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钦涵|“纸币兑现”之争与 1935 年法币改革决策

内容提要：在1935年币制改革期间，蒋介石主张将币制统一作为此次货币改革的重点，对停止纸币兑现持谨慎态度;而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财政当局则认为，只有停止现金流通、切断纸币与金银之间的直接兑换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币制改革的目的。为了调和各方在“纸币兑现”问题上的分歧，1935年法币政策并未明确宣布新币制脱离银本位，但实际上已采行汇兑本位。蒋介石出于防止通货膨胀等方面的考虑，希望继续实现法币在某种意义上的“可兑现性”，他在法币改革前后曾长期关注“物产证券”等货币理论。法币改革中的“纸币兑现”之争，反映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货币制度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在选择自身经济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关键词：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纸币兑现;蒋介石

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实行的法币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的历史意义总体上是肯定的，认为这场金融领域根本制度的大变革，适应了货币制度的进步潮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同时也提出，法币的交换价值和市场信誉缺乏坚实的基础，这为日后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遗留了隐患。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此次币制改革期间的决策问题，学界普遍认为1934－1935年“白银危机”促使国民党高层在统一币制问题上达成共识，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在顺利推行法币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对于国民政府决策层在法币改革期间产生的分歧与矛盾，却鲜有研究者予以探讨。由于各人在知识背景、经验阅历、性格特质上的差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曾就如何推行币制改革持有不同态度。尤其是对于“货币本位”、“纸币兑现”等关键金融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与直接负责国家财经事务的孔宋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也导致他们之间时常产生误解甚或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币改革的进程。透过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国民政府高层围绕“纸币兑现”问题的争议，笔者试图重新梳理此次币制改革的决策过程，进而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货币制度大变革为背景，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深层矛盾。

一、艰难维系的“十足兑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纸币作为一种便利的通货媒介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被民众和市场所接受。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前，尽管中国金融领域货币信用化的趋势显著，但纸币尚未成为整个国家的无限法偿货币，即国家法定计价结算的基本通货。在银本位货币制度下，维持纸币与银钱之间的十足兑现不仅是各金融机构发行纸币的信用基础，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维持“纸币兑现”是保障时局稳定的关键因素，而“纸币停兑”则多次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持有的广州中央银行兑换券在湖北、江西等地无法兑现，广州国民政府为了保障军需供应，时有冒险增发纸币、限制兑现的做法，但蒋介石、宋子文等始终坚持纸币应予十足兑现，并极力维护央行纸币的兑现信誉。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为抵制资金外逃、物价高涨所实行的集中现金、强制通用中央银行纸币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而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广州中央银行纸币遭到挤兑，央行被迫限制兑现，币值惨跌至二折，最终导致该行实际停业，丧失政府中央银行地位。由于纸币兑现问题引发的历次金融风潮，不仅给社会各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国民政府高层充分意识到:维护银行钞票十足兑现成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

然而进入1930年代后，中国国内银行钞票的“可兑现性”越来越难以维系。由于中国货币长期采行银本位制，因此国际市场上金银价格的升降，会直接影响中国货币对外价值，进而造成国际收支方面的损耗和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1934年6月，美国突然颁布“白银法案”，放弃1933年7月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大肆收购白银，以至于当年世界银价猛涨26．7%，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上海外商银行为例，1934年1月尚有存银2．75亿元，但到年底时仅剩余5400万元。对于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来说，巨量的白银外泄很快造成市场通货短缺、银根紧缩、入超加剧、出口困难、工商倒闭、工人失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1934年8月9日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之后，世界银价不断飙升，导致中国巨量白银外溢，国内市场银根紧张、通货紧缩愈演愈烈。为遏制财经局势恶化的势头，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和推动下，财政部于10月15日开征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即银币征7．75%、大条宝银与其他银类征10%，如果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除缴纳出口税仍有不足时，按不足之数加征平衡税。受此影响，国内银价出现短暂回落。但好景不长，由于币制本身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强行限制白银出口的措施无异于扬汤止沸，全国各地的白银走私活动则进一步打击了摇摇欲坠的金融市场。

