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欣：我把我心献教育|语文|教学|丁玲|教师|周欣(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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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广大教师躬耕教坛，坚守三尺讲台，成为一位位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其中，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是北京市骨干教师，同时也是清华附中“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北京四中“影响学生一生的良师益友”，全国语文教师资格考试考官……即使有着众多的荣誉和称号，他仍始终秉承着对教育的初心与热爱，不断在教育教学方面推陈出新并致力于教师队伍的“传帮带”。

此外，作为丁玲的后代，他还带领着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中青”教师团队，成立十四年间，不断深入偏远地区进行支教，把优秀的教育资源普及共享给偏远地区的更多孩子们。“师指一条路，烛照万里程”，这支队伍如今依旧在不断壮大。他就是清华附中朝阳学校语文组长周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们与周欣在学校的操场旁碰面，三个小时的对谈，他讲述了自己关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和支教助人的动人故事。以下是周欣的自述。

“我们以为时代变了，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共通的”

积跬步以至千里，精教研而尽师责。教师这份工作赋予我的价值远超于我的预期。

回溯成为教师的初心，要说到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两部影视作品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是根据苏晓康、张敏的报告文学作品《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改编的纪录片；另一个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保田老师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师魂》，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位老师和一群职高学生的故事，剧中，我对一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就是在大片雪地中，李保田饰演的老师在雪地里写下的“师魂”两个字。皑皑白雪衬着“师魂”，加重了这个词的庄重性和分量感，也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

上初中后，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适合当老师的，自我评价的话，应该就是兴趣广泛且富有好奇心。我很喜欢当时我的语文老师——袁志勇老师，他上课幽默、放松，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寓教于乐又收获了很多同学的喜爱。于是，我当语文老师的梦想便更加坚定了。

后来上高中时，我想当老师这个志愿几乎被所有老师知晓了。那会儿，我默默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是观察语文老师的上课方式，然后换位思考，想想自己会如何备课讲课，还会将自己的想法记下来。

在语文科目中，作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还留着自己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作文答卷以及平日的练笔，上面还会有老师批改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每次我翻看的时候，都会感叹自己的水平不高，猛然一想，这种心态跟我现在看学生们的作文一个感觉。虽然时代不一样，但十三四岁的青少年遇到的问题、难点、困惑都差不多。我们以为时代变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共通的。

其实，我当年是一个特别偏科的学生，有过成绩低谷，也有过成绩巅峰，我可以理解不同成绩阶段的同学的想法以及心理状态。这样的共情能力在我工作中依旧有效。所以别人说，老师都是蹲下身子和孩子说话，我可能就不用蹲。我一直是跟孩子们站在一起的。

当然，我的梦想离不开家庭的引导。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特别民主的家庭。我清晰记得，在我 5 岁的时候，有一个采访团队在我家采访我母亲，当时在家里住了三天，他们临走的时候，最大的感叹是：我们家每个人都想当领导。也就是说，我们家的每个人都有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会影响父母对我其他方面的判断。父母对我的教育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想法。

至今，我跟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见证过他们的婚礼以及人生的诸多重要时刻，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我翻看跟他们的聊天记录，真的挺幸福的。我想，很多学生于我而言，已经成为很多不同的角色，是学生，是朋友，更是伙伴，我们都是漫漫人生路的行进者。

深深浅浅，才是好的语文课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语言文字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文化的载体。语文学科作为传承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要学科，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语文教育的意义尤为显著，它不仅是学习语言的工具，更是感知文字魅力、知识魅力的窗口。

语文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知力和对文化的理解力。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习古代诗词、了解历史故事，学生能够深入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是构建文化自信的基石。

此外，语文教育还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在语文课堂上，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更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对初中生来说，阅读习惯是我认为的很重要的能力之一。

我会为初一到初三不同阶段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逐层递进，层层相扣。在整体初中阶段，我希望通过阅读，学生们可以首先学会观察生活，初一更侧重地观察景物事物，初二更侧重观察人，初三则要进行更宏观的整体思考和表达。这是一个逐层递进的要求。而语文学科其实有着十分个性化的特性，每个人对声音、文字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所以，我也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兴趣来进行图书推荐，甚至是一对一地布置任务。

语文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过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引导学生思考生活的意义，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但要注意慢慢来，不要急。去阅读、去浸润、去运用，让他们站在文学作品的肩膀上进行创作，而不仅仅是背诗、考试。这是 20多年贯穿我教学生涯中很重要的观点。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感觉他就是在赏荷塘，内心是有点郁闷的。当我自己成为父亲后，这篇文章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暂时逃离生活琐事，进入到精神世界当中，从而收获短暂愉悦。这种感触是因为我角色身份的转变，但年轻老师很难有这种体会，所以，在语文学科授课时，我们特别强调还原情境或者创设情境，就是让学生能够感同身受，尽可能地去创造条件。

有些体验必然伴随年龄的增长或者经历的丰富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另外，肖培东老师的《我就想浅浅地教语文》一书写得特别好。这个浅，不是说浅薄的、肤浅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中，把我们深刻的理解，深入浅出，浅入深出。本真，本色，实实在在，深深浅浅，才是好的语文课。

在数字化时代，语文教育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让语文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如何在全球文化交流中，让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得以传播，更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接纳每一个孩子

