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安徽皖剧团证章”的由来

“安徽皖剧团 证章”的由来

潘 英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近日通过走访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对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所陈列的展品——“安徽皖剧团证章”的由来，以及曾想将“黄梅戏”定名为“皖剧”的这一想法，进行了深入了解。

　　“安徽皖剧团证章”，曾被安庆市民彭保友先生收藏。彭先生于第四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注：2006年）期间，将该证章送至安庆市博物馆。现在，这枚证章陈列在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

　　在黄梅戏史上，将“黄梅戏”定名为“皖剧”的想法，曾先后产生过两次。一次是在民国26年（即1937年）【注：是1926年，还是民国二十六年？】；一次是在1952年。

　　第一次定名“皖剧”的想法

　　民国26年（即1937年）【注：是1926年，还是民国二十六年？】，一群演唱“府调怀腔”的民间艺人在安庆市区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租借了吴越街中兴旅馆二楼），分散活动的黄梅戏艺人得以集中起来登“台”演唱。这是尚没有正式剧种名称的演唱形式进城后第一次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也是它有史以来在闹市中公开演唱。

　　然而，没过几天反动军警就找上门来。正当演出《余老四反情》时，有几个便衣警察抓住戏里几句唱词，说“有伤风化”， 逮捕了几位主要演员，关进了看守所。热心的观众对艺人们表示支持，他们到处奔走，争取到法院公开审判。当时，一位知识分子观众捎信给演员们说：“法官要问你们唱的是什么戏？就说是‘皖剧’。人家的京剧、楚剧能唱，为什么我们的皖剧不能唱？”演员们得到支持，在法庭上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辩论，旁听席上的观众又给他们撑腰打气，终于驳得法官哑口无言而宣布无罪释放。

　　这些民间艺人被释后即在原来的地方恢复演出。同时，他们还决定将自己所表演的艺术样式定名为“皖剧”，并刻下了这枚“安徽皖剧团证章”。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这批进入安庆市区的民间艺人，又被迫回到了农村；第一次进城演出也被迫中断；这个尚未有正式名称的剧种也未能冠名为“皖剧”。

　　第二次定名“皖剧”的想法

　　1952年（注：11月），安徽代表团赴上海参加华东区小戏调演，演出的剧种有：黄梅戏、庐剧（倒七戏）、泗州戏（拉魂腔）等。黄梅戏带去了两台剧目，有传统小戏折子戏《打猪草》、《蓝桥会》、《补背褡》、《路遇》，以及新编现代戏《柳树井》和《新事新办》等。

　　此次调演活动之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发文给安徽省文化局，邀请安徽的地方剧种参加华东区小戏调演，并要求其以文件的形式申报参加调演的剧种及剧名等。

　　安徽省高度重视此次调演活动，组织成立了“赴华东调演领导小组”。时任安徽省文化局文化科（注：应为艺术科）科长余耘是小组成员之一。余科长召集了郑立松等安庆黄梅戏专业人员，多次研讨各剧种调演等相关事宜。后来，决定从安庆民众剧院和安庆胜利剧院抽调安庆地方戏演员，组团赴上海参加调演活动。

　　安徽省向上海方面申报调演材料时，将“倒七戏”改名为“庐剧”、将“拉魂戏”改名为“泗州戏”；并且在这个时候，又再次产生了这种想法：即将当时称谓众多的安庆地方剧种定名为“皖剧”、成立“安徽皖剧团”。

　　但后来由于又有人指出：“‘皖’是指安徽的意思。这个地方草台的小剧种的发展与流行均在安庆，而安庆已不是安徽的省会城市，怎么能组成‘皖剧团’呢？”最后，只能在众多对这个剧种的称谓中，选择了“黄梅调”三字。

　　1952年，上海《大公报》对此次上海调演活动进行评论时，使用了“黄梅戏”三字。从此，“黄梅戏”正式见诸于官方文书及报刊之中。

　　就这样，“安徽皖剧团证章”虽已刻好，但“皖剧”这一名称最终却并未得到使用！

　　贺绿汀（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撰文

　　载1952年11月15日《大公报》

　　参考资料：

　　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原载《黄梅戏艺术》2016年第1期

　 2016年06月01日《安庆晚报》第B11版：月光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