此时，国民政府高层内部对蒋介石主导的货币政策产生了质疑。1934年年底，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以征银税不能挽救经济、“金融尖锐化”为由建议蒋介石取消白银出口税，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他不仅在12月22日的回电中毫不客气地斥责了杨永泰，并于次日明确向张群表示:“昨复畅兄之电用意在转示金融有关之人，使其知平衡税政策决不改变，免再有异议。……近来甚传中史主张实行膨胀货币政策，此谣言皆为无风作浪，而有意摇动此平衡税政策，以图捣乱财政。……故以直言道破，可使若辈不再有所希冀也。”其实不只是杨永泰，社会各界对于当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普遍抱有怀疑态度，而各方疑虑的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会放弃纸币十足兑现的政策。1934年第五次“剿匪”完成之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初定，而银价依然持续走高、白银外溢情势不减，社会各界谣言纷起，民众开始猜测政府即将实行不兑现纸币政策。尤其到了该年11月份，海外通讯社开始疯传中国币制将有变化。到了12月中旬，中国银行竟然对现洋存款储户都不敢保证将来仍能以大洋支取，中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认为，此时即使“存外国银行之款，亦难免不发生困难。”为了稳定民心，蒋介石在1934年底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回答中央社记者提问并发表谈话，称近期社会上对于白银问题的谣言“皆系投机者所捏造”，并明确表示“不兑现纸币政策，决不适宜于中国，且将损及全民利益，政府决无采取之意思。”该消息刊载于《中央日报》显要位置，鲜明地表达了蒋介石坚决反对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立场。

对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者而言，由纸币停兑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前鉴未远”，国民政府断然不敢贸然宣布全面停止纸币兑现。然而，以银本位为基础的中国币制已无法承受纸币十足兑现的负担。在此情况下，金融界、学术界围绕中国应采取何种币制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几乎在发表经济金融谈话的同时，蒋介石曾委派徐青甫赴太原与阎锡山共同商议“币制与经济政策”。之后不久，徐青甫便为蒋拟订了一份“改革币制对外宣布之理由之俚词”，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多发纸币，信用薄弱，即不挤兑，亦必价跌。数多值少，仍无差别，如借外债，虽可偿抵，本利盘剥，后更竭蹶。……物入凭出，物出凭入，信用确实，反无涨跌。物品证券，由是而出，如行此制，旧障可免。物直化币，物易流通，物通币充，力尽可用。……

不借外资，发挥己力，力能成物，物可化币。币充物通，物通民丰，民丰力增，物蓄资充。力增资充，产量更丰，计划经济，方能有用，物质不匮，振聩发聋。……”

这种以“物品证券”取代“信用薄弱”纸币的理论，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学者、政客、金融家的观点。比如阎锡山就在1934年成立了“物产证券研究会”，该研究会很快将阎的书稿《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刊印出版，公开建议政府用法令颁行一种“物产证券”，使之代表一定价值，即“十足兑现之纸币”。这种观点与徐青甫的物品证券论有相似之处，在当时社会造成了广泛影响，也屡屡受到蒋介石的关注。同时，在蒋介石“殷殷垂问”之下，周作民向他表达了银行家对时局的看法:“至于纸币政策，以我国币制之未整理，汇兑平衡基金之难筹集，以及各关系方面情况之复杂，贸然行之，恐致其效绩因各地政治、经济状况之不同，不能不随而歧异，国民经济将为之不妥，国家财政亦将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蒋介石本人始终是1935年推动法币改革的主导者，但孔祥熙、宋子文领衔的“财经智囊团”则实际负责新币制具体政策措施的制订。1934年3月3日，蒋介石决定让国防设计委员会对于币制统一制定实施计划。钱昌照与宋子文在上海经过商议，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币制专家顾翊群秘密协商制订币制改革方案。此时，英国政府有意帮助中国改革币制，蒋介石则安排宋子文全权负责对英交涉及币制设计工作。鉴于社会各界要求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于3月13日宣布拟设币制研究委员会，用以研究“钱币革命问题”，该提议于次日在中政会获得决议通过。该币制研究委员会几乎囊括当时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理应在币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财政部长孔祥熙并不愿让太多的“外人”参与金融决策的核心圈，他另请杨格等人组成更小规模的决策小组，负责制订周密的改革方案。虽然国民政府从未对外公布法币政策设计团队的成员名单，但根据各方史料，基本可以判断这一团队主要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徐新六、顾翊群、杨格、林襟宇、罗克哈脱、徐堪等人。其中，孔祥熙、宋子文、顾翊群、林襟宇具有深厚的美国背景，徐新六曾在英国、法国进修经济学、财政学，而杨格、罗克哈脱则是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财经顾问。

