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可：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章 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目 次

一、晚清“史学经世”与西方历史知识建构

二、西史东渐与19世纪末中国的“史学”

三、“史学经世”与晚清新思想观念的传播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一、晚清“史学经世”与西方历史知识建构

中国传统史学本身有悠久的历史，到晚清时期开始发生转型，促成转型的重要外部刺激就是西方史学的引入。晚清“西史东渐”这一主题，近些年颇受学界关注，尤其围绕其中关键性的人物、主题、译著，已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当然，“西史东渐”其实并非简单的史学史议题。从既有研究可知，晚清时期诸多西史译著、论著拥有大量的读者，各种报刊大都刊载或长或短的有关西方历史的文字，“西史”成为士人热衷讨论的西学话题之一，甚至会成为他们表达现实政治社会观点的重要凭据和资源。如果仍从单纯的“史学书写和传播”视角去看待这一现象，难免会错失其中的丰厚意蕴。

在晚清这个特别的转型时代，学院化、专门化的现代历史学尚未在中国建立，真正具备批判性历史学眼光的人士更是凤毛麟角。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当时绝大部分士人学子接受的，与其说是今日意义上的“西方史学”，不如说是有关西方世界的某些特定的历史知识，甚至有可能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这些混杂的内容都被纳入士人各自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 ）中，进而有选择性地被某些特别的思想倾向和主张利用，并塑造了士人看待世界的眼光。

笔者先前曾以“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形象”为例，讨论西史上的特定主题和人物如何被晚清的保守和改革思想诠释，进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基于此，笔者感到研究“西史东渐”或有调整视角的必要。与其从今日已经定型的史学命题出发，以当下的期待去寻觅这些命题在晚清的踪迹，不如采取动态的“知识建构”视角，尝试抛开固有史学认知，解散业已编织完成的史学绳结，重回晚清士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探究当时历史知识的建构和传播过程，并考察这些知识对普遍性、结构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何种影响。

无论中西，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之一在于“求真求实”，但历史知识的建构往往会受到创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之所以晚清时期历史知识的“建构性”应被特别关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史学经世”观念的流行。晚清世道大变，外来力量对本土思想造成巨大冲击，史界也掀起新的风潮，无论是对“边疆史地”的注重，还是大量引介“外国史地”，都带有极强的“服务现实”之目的。彭明辉曾经指出：“晚清史学发展的动力，与其说是学术的，毋宁说是政治的，当朴学考据向经世思想倾斜时，这条线索已经明白揭示出来。”

晚清史学发展是否全无学术性的动力，在此暂且不论。但具体到“西史东渐”这一主题，如果我们把晚清西史知识的生产、传播、改造诸环节全部纳入视野，就能发现“求真”和“致用”“还原过去”和“为今所用”的张力始终贯穿其间，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后者压倒前者。其中的发展细节，并非仅缘于史学史内部因素，而需学者将视野扩大至知识史、思想文化史更广阔的范围，方能一探究竟。本文无意也无力揭示“西史东渐”所蕴含的全部思想意涵，只希望从所谓“一般思想史”的视角去审视晚清西史东渐，即结合精英与大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诸方面，来看西史东渐和历史知识的膨胀给国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基础性变化。

二、西史东渐与19世纪末中国的“史学”

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今日乃是诸种人文社科学科之一，但回到晚清中国，在现代学科意识尚未确立时，“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定位，往往不如今日这般清晰而界限分明。“论史”与“经世”“史”与“政”之间的重重纠葛缠绕关系，令人难以索解。在戊戌前后，“西史”之地位不断被抬高，这种现象愈发突出。

梁启超1896 年编纂的《西学书目表》，中卷为“西政诸书”，第一部分就是“史志”，其中包括《万国史记》《欧洲史略》等西史书籍。在《序例》中他说：“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次年即1897 年梁启超订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在“经世”一节不谈实务，却大谈“通外史”，声称欲言经世，“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援中西之“史”以谈“经世”，在当时出版的各种经世文编中也很常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 年）和盛康《皇朝经世文三编》（1897 年）都收有论述外国历史的文章，而后来的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 年）、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1901 年）、宜今室主人《皇朝经济文新编》（1901 年）、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 年）、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2 年）、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903 年）都明确有“外史”“史传”或类似的卷目名称，所收外国历史文字为数不少，甚至在“外交”“地舆”等卷类也会出现外国历史的内容。

