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荣毅仁】毛主席说：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1956年1月10日下午，荣毅仁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打来的电话，叫他速回家中。他匆匆赶回，陈丕显已在那里等他。陈丕显告诉荣毅仁，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申新九厂视察。

当他们到申新九厂不久，毛泽东坐着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我来了！”当时荣毅仁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问现在厂里生产情况如何？荣毅仁说，比私营时好得多，但不及国营。毛泽东问何时能赶上？

荣毅仁说，按当时情况估计，大约需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毛泽东对大家说，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就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为国有，但中国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的情况，不硬性地把苏联一套搬过来。

他还说，工厂公私合营后我们怎么办？就是要把工厂管理好，要对经理人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申新九厂共有十七个主要车间，毛泽东这次视察了七个。

以下为如去注：

上海申新九厂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唯一家私营企业，当时一起视察的还有陈毅。文中荣毅仁说的“比私营时好很多”，说的是“公私合营”后的情况。

“公私合营”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时也搞过，但沦为了官僚资本吞噬私营企业的陷阱；经历过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曾评价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等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

官僚资本对于荣氏企业也觊觎已久。荣毅仁11岁那年，国民党政府查封了荣家产业，理由是荣家没有足额购买被指派的军费公债。后来通过无锡老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疏通，才算作罢。到1933年时，荣家纺织公司遭受危机，宋子文、陈公博又想趁机将其收归官有，也是吴稚晖出面帮荣氏说话，才免遭归并。

在夹缝里，荣氏企业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发展着，渐成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曾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鉴于以上种种，荣毅仁在公私合营前也曾有过疑虑。在这个过程中，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对荣毅仁影响很大。性情率直的陈市长曾对荣毅仁说：“我们不贪图你那一点财产，我1000万工人阶级，农民5万万，几百万知识分子，干他五年七年，可创造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几千万万元。现在中国总产值大概五百万万美元，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可达一千五百万万美元，再30年后可达四千万万美元，不贪你那一些，那一点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一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共产党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你们来参加很欢迎，都是真话。”

这番谈话在荣毅仁心里激起很大震动。荣氏企业当年在上海滩的工商界影响巨大，公认“荣小开（小开为富二代）”最灵、“拎得清”（上海话，一点就明的意思）。于是，此后不久，身为最大私营企业集团老板的荣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主席写信，表示上海全行业都要实现公私合营。

企业的公私合营具体做法，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由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合营后：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家失去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所谓“四马分肥”指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职工）和股东股息红利（资方）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其中，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国家税金约占30%，企业公积金约占10%~30%，职工福利奖金约占5%~15%，

1956年，私营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私营企业家不再参加原企业的盈余分配，国家对其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开始定的付定息7年，后又延长3年，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如去注毕。

12月8日晚，毛泽东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上海荣毅仁、胡厥文、胡子婴等参加。

毛泽东说：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样？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很快地取消定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宗教界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

荣毅仁在回忆文章中说，毛主席在讲话中几次提到了他的名字，使他百感交集。他写道：“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是激励我改造思想、脱胎换骨的有力鞭策。”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许多工商业者在毛泽东讲话的鼓励下，不断提高认识，转变立场，自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努力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这使荣毅仁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国进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是否由于中国历史条件的改变，这个对抗性矛盾可以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矛盾？而由于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是否可用不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呢？

在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帮助。问题一经正式提出，顿时波澜迭起。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报刊还为此开辟了讨论专栏。一些好心的朋友，甚至为他捏着一把汗。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的讲话，消除了荣毅仁的思想顾虑，坚定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957年1月9日下午，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闭幕前夕，陈毅说：“这次匆匆赶回来，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陈毅说，毛主席对我讲，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么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陈毅又说：“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就这样，荣毅仁顺利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荣毅仁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完>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