每年开学接新班，我都会对新同学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在我的课堂上，自信和勇气会得到鼓励”，第二句话是“除了脏话和谎话之外，别的什么话都可以说”，第三句话是“我是为你们服务的，我服务的内容是帮你达成你的理想和愿望，如果你的愿望和父母的愿望不一致时，我负责协调”。

我一直认为，老师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桥梁。我曾经办过一本校园刊物《青柠》，这是一本收录学生作文的作文集。初衷有两个，第一是增强学生对写作的信心，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印刷读物，内心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第二是加强家校沟通。很多家长看不到孩子写的文章，印出来之后，家长也能看到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初二阶段，我设置了一个新闻采写单元，其中有一个写

“人”的单元。当时正好课本中有一篇朱自清的《背影》。我就让他们采访父母，通过了解父母的十三四岁，与现在的父母作对比。随后，在《青柠》刊登了两期优秀作文合集——分别是父亲节专刊和母亲节专刊。很多家长看了真的很有感触，给我发来感谢的信息。其实，很多孩子对父母的理解是超出父母的认知范畴的。

其实，我总会被问到：一个班里那么多学生，老师如何做到面面俱到？

实际上，我只能尽力做到。为此，我有一个小方法。大概每隔两个月，我会把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名字默写一遍。我会用这种自测的方式，来找出这一段时间关注点少的几位同学，以此提醒自己要对他们加强关注。我不知道老师是否可以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但是，我可以做到接纳他们，不厌烦任何一个孩子。

回到老师的角色，我在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常常喜欢打三个电话。从东北长春的特级教师刘春，到我在北京的好友杨晓蓓，再到苏州景范中学的师父钱虹，通过电话交流课程思路，深入探讨教育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我发现，地区差异让各地的老师产生了明显的思维方式。但我们需要打破思维禁锢进行创新，但第一步就是要看到差异性。

于是，现在的我在清华附中朝阳学校给语文老师搭设各种平台，开设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邀请名校名师进行指导讲评等，通过这些互动希望年轻老师们开拓眼界，了解各领域的专家在做些什么，思考些什么。从而思考教育的深层意义。这不仅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通过这些活动，青年教师们得以相互启发，共同探索教育的新方法和新理念，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教育。

2017 年，我特别有幸认识了吴欣歆老师，她可以算是我近些年来语文教学的引路人。我一直记得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欣赏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在做教育，而不仅仅是谋求自身发展。”我到现在还时常用这句话警醒着自己。

姥姥丁玲与丁玲支教团

谈到丁玲支教团，也要提到我毕业时候的梦想。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每三年换省任教，如此一来，三十年就可以在超过十个省市任教，在我 60 岁的时候可以完成一部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作品。目前看来，这个梦想并没有付诸现实。但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往各个地区看一看当地的教育情况。

在 2010 年，当时的我已经教了 10 年书 ，正好通过亲戚的引荐，有幸去到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参观。接着就去了离中越边境友谊关 30 公里的宁明县和老师们交流。当时，我组织了一支五人的小队伍，每一位教师都是北京名校出身。这是我的第一次支教。随后，我们的队伍逐渐壮大，踏入中缅边境——云南瑞丽、云南保山；中哈边境——新疆阿勒泰和中俄边境——北大荒等，还有湖北竹山县、青海湟中县等一些相对贫苦的地区。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到广西河池市保平乡，在大山里给小学生上了三天的课。保平乡是一个革命根据地，因为对当地的山印象很深刻，所以当时我以“山”专题打造了一节课程。课程伊始，我先给孩子们展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从教室里拍摄的外面的山峰，第二张照片是在外面的山上拍摄的这所小学，第三张照片是卫星地图上的保平村。通过这三张照片，我希望学生能够站在不同视角去思考，持续与外界进行交流。至今，那次支教活动依旧令我印象深刻。

如今，丁玲支教团已经成立 14 年，由最初的 5 个人到现在的 74 个人，有 11 名特级教师，成员绝大部分是公立学校在职或退休教师。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形成了“老中青”的阶梯团队。现在的支教形式也不仅局限于上课，还有讲座，班会、听评课、同课异构等等。

刚刚提到的“五湖四海”和“老中青”，恰好也是丁玲晚年创办和主编的刊物《中国》的受众目标，丁玲支教团以这样的形式实现了当初丁玲的传播愿望。对此我觉得十分自豪。

我的姥姥丁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 10 岁。虽然我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印象的确不太深刻。我只知道，姥姥去世之前总说“只要周欣能成才，什么都舍得”。在我看来，这个“成才”不是自己挣多少钱，而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定得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这点是我从小刻在骨子里的。

还有一点是姥姥留给我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一种“甘于奉献、敢于创新”的精神。 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中国》杂志是具有重要的承接作用的。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散文，发表先锋派的诗歌，且自负盈亏。我也能从我的父母身上感觉到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

同事们都说我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毫无保留地探索，把教学心得都拿出来共享，然后再逼着自己创新。当然我也经历过困惑、迷茫、瓶颈，但我始终没有动摇过，我想，这股韧劲儿也许跟家族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吧。

作为人民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我也从学生的成长和反馈中汲取能量，这种能量的反哺让我的教学之路更加坚定和充实。

文王雅静

编辑 韩哈哈

人物摄影 李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