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土匪有多难打？大将陈再道指挥15万大军，近半年才肃清

1949年春，时任中原局第二书记的陈毅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写道:“我党足迹遍全中国, 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 可举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阳、陕县、禹县等地为代表。”
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子恢也指出:“ 中南各省历来便有匪患, 尤以豫西, 土匪为患最烈。”

1949年5月，河南全境解放，是中南地区最早解放的省份。但是，在豫西的伏牛山区和豫南的大别山区里，还残留着5万多名土匪武装，这些土匪在国民党特务的串联下，纠集溃兵游勇、反动地主武装，组成所谓的“剿总指挥部”、保安团、自卫队，到处杀人放火、暗杀袭击、阴谋暴动，严重影响了河南的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以及新政权的建立。

1949年7月，为了剿灭匪患，河南军区部队在司令员陈再道的指挥下，投入15万大军，历经多次清剿终于彻底将匪患剿灭。这15万大军中，既包括河南军区的独立团、警备旅等地方部队，也包括58军、42军、骑兵第5师等野战部队，可以说，河南的剿匪行动规模和难度不亚于一场正规战役。

原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河南的匪患主要可以分为两股，一是豫西的陕州、洛阳等地和南阳地区的伏牛山区土匪，二是豫南信阳、潢川等地的大别山区土匪。豫北的安阳、新乡等地的太行山区匪患也非常严重，但豫北在当时隶属于平原省，不属于河南省的范围。此外，许昌等山区与平原交界处也有较大势力的土匪，但匪患肆虐程度稍低，豫东平原地区虽然也有土匪，但势力较小。

1949年河南地图

平原省地图

伏牛山区的土匪多是陈年顽匪和反动地主武装。比如所谓的豫西“剿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一师师长李子奎，此人是豫西有名的惯匪，为害灵宝二十五年，无恶不作，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灵宝惨案”，手上仅人命就有500多条。李子奎在解放前被胡宗南由灵宝县保安团团长升为新编第四师师长，他凭借着这个名头到处收拢小股土匪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在我军清剿之前已经有了四五千人马，是伏牛山区北部最大的土匪势力。

盘踞在南阳的“剿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师师长任泰升则是伏牛山区南部势力最大的土匪，任部有4000多人，盘踞在以淅川、西峡为中心的宛西地区。任泰升在解放前名为淅川县保安团团长，但实际上也是和李子奎一样的陈年顽匪。

豫西地区除了李子奎、任泰升这种陈年顽匪外，还有反动地主武装。这些地主武装多由国民党败退后留下的特务组建，并接受李子奎、任泰升、程秀芝（豫西“剿总司令部”司令长官）等人的指挥。比如，国民党灵宝县党部书记长王鸿业组织了一支3500余人的反动武装，卢氏县由伪县长杨春亭指挥的所谓的“保安团”也有400多人。

大别山区的土匪虽然没有伏牛山区的猖獗，但人数更多，且由国民党派遣高级将领统一指挥，危害性并不比伏牛山区的土匪低。

国民党在败退大别山后，留下了皖北行政公署主任、保安司令和一大批特务，他们纠集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当地惯匪，拼凑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一度控制了大别山区的十八个县。后来，白崇禧又把92师师长汪宪调来，并给配备了电台。汪宪与当地巨匪袁成英勾结，在安徽金寨成立了所谓的“鄂豫皖自卫军司令部”，用重金网罗了一大批反动民团和小股土匪，人数最多时有两万多人，活动在以金寨为中心的十几个县，其中包括潢川专区的固始、光山等县。

1949年7月1日，河南军区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剿匪动员令，命令全体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麻烦，将土匪彻底肃清”，这意味着，河南的全面清剿匪患行动正式开始。

河南军区集中了河南军区所辖部队（包括第58军）、第42军和骑兵第5师，共15万大军。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全省剿匪委员会，将全省根据匪患严重程度分为重点区和一般区，豫西的南阳、洛阳、陕州和豫南的信阳、潢川以及鲁山、南召被列为重点清剿区。重点清剿区由当地军分区部队配合野战部队和军区直属部队清剿，除重点清剿区以外的地区为一般区域，主要以军分区部队负责，并配合重点区的统一行动。骑兵第5师师部及骑兵第14团、15团则作为机动力量，协助各地区清剿。

同时，省剿匪委员会确定以豫西的陕州、洛阳为全省剿匪重点。豫西成立陕洛工委与指挥部，直属省委、军区领导，以军区副司令文建武为书记兼政委，42军副军长赵东寰为第一副书记兼司令员，统一指挥42军124师、125师、155师及河南军区独立第8团、第9团、第10团和陕州、洛阳军分区部队，负责清剿伏牛山北部、西部的匪患。

开国少将赵东寰

南阳地区由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统一指挥173师、174师和军区独立第14团、15团及南阳军分区部队，负责清剿伏牛山南部、桐柏山北部的土匪。

许昌地区由军区警备第2旅旅长蔡爱卿、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刘丰生分任正副指挥长，指挥警备第2旅及军区独立第13团、南召独立营等部队，负责清剿南召、鲁山等地的“铁血自卫团”李开元部等土匪武装。