显然，国民政府组成的币制改革政策设计团队具有显著的欧美背景，加之英美两国的积极介入和深入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的币制将更倾向于采纳欧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法币”政策。对于孔、宋二人及其币制设计团队而言，发行不兑现纸币是缓解财政危机的有效手段，符合世界货币制度发展的趋势，必然成为他们所青睐的币改方案，然而对于并非财经专业出身、统领国家军政全局的蒋介石而言，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也不得不重视一般民众、学者、银行家、地方实力派等各方面对于币制改革将会产生的抵制与影响。

二、“停止兑现”引发的骚乱

随着金融市场陷入更深的危机，时局的发展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运用“非常手段”遏制局势继续恶化。就在银出口税及平衡税颁行后数月间，白银走私愈发猖獗，“正式报关完税运出国者，已日见减少”，“沿海沿边各地方，每有不肖之徒，利用地理交通便利，竞事偷运”，在日本方面的支持怂恿下，偷运者更是“依赖特殊势力，变本加厉”。每天偷运转往日本、欧美的现银多达600万元。到了1935年1月份，银价又涨回到了限制白银出口政策施行前的高位，且有持续冲高的态势。加之临近旧历年关，国内市面越加恐慌。国际方面，英国政府虽然担心中国万一被迫采行不兑现纸币将危害英方在华利益，但依然在1935年1月中旬否决了宋子文提出的2000万英镑贷款要求，理由是该借款不可能导致中国局势的真正改观。几乎与此同时，主导在全球范围继续购银的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宋子文赴美讨论白银问题。在此危急情势之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于1935年3－4月成功控制并改组了中国、交通两大民营银行。政府此举意在收回华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终止国内不同地区纸币发行紊乱的状况，并在截断白银外流的情况下维持中外货币的正常兑换交易。

在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蒋介石和财政当局开始在四川省率先实施币制统一的改革。从1935年3月开始，蒋介石连续要求财政当局迅速统一四川省内的币制和纸币发行。同年7月，蒋介石在峨眉山召集专家研讨“财政经济之方案”，预定在8月份开始执行“金融统制之实施”，并明确提出此项措施将进行“兑现统制”，即统一全国纸币发行、限制和管理纸币与银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财政部在8月初宣布四川当地纸钞“只许其在渝市流通”后，受此影响，全省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蒋介石在11日向孔祥熙发去加急密电，“地钞不兑现、不汇之结果，江日渝市汇价立涨至二百余元，以钞换洋，补水至六十余元，已酿成因挤兑而死伤之惨剧。连日资中、内江各地更风潮迭起，市面恐慌，地钞与现洋比价竟低至九折以下，各军伙食亦即折扣一成，形势紊乱，岌岌不可终日。弟驻节其间，实瞠目无可为计更不能空言慰藉。”仅仅是停止四川当地钞票兑现，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混乱，对于准备推行币制改革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身在太原的阎锡山获悉蒋介石已授权孔祥熙“全权处理金融，必要时停止兑现”，他对此表示完全反对，并于8月10日致电孔祥熙:“以我国今日之国情与环境，倘若施行不兑现，纸币必跌价，社会恐慌，人民怨望，政府收入顿减。为抵补计，不得不增发纸币，愈增发愈跌价，社会愈恐慌，人民愈怨望，人民之损失必不减于欧战时之不兑现诸国。而我国民智未开，其怨望必胜于欧战时之不兑现诸国，于此主义、经济、武力交相压迫之今日，反予主义亡我者以大隙，乘怨望之人心，恐慌之社会，煽动民众，顿增危险，授经济亡我者以巨柄，由不兑现之空隙，操纵经济，使我失其自由，启武力亡我者之野心，乘我恐慌紊乱、民怨之际，为所欲为，诚恐国家前途，骤增荆棘。”阎锡山发出此电报时，正值四川挤兑风潮愈演愈烈之际，所言句句刺痛孔祥熙的神经，使得财政当局者不得不谨慎考虑发行不兑现纸币后可能出现的危机。