但是，外国历史的内容在经世文编中单独成卷成类，其实正好凸显出另一问题，即以族群、国家、地域为单位的历史叙述实际上与具体经世实务并没有直接关联，否则即可分散化入各项实政的纲目。学界谈晚清“史学经世”的不少，但往往关注的都是趋新人士高谈阔论之“话语”，很少有学者能揭示研习西史给晚清政府的实际治理带来了何种变化。换句话说，“史学经世”更多涉及的仍然是知识和思想层面的演变，是“史学”本身从“考古”向“究今”和“通今”的变化，它不满足于描述王朝兴衰治乱，而希望探究背后之理。“经世”给“论史”带来的，并不是让它成为能直接指导政务实践的法则，而是以当下关怀为导向的、对中外历史经验的学理化反思。

所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理解晚清的“史学”不能简单从今日的历史学概念出发。论者早已指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文文献里的“史学”一词很多时候涵义较为模糊，与今日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并不完全一致。今日史学“还原过去”之追求，在当时并不突出。

1897 年，唐才常在《湘学新报》上发表论“史学”的文字，其中有著名的“无西学，史学亡，有西学，史学亡”之说法。此话乍看令人费解，而按他所说：“从前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今袭西学之皮毛，华人转欲废史学……精史裁订讹谬者，颇不乏人，然能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之症结者，十无一二。”可见在唐才常看来，“史”与“史学”需要分别：考订真伪正误，只属于“史”的范畴；真正的“史学”，需要在参互研究中西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阐明治乱兴衰、强弱兴亡之缘由。唐才常把心目中“史学”宗旨概括为四点：“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西人花之安（Ernst Faber ）早先在《史学琐谈》中谈考究中西史事，也认为“考察时史，尤为当务之急”，若有人能“举强邻之经界、政事、古迹、律例、会典，悉皆逐细讲明，实征其强大之由，显求其机宜之要，能知所法守”，才有希望改变亚洲各国“积弱”的景况。从前后文看，他也试图区分“史学”与单纯的“考史”。

在19 世纪末，“史”之成“学”，并非天然地就成为今天的历史学。当时现代学科体制尚未在中国建立，学科意识也尚未成型。时人笔下的“史学”，用当下的语言来说，其实是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从空间上看，则包括东西方世界之全体，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学从史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学理建构”尚比较初步，但它为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现代历史学在内的诸种人文社会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奠立了基础，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历史学一域。

梁启超1902 年发表《新史学》，在谈“史学之界说”时，将世间学问分为“天然学”和“历史学”两大类，后者研究“时间之现象”，他认为凡是政治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都“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都属于“历史界之学”。若单论史学，也要以求“公理公例”为主旨。梁启超这种说法，展现了时人对历史性知识和“学理”的认识，他所谓的“历史界之学”，与之前很多人谈的“史学”十分接近，包含很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之雏形，只不过他人并不一定具备梁启超这么清晰的现代学科分科观念而已。

西史东渐带来中西历史和合，打开了学人的视野，对世界“公理”的追求又促发“学从史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历史之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资源。这类“学”却已不限于历史学，它们以现实问题为导引，以东西文明发展进程为考察对象，以当下意识叙说和规划过去。晚到20 世纪30 年代，还有学人认为，“经世”与“治史学”关联最大，无论研究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甚至自然科学，都需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这当然已成为现代学术的常识。而由此反观，若要评估晚清西史东渐的意义，显然不能只看到现代史学意义上历史知识内容的扩充，而需考量它在知识体系全面更新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史学经世”与晚清新思想观念的传播

尽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的著述已经涉及西方历史和基督教历史的一些信息，但西方历史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还是开始于19 世纪。早期如郭实猎、麦都思、裨治文、慕维廉等欧美传教士撰写出版的中文历史类书籍，介绍了欧美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使中文读者对于域外世界的古今演变，有了更为详细丰富的认识。到光绪年间，随着更多西史、万国史类译著的出版，一种“万国史观”逐步在晚清士人学子的心目中形成。世界其他各国家地区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有了等量齐观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东西方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且应该被置于同一层面来思考，而某一国的历史，要放到世界万国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才能被更好地解释。

