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名多为两个字是王莽的锅？这得从汉朝说起

从本质上看，姓名只是人的称谓符号，就像物品有标识一样，是用来区分彼此的，不应有什么别的含义，但事实并非如此，经过千百年的传承演变，人的姓名具备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时代的人名，往往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主流观念。

人名只是个符号

举个例子，像赵抗美、钱援朝、孙解放这几个名字，不用问我们也清楚它们的主人大概率生于建国初期，这是时代在人名身上打下的烙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那这种烙印在古代有没有呢？显然是有的，比如说三国时期的遍地单字名。

算起来，这一现象是汉朝人名演变的结果，要想说清原因，就得去汉朝找。

汉朝姓氏的变化：姓与氏合一

在现代人眼中，姓和氏毫无区别，姓氏就像《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一样，是一个双音节词，一直黏在一起，用来表明一个家族的特征。非要把它们分开，其意义也是相近的，单用“姓”，比如“我姓王”，是指姓氏；单用“氏”，比如“张氏兄弟”，也是指姓氏。

然而，一开始的姓氏完全是两个概念，分别有着自己的功能。

“姓”的来源有很多说法，但都跟母系氏族社会有关，这从“姓”的字形就可以看出来，许慎《说文解字》释“姓”：“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

随着时代的发展，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姓”也从母姓转移到了父姓，成为一个家族血统的代称，不同的姓代表了不同的家族。而在家族内部，各有分支，同样需要加以区分，“氏”便被赋予了这个职能。

《通鉴外纪》载：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氏”区分支属的功能进一步演变，就成了“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没有，这跟“氏”的来源有关。

《左传·隐公八年》载：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氏”并不能随便取，需要经君主授权。天子具有最高的分封权力，可因臣下之功，分封土地、赐姓、赐氏，允许其建立独立的家族或者分支。诸侯作为天子之臣，不能赐姓，但可以赐氏，众仲说出上面这番话，就是为了回答鲁隐公的疑问，如何给司空无骇赐氏，最终，鲁隐公给无骇赐氏展。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礼崩乐坏，鲁隐公时期尚属春秋初期，到得后来，赐氏制度已是形同虚设，不少人开始自己立氏，比如宋国的重臣华督，因字华父，自立华氏。

按照赐氏制度，赐氏是在人死之后与赐谥一同进行的，也就是说，立功才有可能在死后给子孙挣来一个“氏”，不仅充满了不确定性，还堵死了绝大部分平民和奴隶获得“氏”的通道，毕竟当时是贵族的天下，平民和奴隶很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别提立功了，但华督这种自己立氏的举动给了他们希望。

“氏”的“别贵贱”功能使得人们对“氏”充满了向往，谁都想当个贵者，可是正当途经（赐氏）太难了，人们干脆绕开了这条路径，另辟一条道路（自己立氏），尤其是当时并没有针对这条路的惩罚方式，于是贵族先试了试水，随后风靡天下，自己立氏成为风尚。

尤其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相继改革，将平民和奴隶全都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要当兵、要纳粮，作为回报，军功可以用来换取土地等，平民和奴隶已经具备了立氏的资本，氏的数量自然暴涨。

等到大家都有了“氏”，“别贵贱”的作用自然消失，并且带出另一个后果——“氏”把“姓”给吞并了。

“姓”是一个家族的称号，不用来冠名，这方面还有男女之分，男子一般以氏冠名或字，比如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女子则把“姓”当作后缀，其名一般不示人，“姓”前面是排行、国名、丈夫的谥号等。

随着“氏”的普遍化，以氏冠名成为社会当中称呼人的主流，“姓”与“氏”的作用逐渐趋同，最终混而为一，贵族在“姓”与“氏”上面的垄断特权彻底消失，“百姓”这个词从原来的贵族专属变成指代平民。

至迟到汉初，“姓”与“氏”已经完全合一，我国姓名的基本模式就此确定，就是以姓氏冠名，“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也变成了姓氏的传承。

司马迁主要活跃于汉景帝和汉武帝两朝，离战国时期大约百年，在其著作《史记》当中，随处可见姓氏不分的例子，比如把秦始皇称为姓赵氏。

汉朝人名的变化：单字名盛行

得益于《三国演义》及其衍生品，三国时期成了我国历史上最火的一个时期，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三国时期的一个人名现象，那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

如果把单字名的发展画成一条曲线，那么三国时期将是这条曲线的第一个波峰，在它之前的两汉和在他之后的两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当然，按照时间排位，两汉时期的单字名发展是在上升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流行的说法是王莽的法令：禁止国人取双字名。

《汉书·匈奴传下》载：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
《汉书·王莽传上》载：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
《汉书·王莽传下》载：莽曰：“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从《王莽传》的记载来看，这个“时”是在汉平帝时期，在元始三年(公元3年)以前，很可能在汉平帝继位后不久，王莽就发布了禁令，随后一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单于和王莽长孙王会宗。后来王会宗有谋反企图，事发后自杀，被王莽复名会宗，以示贬损。