面对错综复杂的财经、政治局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于8月中旬先后赶赴庐山、南京处理汪案，并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进行了密切磋商，着重讨论了金融改革中的兑现问题。对于如何实行币制改革，孔祥熙向蒋介石提出方案，可由国民政府设立银行兑换券联合准备公库，统一管理钞票之法定准备金，以钞票向社会兑换银类。蒋介石研究认为，日本侵华的战略步骤是威胁分化、制造华北国，随后扰乱金融，使中国不战而屈。为了防范日本对中国金融市场进行致命打击，必须尽快实行“钞币统一发行与公库兑现”。

孔祥熙所提方案中的“准备公库”与蒋介石理解的“公库兑现”在含义上是否一致呢?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创办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之初，由于该行缺乏可供发行的钞票，曾于1934年与湖北省银行在汉口建立“公库”，联合发行兑现票，由公库统一向持票者兑换现银。基于既有的“公库管理兑现”经验，蒋介石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诸多银行的联合“公库”，统一管理全国纸币发行。这样做，既能集中分散在各银行的纸币兑现权、很大程度上降低民间纸币兑现的总量和频度，同时又可以继续维持纸币“十足兑现”的名义，避免引起金融恐慌。显然，蒋介石的设想与孔祥熙的币改方案存在根本差异。蒋介石强调的是建立公库、统一管理兑现，而孔祥熙则计划建立公库、统一收兑和保管民间现金，之后不再对民间持票人进行兑现。在蒋介石看来，政府中枢已经“决定钞币统一发行政策”，其实他与孔祥熙在如何施行法币政策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8月23日，蒋介石刚刚返回四川后便立即致函孔祥熙，嘱咐他“切勿停止兑现”。对于蒋介石一方面要求统一币制，一方面又不准停止兑现的要求，孔祥熙自感难以执行，因而并未如期公布新的货币政策。

三、兑现问题与蒋、孔矛盾

在孔祥熙对颁行法币政策犹豫不决之时，四川的金融整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蒋介石因而越加希望财政当局尽快实施币制改革。1935年9月10日，蒋介石发布公告，宣布收销地钞、统一川币，四川省内一切交易均以中央本钞为单位，在法币政策颁布前率先在四川开启了统一币制的行动。由于是限时掉换地钞，四川各地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挤兑风波，但总体而言，整理地钞工作“进行颇称顺利”，“素以紊乱著称之川省币制，从此可望统一，则川省金融稳定之期，亦可指日而待矣。”在四川一地成功收销杂币、换兑国币，显然带给蒋介石莫大的鼓励，极大地增强了其继续推动全国币制改革的信心。9月16日，就在李滋罗斯抵达南京前一周，蒋介石在对峨眉军官训练团演讲《国父遗教概要》时，假借孙中山的“钱币革命”为题，突然高调提出:“我们要完成政治建设，一定要先使国民经济能够发达;要经济能够发达，一定要使为交换中准百货代表之钱币，能够便利而充裕，金融能够活泼稳定。照社会进化的趋势，纸币一定会取金银之地位而代之，成为唯一的钱币。”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币改信号，同时也是在给南京财政当局施加压力。

迫于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与施压，孔祥熙终于在9月29日的电文中向蒋介石坦陈了迟迟不颁行法币政策的真正缘由:

“统一发行事，前奉尊函及电嘱，本拟按照实施，嗣因子文主张，罗斯即将来华，拟俟接洽后查看情形，再行酌办。惟此种办法，原系第一步，意在统一发行，集中准备，如将来实行第二步准备而不兑现之办法，始能奏效。若第二步不能实行，只此第一步，则属无益。以之保障发行信用则可，欲利用之以为活动金融，其力仍有未足，因(一)中中交三行，现既在我掌握，现金散在外间其他各行者，为数不多，实际已与集中相差无几。(二)六成现金准备，既经决定，统计各行现金不过三万万元，已发行五万万元，适合六成之数，即实施统一，若现金准备不能增加，仍不能扩充发行。(三)现在财部检查中交各行业务发行，尚可通融，如设立公库，公开检查，则两项现款，不便流用，其他各小银行，现金准备不足，令其补充，亦势有未能，真象一揭，必致发生恐慌。似此情形，恐金融益不活动，实于公家无甚利益。现在罗斯既已到华，拟俟整个办法尚有端倪，再行决定。”

