会建立前，塞兰坡差会一直都是浸礼会唯一的海外差会。它在印度开展的传教实践活动和经验对浸礼会总部开拓更多的海外传教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虽然从1815年开始，浸礼会青年一代传教士在加尔各答建立差会，并逐渐脱离塞兰坡差会。

根据斯坦利博士在其著作《浸礼会历史(1792-1992)》中的记载,浸礼会在全球宣教事业基本上都是按照塞兰坡差会所开创的模式进行的。“就浸礼会在中国山东和山西地区两地的传教工作而言,他们也基本延续了围绕某一个中心城市开展宜教的模式，并十分重视圣经的翻译。以马士曼和拉沙译文为蓝本，1852年《胡德迈部分译本》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到1912年,美南浸信会已经建立起以广州为传教总站，下辖肇庆、英德(客家)、梧州、澳门、江门及桂林六个较大的中心布道区，在中心布道区下再设若干基址，从而在空间分布上形成相互呼应的传教网络。西洋传教士、华人教牧和信徒之间相互流动，分享传教资源。

其次，1813年前，由于时常因为各种原因遭受到东印度公司的限制和打击，塞兰坡差会将宣教的地理范畴进行了扩展。与传统上只在英国管辖区域内宣教不一样，塞兰坡差会开始进入不丹、缅甸、锡兰开展宣教事工。

根据他们宏伟的计划，他们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事业，包括进入尼泊尔、阿富汗、我国西藏等地。正是因为他们还有未完的事业，对于亚洲地区宜教的愿景成为了浸礼会后期差派传教士进入中国等地开展宜教工作的基本蓝图。

尽管早期新教传道会基本上都延续了总部控制型的差传模式，但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传道会开始更多强调本地的教会的独立性。就浸礼会本身而言，他们后来在牙买加的差会寻求和塞兰坡差会一样的独立性时，浸礼会总部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请求。可见，差会与所在传道会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推动了西方传道会对亚洲地区宣教的视

十八世纪，以公理会为主的牧师们兴起了一系列试图恢复宗教热情和投入的活动，通过布道等方式唤醒人们的基督信仰，一般称为“第一次大觉醒”。

在十九世纪初，塞兰坡差会与当时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各教会的关系密切，对于欧美各宗派传教事业有促进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塞兰坡差会引起和推动了美国各教会开始关注亚洲各国，1820年以后，浸信会和卫理公会迅速发展，开始差派传教士远渡重洋前来宣教。

首先，英国浸礼宗地方教会联合会成立浸礼会，引起欧美教会的关注，纷纷效仿成立面向海外的传道会。在浸礼会建立之前，欧美主要的新教传道会包括摩拉维亚弟兄会、英国基督教知识传播会等。

凯瑞等人于1793年前往印度宜教以及塞兰坡差会的定期报告，无疑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教会对亚洲宜教的兴趣。不过，相比英国传道会而言，美国早期建立的传道会主要是面向北美地区印第安人和本地土著,直到1810年美国公理会差会的建立。

其次,凯瑞等人在印度的宜教工作,激励了在美国向印第安人宜教的传教士的热情和信心。正如董范宁认为，1810年至1832年是美国参与的时代。最初，美国对于宜教事工的参与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包括美国西部前线和印第安人部落，主要是一种跨文化的境内宣教。

由于英国传教士赴印度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拦阻，他们的行程不得不取道美利坚，而差会与浸礼会总部的有关信函也主要通过美国费城的威廉·罗杰斯和纽约的约翰·威廉姆斯转送。“通过书信往来，美国教会与英国在印度的传教士不仅建立联系，也建立了友谊。

根据《塞兰坡信函》记载，美国著名的印第安人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Williams)在十九世纪初与威廉·凯瑞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了解双方各自宜教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当然，凯瑞及塞兰坡差会也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福音派的杂志经常刊登塞兰坡差会的信函，其中一些美国教会为塞兰坡差会筹措资金,比如在1806年至1807年募捐了6000美元,1810年募捐了4650美元。

1812年，美国浸礼宗教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了“圣经翻译与外方传道会”支持塞兰坡差会的圣经翻译工作此外,沃德在欧美巡回旅行期间，在美国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为塞兰坡差会募得建立塞兰坡学院的资金，只是由于浸礼会的介入，而未能如愿转交给塞兰坡差会。

最后，受塞兰坡差会的激励，美国开始组建传道会，进入亚洲(主要是东亚和南亚地区)宜教。威廉.甘默尔指出，“当时，凯瑞、马士曼以及沃德以及在塞兰坡的整个英勇的团体的信函开始在美国广为传播。

前美国浸礼宗教会对于英国弟兄们在印度塞兰坡建立的差会常常怀有同情和怜悯之情，如今他们卓越的成功引起了整个基督教世纪的关注。”为此，在1812年,仅在波士顿和塞伦(Salem)两地，不同宗派的人们就募捐了4650美元，以支持塞兰坡差会的圣经翻译工作。

可见，基督教世界对于使外邦人皈依基督教的兴趣已经被唤醒了，尽管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塞兰坡差会的事迹也激励美国教会开始组建海外传道会，其中对于美国浸信会的影响最大。

1810年2月，耶德逊决定成为传教士，去向异教徒传福音。耶德逊与同学们共同为此目的祷告。同年6月28日，麻萨诸塞州教牧协会开会，耶德逊、戈登·霍尔和诺特等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神学院的一批毕业生提议成立美国海外传教会，得到接受。

1812年，美国公理会差会全称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是第一个美国基督教归正宗海外传教机构。耶德逊、赖斯等五位传教士成为美部会最早传教士。1812年6月17日，耶德逊抵达塞兰坡，他们到印度的原因，是希望向英国“远方宜教之父”威廉·凯瑞学习先进经验，并在那里合作宜教。

受塞兰坡传教士的影响，于9月6日由凯瑞的同工沃德为耶德逊施洗。不久,赖斯也表达了皈依浸礼宗教会的决定，并于同年的十一月接受浸礼。他们写信给美国的国外宜教协会，说明自己改奉浸礼宗的理由，但仍维持良好关系。

到1840年，美部会已经进入下列地区:印度(孟买地区)、锡兰北部的贾夫纳半岛、桑威奇群岛(夏威夷),东亚(中国、新加坡和暹罗)、中东(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波斯)以及非洲。

而对于美国浸信会而言，耶德逊等人在缅甸开展的宜教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果效，后人将耶德逊称为“缅甸的宜教之父”。可以说，英国福音派传教士的努力勾起了美国基督徒的幻想。

他们在南亚地区的宣教工作，让美国基督徒认为“自从使徒时代世界最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不难发现,浸礼会塞兰坡差会可以说是连接第一次大觉醒和第二次大觉醒的重要纽带。

结言

北美和英国第一次大觉醒对浸礼会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浸礼会塞兰坡差会在印度开展宜教工作，反过来也推动和促进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教会开始更多地关注本土以外地区的宜教工作，井最终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教会一起推动了全球的宣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