19 世纪西史东渐从传播途径上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单行出版的西史著作译著，其二是各类新式报刊上刊载的历史类文章。1861 年以前，西方传教士编辑出版的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都刊载很多有关外国历史的文字，但和早期西史译著一样，在当时影响相对有限。同光年间，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士人学子对外国历史兴趣愈发浓厚，“史学经世”观念流行，无论是早期西史译著和文章，还是新出论著，读者群体都在不断扩大。

综合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接受两方面看，光绪年间西史东渐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视域趋近”，也就是士人学子对较晚近的外国历史越来越关注。出于“经世”之目的，士人多欲了解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晚近富强之原因，关注西方诸国近期强弱更替之大势，以为借鉴。相应地，西史知识的引介者们也乐于迎合这一需求。当然，这一时期有关西方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历史类书籍并非没有，但其数量明显少于讲述晚近历史的书籍。以晚清最重要的西学传播机构之一广学会为例，广学会在晚清出版的“历史类”书籍中，除了《万国通鉴》之类的通史著作外，叙述16 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历史和人物的书籍数量要远大于叙述西方“古史”的书籍数量，其中最多的主题是英、美两国的“新史”。至于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西史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实际上叙述的主要是19 世纪欧美的历史。到1900 年以后，学人求新求“近”之风更盛，史学译述和报刊公共写作中诸如“更近世”“最近世”之类的提法也不少见。这都体现了“视域趋近”之势。其二是外国历史传记的大量出现。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辑的刊物已经有外国历史名人的传记文字，比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有短文介绍拿破仑和华盛顿的生平行事。同光年间，无论是新式报刊刊文，还是书籍出版，西方历史人物传记的数量都大为增加。再以广学会在晚清出版的书籍为例，其中各类传记数量接近总数的一半。综合书籍和报刊等各种文献来看，晚清历史类传记的传主中，最常见的就是“强国之君”、民族独立领袖或马丁·路德之类的宗教改革家。

从“史学经世”的角度去看，以上两现象之出现，乃缘于时人希望从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探寻欧美诸国强国之因，以为本国提供借鉴。从甲午到戊戌，乃至进入20 世纪，民族危机意识不断蔓延，无论给出何种改革方案，服膺何种思想学说，时人普遍具有“应变”“求变”的心态。而西方历史尤其是晚近与“变革”相关的故事和人物，就成为时人可以便利应用的知识资源。

从话语和现实的关系来说，大部分此类论说都免不了“态度大于实效”，但历史知识在这种诠释和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极大变化，它更容易被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观念操控和改造。许多趋新学人从特定的思想观念出发，对西方历史进行裁剪和重构，以使其成为自己观点主张的“模板”，从而形成一种特别的“以中释西”“以今释古”的现象。

笔者曾以“西方文艺复兴”这一主题为例，讨论部分国粹派学人和梁启超、马君武等人如何在“复兴国粹”和“文化新生”这两个迥然相对立的方向上解释同一段西史故事。相比本土史事，西史知识在晚清的这种“重构”现象往往更为隐蔽而不为人注意，因为它们在相关表述中作为“模板”而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而中国士人也大多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去从事批判性的历史学讨论。

关注晚清“西史东渐”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即考察特定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利用和重新诠释历史知识而完成自身的表达，它如何通过抽象的“意义赋予”将特定的历史进程“模式化”，将特定的历史人物“符号化”。影响近代中国颇深的一些思想观念，比如民权、民主、社会进化等思想，晚清学人在接受这些思想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大量对东西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诠释。笔者曾经考察过维新派人士如何通过叙述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而塑造“新胜于旧”的线性进步观念，以及马丁·路德在他们笔下如何成为纯粹的“改教者”符号。其实，西史人物在晚清成为某种特定象征和符号并不少见，比如晚清被国人提到最多的西方名人拿破仑和华盛顿，就屡屡被纳入中外“英雄系谱”，成为民族独立思想、民主思想表达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人物本身的丰富历史面相被迅速简化和过滤成单一刻板的形象。

当然，历史书写总是无法避免对纷繁复杂历史进程的简化。时至今日，在公众的历史理解中，“模式化”和“符号化”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毕竟现代学院史学的存在能为此类理解提供必要的反思。而在晚清中国，面对急速膨胀且来源混杂的西方历史知识，批判性的史学眼光尽管偶有闪现，但远非主流。绝大多数学人于此既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也缺乏现代史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化环境。因此，如何看待晚清学人特定历史理解背后的思想观念，如何审视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对史学叙述构成的影响，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史学史研究，或许都还大有文章可做。

责任编辑：王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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