对于孔的这份电文，蒋介石不置可否、未予答复。发出该电后次日，心怀忐忑的孔祥熙又将电文照抄拍发了一遍，并给蒋发去了一份千余字的长函称，“就现在情形观之，为救济工商业，亦非先整顿币制不可;整顿币制，必需巨款，需款必须借债”。孔祥熙声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预计只能支撑到该年十月，他最后甚至以辞职要挟称“敬之兄云军费支出每月尚短二百万元，似此情形，中国破产实已迫在目前，如不速筹根本办法，行将同归于尽。弟并非杞人忧天、过甚其词，实情如此，不敢不告耳。如大家果能觉悟，立刻共同维持，或者有办法以图解决。只求能有办法，如有贤能肯任艰巨，弟亦甚愿让贤。”孔祥熙的这番话无异于向蒋介石“摊牌”。

在收到孔祥熙30日电文当天，蒋介石便在日记里痛陈对孔祥熙的愤怒和不满:“庸之对于统一发行、公库保管之政策，议决而不实行，必待英人李斯之到达，殊不知中国之政治经济之生死关头，皆在日本。今彼不估量倭寇之心理与毒计，而一意以英款为可靠，且不信己之政策，而遥望李斯洋鬼之赐惠，舍本逐末，可痛之至。李斯到华后，倭之毒计必更激成。中国以拉西门之故，而促东北四省之亡，而今李斯来华又促华北之危也。呜呼，国人愚鲁而不识时势，党国安得而不危也!”在蒋介石看来，财政经济、华北局势不断恶化，若再不果断实行币制统一，一旦时局发生巨变，整个国家必将陷入不堪收拾的境地。而孔祥熙则坚持在认可停止兑现政策的基础上，等待英方接受和支持法币政策。

孔祥熙坚持“行使法币政策、等待英国支持”并不等同于“必待英人李斯之到达”后推行新的币制。根据英国方面的情报资料，孔祥熙在8月中旬获悉美国不会对华派遣财政顾问后，就基本确认西方各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援华，中国政府已经独自制订出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案。然而，前任财政部长、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却仍然对西方的金融援助抱有很大希望。8月16日－18日蒋介石在庐山期间，宋子文就向蒋介石强烈建议，李滋罗斯到华之前，绝不可以采取任何降低货币兑换价值的措施。据宋子文称，蒋介石当时接受了他的这一建议。宋子文的态度和作用，是促使孔祥熙拖延颁行法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蒋介石对“不兑现纸币”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即便在9月16日峨眉军官训练团演讲中高调提出“照社会进化的趋势，纸币一定会取金银之地位而代之，成为唯一的钱币”，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在短期内，政府将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

从表面上看，蒋、孔之间的矛盾集中于法币改革应否依赖于英国方面的援助，但两人对于币制改革的根本分歧其实在于对“兑现”问题的不同认识上。更进一步说，常年在各地带兵打仗的蒋介石此时最为期盼的是早日统一全国币制，以确保持有国家银行钞票的国府军队不至于在地方上无法行使手中的纸币，而放弃银本位、停止兑现则应是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但对全国财政事务直接负责的孔祥熙则深知国库空虚，统一币制的同时必须实行不兑现政策，并应强制收兑民间金银货币用以充盈国有银行资本，作为下一步对外购买美元英镑的筹码，才能维持法币汇率的平衡和币值的稳定、奠定扩大发行的基础。正如他在9月29日致蒋介石的函电中所言，如果单纯实行币制统一而不能保障现金准备，改革必致失败。然而一旦宣布纸币不可兑现，以往的经验表明，央行钞币可能随时就会崩溃。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困境，孔祥熙认为既然李滋罗斯已经来华，就应该尽力争取英国方面出面支持法币改革，提供大额援助，法币即使不可兑现，也可与英镑直接挂钩。由于英镑在中国信用卓著，商民可以通过外汇市场完成法币的“变相兑现”，从而保障法币信用。