开国中将孔庆德

经过七、八两个月的连续清剿，豫西和豫西南的大股土匪基本上已被全歼，所谓的豫西“剿总司令部”司令长官程秀芝及三个师长李子奎、任泰升、谢泽民及反动地主武装的保安旅长王作章等人均被我军击毙或俘虏后经公审枪决或只身逃窜，只有少数顽匪逃窜到栾川、嵩县的大山之中。

在豫西清剿的同时，豫南也开始了剿匪。

潢川地区由42军126师长胡继成、潢川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分任正副指挥长，统一指挥126师、军区独立第6团、第7团及潢川军分区部队，负责大别山北部山区和洪淮地区的土匪。信阳军分区统一指挥军区独立第4团、第5团和骑兵第5师13团、军区独立团以及军分区部队，负责清剿本地残匪。

开国少将熊作芳

但是，由于大别山地跨鄂豫皖三省，有利于土匪隐藏和流窜，仅靠河南一省清剿，很难将其剿灭。1949年8月，鄂豫皖三省根据华中军区（后来的中南军区）的决定，联合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在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三省分别出兵、分别负责，联合行动。按照分工，河南军区负责肃清大别山区北部匪患，随后，潢川军分区成立大别山北线剿匪司令部。

1949年9月5日，根据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的命令，三省剿匪部队同时发起进攻，于9月17日全歼大别山区土匪，只有极少数漏网之鱼隐蔽在三省交界处的固始、商城、麻城等地。

在重点区清剿的同时，一般区如郑州、陈留、商丘、淮阳等军分区也进行了清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清剿，河南全省的大股土匪已被全部肃清，但小股土匪仍然存在。同时，残匪变得更加狡猾。导致又有了一些新的情况出现。

一是仍有小股土匪隐藏在大山深处或省界负隅顽抗，除了上面说的豫西的栾川外，鄂豫陕交界处的淅川、豫陕交界处的灵宝、鄂豫皖交界处的固始、商城等地均有残匪活动，还有一些残匪改名换姓分散隐蔽在亲戚朋友家中或移居外地，这都给彻底清剿带来了困难。

二是残匪变得更加凶残，到处搞暗杀、造谣等破坏行动。如内乡的土匪几天就杀害了民兵、村干部十余人。

三是一些土匪假意投降，打入党政军内部保存力量，伺机破坏。如舞阳县的某个区的八个村，有七个村干部通匪，还有某个县的一个区小队里，几个班长全部是残匪。

根据这些新情况，河南军区及时转变了剿匪策略，将原来的大部队剿匪改为分散清剿。剿匪各部队均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开来，与当地政府相结合。并派出工作队深入山区和农村，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小分队在村庄、山区巡逻，在交通要道站岗，迫使分散的土匪不能联合。同时，依靠群众筛选辨认出假投降的土匪和通匪的民兵、村干部。

比如，在洛阳专区，当地群众被发动之后，宜阳、伊川、嵩县的9000多名群众在三县交界处的土匪老巢穴莫重山进行搜剿，这些群众有的扛着轻机枪、步枪，有的拿着大刀、斧头，在大山里逐个山沟、逐个山洞的搜捕，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击毙俘虏了隐藏在这里的匪首十几人。

除了这样集中的搜剿，还有一些群众选择了亲自捕捉。比如鲁山县的几名农民，大热天里徒步二十多天到湖北枣阳将当地恶霸匪首孔芳押解回鲁山。

在清剿散匪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在此就不一一举例。总之，土匪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后，被彻底剿灭只是短时间内的问题。

在经过清剿顽匪后，全省的土匪基本上已被全部肃清，只有极少数土匪仍然负隅顽抗。这些残余的少数土匪虽然在数量上很少，但都是土匪头目或骨干分子，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作恶多端、顽固不化。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河南军区再次转变策略，将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剿匪改为群众性的剿匪反霸运动，群众纷纷自发的参与到搜捕之中。到了1949年12月底，经过5个多月的清剿，河南的土匪彻底被肃清，为害河南近百年的匪患自此消灭。

河南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始剿匪的省份，可以说是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剿匪的序幕。在群众的支持下，15万部队历经5个多月的清剿，终于将自清末以来为祸河南近百年的匪患彻底肃清，使社会秩序重返安定。与此同时，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河南剿匪的成功也使蒋介石集团精心策划的妄想在伏牛山区和大别山区利用土匪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彻底破产。并为后续西南、华南地区的剿匪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名词解释：一，当时河南省各专区名称及管辖范围与现在各地市并不一一对应，如陕州专区、陈留专区、淮阳专区、潢川专区现已均不存在。

二，河南军区为二级军区，兵团级，非省军区，因此可下辖58军。

三，豫西的土匪中有很多后来转变为军阀头目，如镇嵩军、刘镇华、憨玉琨、孙殿英、张庆、樊钟秀。

四，文中小故事均为文献记载的真实故事。

参考文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培和《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
河南师范大学张艳红《建国初期河南的剿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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