王莽是个复古派，他称帝后发起的改革，目的就是恢复并不存在的上古大同社会，很多政策都照着这个目标来，结果越改越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新朝由此走向灭亡。

这个禁令比新朝（9年建立）要早上几年，但也有着很明显的“王莽改制”色彩，是王莽崇礼的一个表现。在23年新朝覆灭后，王莽的改革被全盘推翻，这一禁令也应难逃一劫，奇怪的是，禁令执行地异常的好，造成了三国时期单字名盛行的局面，还影响了数百年的人名数量走向。

从禁令颁布到新朝灭亡，不过短短二十三年，最多只有一代人，想要将此禁令造成的影响传诸后世，还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基本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单字名的崛起就另有缘由。

这事还是绕不开王莽，他发布禁令是为了崇礼，崇礼就要禁双字名，是因为二者不相容？还真有这种说法。

《公羊传·定公六年》载：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公羊传》和《左传》一样，都是用来解释《春秋》的，加上《谷梁传》，它们合称“春秋三传”。这三本书的出现，都得归功于孔子的春秋笔法，他在编纂《春秋》时搞微言大义，“一字含褒贬”，导致《春秋》经文简略，极难理解，必须要加以注释。

比如郑庄公消灭弟弟公子段，《春秋》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前因后果写了一大堆，让人看的清晰明了，《公羊传》和《谷梁传》也逐字逐句解释了一段。

问题在于，三传的作者都不是孔子，他们真的能完全理解孔子的意思，不至于出错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公羊传》关于二名的理解就不能服众。

《公羊传》认为“二名”就是双字名，所以“仲孙何忌”被写作“仲孙忌”，这是孔子在维护礼啊，然而孔子本人并没有讥双字名的举动，他很是推崇的上古贤君帝尧名放勋，帝舜名文命，夏商周三代均有不少君主取双字名，孔子之母名征在，但孔子从未发表过双字名不符合礼的言论。

《礼记·曲礼》载：“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意思是说，“嫌名”（音与名相近的字）不用避讳，双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讳。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周礼里面，双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讳制度都特意作了规定，完全没有“二名非礼”的表述。

尽管如此，汉朝的儒生们却对《公羊传》的说法深信不疑，这其中，董仲舒有很大功劳。众所周知，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从此儒家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而董教父，专业学的就是《公羊传》，随着《公羊传》的流行，所谓“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就越来越响。

当然，把单字名的流行全归结于《公羊传》的错误也是偏颇的，人名数量变化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必然跟当时的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翻开先秦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虽有不少双字名，但数量是逊色于单字名的，社会上的人名长期以单字名为主。人们在取名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主流，正如今天人名以双字名为主，取名时也多考虑双字。

这种主流从先秦走到秦再到汉，随着《公羊传》的影响扩大，催生出了儒生复古派王莽的禁止双字名法令，即便这道禁令很快就被废除，但它只是社会观念的一种体现，单名潮流仍然存在并且备受追捧，单字名因而在汉末三国时期达到了顶峰。

以上结论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人名数据都依赖于史书记载，而能够留名青史的大多是非凡人物，出身平民的比较少，有没有可能在上层是流行单字名，在平民当中反而是双字名占优势的呢？不得而知。

汉朝人如何取名：大汉气象

秦汉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时期，汉朝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内，人们的取名偏好也跟先秦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

先秦时期，人们取名比较朴素，逮着什么取什么，生理特征、家禽家畜，全都能拿来当名字。

比如晋文公叫重耳，据说他是骈胁，肋骨紧密相连，曹共公为此还偷看过他洗澡，虽然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叫重耳，但他显然把这种朴素延续下去了，他的儿子晋成公叫黑臀，大概是因为屁股上有黑色的胎记吧。

还有鲁成公叫黑肱；有一任周公叫黑肩，在周平王死后主持大局，扶立周桓王；楚国也有个黑肱，是楚共王的儿子。

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家书是湖北云梦睡虎地挖出来的《黑夫木牍》，主人公是一名普通的秦国士兵，叫黑夫，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叫惊和衷。

由此可见这种朴素还是全民性的，上到诸侯，下到普通士兵，都是这么不讲究。

到了汉朝，虽然老刘家是平民出身，但那时刘邦，后人可是有文化的，讲究的东西也多了，由上而下，汉朝人取名从朴素转向了寓意。

有追求功名、匡扶国家的，比如韩安国、于定国、赵充国、赵广汉等；有图霸称雄、崇尚英武的，比如黄霸、杨雄、苏武、班超等；有仰慕先贤的，比如张禹、陈汤、邓禹、周昌等；有追求健康长寿的，比如霍去病、严延年、陈万年、田千秋、严彭祖等。

疆域的扩张、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使得汉朝国力鼎盛，社会各个方面都流露出一种蓬勃朝气，人名正是其体现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