然而，英国畏于日本方面的强硬态度，迟迟不肯向中国提供贷款援助，而金融市场的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时局的发展逼迫蒋介石、孔祥熙不得不向对方妥协、立即采取措施。据孔祥熙回忆，他向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详细汇报了币制改革的总体纲要，蒋介石说“那好吧，如果这么做是必要的，就这么干吧”。10月中下旬，蒋介石终于下决心采行不兑现纸币政策，打算利用即将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之机，宣布法币政策。10月28日，孔祥熙致电施肇基请其转告美国财长，中国短期内拟将实行法币改革。11月1日，孔祥熙将法币改革具体计划密电给摩根索，并称“中国政府已决定采纳今日英文电报中所述的币改计划，并拟立即实施，可能在周末开始行动。”当日，汪精卫突然遇刺，市面陷入极端混乱，十月以来外汇投机本已十分猖獗，受此案影响，至11月2日汇率又狂跌17%，标金价格竟由900元涨至1160元。汪精卫的遇刺使箭在弦上的法币改革不得不发，此时对币制改革已有闻讯的银行界，虽仍不了解法币政策的具体内容，但也认为“无论办法良否，势非即日宣布不可”。11月3日晚，国民政府宣布，自次日即周一起实施法币政策。同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通电各行营主任、绥靖主任、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军师长、各省市政府，要求切实协助保护新币制施行。11月5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三次大会追认币制改革，并于次日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遵行。

四、法币政策遗留的“兑现”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颁行的法币政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从法币改革措施的表象上看，似乎蒋介石完全接受了孔祥熙之前拟订的币改方案，即全面禁止使用现金、收回民间金银。但实际上，孔祥熙也充分考虑了蒋介石的意见，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首先，在尚未得到英国政府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孔祥熙最终选择先行宣布法币政策。其次，虽然法币事实上已不可兑现，但财政当局对此一点并未明确说明，而是做出了模糊的处理。据戴立庵回忆，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当晚，即1935年11月3日晚，宋子文在中央银行匆忙主持了实行法币政策布告的翻译起草工作，针对布告第六条条文的翻译，宋子文吩咐:“仅说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其余不要多说”。由此可以推断，在法币政策文本之前，应有一份更为详尽的英文计划书，而宋子文之所以将第六条规定化繁为简，其实是不愿明言法币已从银本位转变为了管理汇兑制。法币政策宣布当天，中央银行同步规定法币对外汇价为一元兑换英金一先令二便士半、美金二十九元七角五分、日元一百零三元，视各国汇价之涨落予以调整，由中央银行实行钉住政策，即由中央银行会同中国、交通两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用以维持挂牌汇价。1935年11月18日，财政部编印发布了《新货币制度说明书》，对法币改革的“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份文件称，新货币制度的精义在于“统一发行、集中准备、保存现银、复兴产业”，只字不提“停止兑现”的相关内容。该文件甚至专辟“新货币制度绝非放弃银本位”一节，试图说明“法币与银本位币间，非但未曾脱离关系，尚保持原有之固定比例”，这种讳莫如深却又欲盖弥彰的做法在当时颇受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显然，财政当局是在刻意回避“停止兑现”这一表述，以免引起社会上过多的抵制与阻碍。

法币政策的实施，对于限制白银持续外流、促进出口贸易、恢复经济金融秩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蒋介石却并未因币制改革的“成功”而喜悦，他在不断地反思法币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及其遗留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对于孔、宋等人设计的货币政策，蒋介石本人并不满意。在法币改革之初，蒋介石并未完全理解或赞同孔、宋所倡导的新币制的核心理念。在1938年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之前，法币可以在国内无限制买卖外汇，本质上是一种汇兑本位制度的、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信用性的货币。正如前文所述，与英镑或美元挂钩、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是保障法币信用的基础，这也是孔、宋二人始终迫切希望得到英美两国支持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则始终希望创造出一种不仰赖外国援助、拥有充足发行准备、更为“可靠”的法币制度。就在1935年10月15日同意法币实行“不兑现”当天，蒋介石还电令杨永泰“研究土地与物产证券之利害”，谋划“物产证券之实施办法”。10月16日，蒋介石又向杨永泰发去一电:“阎百川之物产证券与徐新【青】甫之土地证券，皆有研究之价值，请兄研究并速派有经验数人切实研究其实施之办法步骤与利害。”不难看出，蒋介石在1935年颁行法币政策前，始终在寻求创造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的信用货币。

