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技术竞争背后的逻辑：政治是主人，技术是仆人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ChatGPT等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产业与技术革命呼之欲出。2021年底，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发布了《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对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S.）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优势地位。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又签署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应对外部世界竞争，强化美国芯片制造能力，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日益强调加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大技术变迁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再度显现。

长矛、枪支、帆船以及书本等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十七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终结，推动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技术进步成为国际体系转变和新式政治组织出现的动力。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报纸的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也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十九世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离不开汽船、铁路、电报等新兴技术的支撑。随着技术进步，战争对技术的依赖也逐渐增强。战争成为技术的竞技场。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物理学家的战争。在冷战期间，核技术提供了足够的“惩戒”，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制约下，军事冲突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政治进入了“以防御占优势”的时代。核武器的出现有力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关系。冷战结束后，不少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兴技术领域。他们开始关注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扩展，以及切断网络连线等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

上述研究大多关注技术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事实上，随着大国竞争强度的周期性变化，重大技术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趋势在二战以后尤其明显。《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通过对大国竞争与技术变迁的梳理，力图展示大国政治如何塑造了重大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充满不确定性。技术进步比较缓慢的时候，大多数技术进步呈现渐进创新的特征；而当技术进步呈现爆炸性突破时，诸多创新则更多是激进创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尼茨（Simon Kuznets）指出：“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那些人类知识的重大突破。划时代的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

每隔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次技术革命。在国际关系史上，同样存在周期，其中最吸引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大国权力转移的周期。

资料来源：根据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p.40修订

如表所示，在21世纪之前，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相对衰落，世界政治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推动了电子革命的出现，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集群式的涌现。在军事技术上，美国也实现了阿波罗登月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跨越。在苏联，尽管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其技术成就也相当显著，在人类技术史上成绩斐然。苏联不仅自主研制出了核武器，还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送入太空。在日本，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日本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的意义日益显现。日本逐渐提高了各个高端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如机器人、半导体芯片、微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级材料以及超导、激光、光纤等。在1985年，英特尔公司从动态随机存储器业务中退出。1985年春天，面临日本的竞争，美国半导体公司裁员数千人。英特尔的总裁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发出警告：硅谷即将成为日本的技术殖民地（techno-colony）。而在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政府还致力于建设创新性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从2012年到2021年十年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

如果有人问：在未来五十年的时间里，是否会出现技术革命？如果会，那么技术革命最可能出现在哪些国家？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琪轩的回答是：会出现技术革命这样的重大技术变迁，而且中国会是其中的重要引领者。

这一回答有何依据？

《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从国际关系史和科技史出发，探讨重大技术变迁背后的驱动力。

(以上文字参考了《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导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