蒋介石这种“以土地、实物作为发行准备”的想法一直延续到法币改革之后。1936年8月，蒋介石再次请徐青甫和阎锡山将他们所著有关土地证券的文章书籍“检齐邮寄来”，以供研究。1936年9月4日，他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秘书长翁文灏提出建议，“今年各处丰收，应乘此发展地方与国民经济，对于地方金融应尽量补助，或使之周转活动，弟意直属各省以及产米产棉之区，每省准其发行或领用辅币三百万至五百万元之数，仍由财部与中央银行监督，本年杪定期检查，必须将其所发辅币数目，与其购贮物产及其所存现银之数相称，半年以后，令交保证现金三四成，至其余之六七成，准以物品或产业作为准备担保品。如此，则地人金融必顿现活跃，而国民经济亦从此得以长足发展，此为弟对目前经济政策惟一之理想，亦救民实施之初步，否则，地方经济必竭，而中央财政更窘，请勿河汉视之。”无独有偶，该年11月27日，蒋介石电令翁文灏推进导淮工程、开垦边区荒地时曾建议:“对于此种治黄、屯垦经费，中意可在屯垦区特发一种钞券，或由农民银行经管使用，以其垦地与黄河之利等作为价格保证”。蒋介石尤为关注的是，在货币行使其职能、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能否维持民众和市场对它的信任。在蒋介石看来，保障货币信用最好的办法无非是保证发行十足准备，当金属货币匮乏、无法满足发行准备要求时，当然就要用土地、粮食、货物来充当“准备金”。

从世界经济史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1930年代正是各国货币制度、金融管理体系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各种货币理论层出不穷，究竟何种制度模式最有利于政府管理一国货币，尚未有一公认的定论。对于币制改革前的中国而言，银本位缺乏稳定、金本位难以维持，为诸多乌托邦货币理论提供了生产和传播的空间。尤其在甘末尔的币制计划遭到否定之后，刘振东的“有限银本位”、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刘勉执的“能力本位制”等货币理论，都纷纷加入到货币本位的大讨论之中。正如经济学家章乃器所指出的，“中国目下种种式式的币制改革论，都逃不出是通货膨胀论。粮食本位，能力本位和物品本位三者，着眼于农村金融，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人民在产品或者劳力尚未卖出之前，就能取得货币，使金融不至枯竭。”其中有些理论显然违背经济学原理，而蒋介石却对其寄予厚望，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个人的经济学理论水平有限，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新币制的不信任，以及对国家财政隐患的担忧。对于1935年实行的新币制，马寅初曾批评说，法币制度的设计注重在对外的稳定，而法币对内价值的稳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的“掌门人”，深谙法币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他因而希望通过统筹物产、调剂供需来维持法币对内价值的稳定，并尽可能地维护法币作为主权货币的独立性。

五、结语

在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尽管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在法币兑现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统一币制、扩大发行”是他们共同的金融改革目标，也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状况和中国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在此前提下，国民政府高层最终于1935年11月间颁行法币政策，发行不可兑现货币，同时在宣传口径上仍保持暧昧，不明确宣布脱离银本位。一方面，蒋介石坚持统一币制的决心是1935年国民政府颁行法币改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对纸币“不兑现”社会势力的存在，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法币政策的出台。

在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纷纷选择停止兑现央行钞票，转而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来对纸币进行背书。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完成了从“金属单元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转变。从此，国民政府的权威和命运与法币的价值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由于国家政权与社会经济的基础并不稳固，新币制难逃多舛的命运。国民政府在掌握纸币发行控制权的同时，也不得不因此承担巨大的金融压力和社会责任。

转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