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广西飞龙不一般

广西近代机制硬币开铸的时间要比毗邻的广东、湖南两省晚，机制币的品种和数额也比广东和湖南两省少得多，这与当时广西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有关。但是，正因为广西机制币的品种和数额较少，反而使现今存世的广西机制币大多数都成为珍稀品种，并受到钱币收藏者的宠爱。按年代顺序将广西近代机制硬币分别介绍如下：

　　一、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十文铜元

　　目前存世的广西光绪元宝铜元是清末广西行政当局筹建广西造币厂初期委托某外国造币厂代制的几枚铜元“币样”，而并非正常的流通币。该币正面中间直读“光绪元宝”四字，四字中间镌刻满文“宝桂”，四字外环绕珠圈，珠粒92颗。珠圈外上环刻“广西省造”，下环刻“每元当制钱十文”，两朵五瓣梅花星将两句文字隔开。最外圈还有珠圈，珠粒是135颗。

该币背面中间镌刻一条腾飞的龙，龙外环绕珠圈，珠粒有101颗。珠圈外环刻英文：“KWANG—HIS(广西)，TEN CASH(十文)”，左右也有两朵五瓣梅花星。最外圈还有一圈珠圈，珠粒是132颗。该币为红铜材质。

　　广西光绪铜元币样存世量估计是10枚左右。早年出现的几枚及其归宿是：

(1)钱币收藏家蒋仲川(或王逸民)藏有一枚，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苏州办的一次珍稀钱币展览会上露面，后不知去向。

　 (2)法籍收藏家邬德华拥有一枚，后流落海外，也不知去向。

　 (3)德籍收藏家汉南曾藏有一枚，后流落海外，也不知去向。

　 (4)上海的钱币收藏家李伟先藏有一枚，解放后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现仍藏在该馆。

　 (5)上海的大藏家陈仁涛拥有一枚，解放前夕携往香港。五十年代初陈氏收藏整体上售给国家文化部，其中也包括这枚广西光绪铜元。现该币珍藏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

　　近年露面的几枚广西光绪铜元是：

　 (1) 台湾收藏协会理事长丁张弓良女士曾拥有一枚，后转让给台北资深泉商陈吉茂，陈又转让给日本大阪的“中华铜币研究会”会长，自号“龙痴”的秋友晃先生。

　 (2)香港的黎森曾拥有一枚，后黎先生转让给黄振安，黄先生又转让给陈吉茂，陈先生再转让给台湾的刘蕴宏。

　 (3)已故美籍收藏家陈丹尼曾拥有一枚，91年拍卖陈氏旧藏是该币被陈吉茂拍到。94年陈将此币和另两枚四川光绪元宝当三十文一并转售给台湾中青代钱币收藏家郑仁杰先生。当时售价高达新台币壹佰伍拾万元，约合美金伍万伍仟元。

　 (4)94年香港泰星拍卖会拍卖已故马来西亚籍藏家黄元文先生的旧藏，内有一枚广西光绪铜元被德籍“清泉专家”布威那先生以壹万叁仟美元(另加10%手续费)拍去。

　 (5)96年新加坡钱币拍卖会上又出现一枚广西光绪铜元，该币这次被台湾的铜元收藏家兼学者施诚一先生幸运拍到。

　 (6) 据闻，台湾的郑文义先生和何代水先生分别从泉商陈吉茂手上各购到一枚广西光绪铜元。

总结以上记录可知，早期出现的五枚广西光绪铜元有二枚现分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三枚下落不明。近期在海外出现的七枚中，可能其中也包括有早期下落不明者在内。所以，估计广西光绪铜元的存世量是十枚左右。

　　广西光绪铜元自上世纪四十年代首次亮相后，就受到众多资深收藏家的青睐和追捧，一直延续了数十年而不衰，从来没有人对其提出过质疑。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数十种钱币学或货币史专著都对其作出正面的介绍和极高的评价。然而，近年来在广西光绪铜元的“家乡”广西，却出现了对其质疑的声音。从1988年起，有几位广西泉家以个人的名义写文章提出广西光绪铜元可能是臆造的赝品。1998年出版的由广西钱币学会主编的《广西历史货币》一书，也列出数条理由将广西光绪铜元定为“与广西的钱币文化无关，也与广西当局无关”，故列为待考品。

　　否定广西光绪铜元的部分广西学者提出的几条理由是：

　 (一)光绪31年广西巡抚李经羲虽然已奏准在广西建厂鼓铸铜元，但次年7月又遇上朝廷下谕裁并造币厂，“广西铜元鼓铸归并广东”。所以厂未建成，更未开铸。

　 (二)光绪32年全国各造币厂奉谕开铸“大清铜币”样式铜币，所以即使广西厂试铸铜元也不可能再铸“光绪元宝”样式。

　 (三)广西从康熙年间开始铸制钱，钱背面满文都是“宝桂”,此传统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都不变。而此广西光绪铜元上的满文却写成按满文书写格式，为自左而右，却是“桂宝”，其写法标新立异，不尊重传统定制，这绝非广西巡抚李经羲所为。

　 (四) 广西光绪铜元上的“广西”英文译为“KWANG—HIS”。而同时代光绪30年的广西官银钱号纸币上的“广西”英文译为“KWANG SEA”，稍后民国八年广西壹仙铜币和广西贰毫我银币上的“广西”英文也是译为“KWANG SEA”或“KWANG—S1”。显然，此广西光绪铜元上的英文译法不伦不类、无根无据，纯属臆造。

但是，在广西钱币学会内部也有人不同意如此轻率地将广西光绪铜元定为臆造的赝品，他们也提出相反的观点：

　 (一) 广西造币厂从光绪31年初就开始筹办，次年7月朝廷才下令停建，广西厂合并归为广东厂。完全建成一座造币厂，一年半的时间可能短了些，但也不尽然。如抗战时期的桂林造币分厂，1938年3月18日开始筹办，5月份就在临时工场生产出首批铜、镍质辅币。半年后临时工场被日机炸毁了，而此时地处南溪山的新厂就适时竣工了。建厂的多项工作应是分项同时进行的，厂未建成不等于建厂过程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未完成。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雕刻币模和压制少量币样，时间应该是足够的了。例如并未建成投产的陕西造币厂，就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制了陕西省光绪元宝银元的币样。

　　(二) 广西光绪铜元币样是建厂初期委托某外国造币厂代制的，时间应在光绪32年清廷下谕开铸“大清铜币”之前，所以其以“光绪元宝”的面孔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三)广西光绪元宝铜元上的满文，当时广西泉界无人可识，后广西合浦的李冠国先生投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仲翰教授。王教授委托该校历史系教师赵令志代为复信。复信说：“你所询问的满文，按你所写应读‘boogui’,后为‘桂’之拼写。但按满文书写格式，为自左而右，故如是‘桂宝’，其写法应boo在后而gui在前。然至清末，在地方铸钱方面是否有违例使用者，间或有之”。有专家定论，该满文应读“宝桂”，确无疑义了。满文是一种历史不长的拼音文字，它的造字和词汇的功能远远不如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文字。如意义不同但发音相同的宝源局的“源”字，元宝的“元”字，太原的“原”字，写出来的满文都是“”；宝黔局的“黔”字和故宫乾清门的“乾”字，写出来的满文也是一样的。反过来，宝桂局的“桂”字，满文也有两种写法。这在当时很平常的事情仅经过了百年的沧桑，到如今则引发起热烈的讨论，说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继承问题令人堪忧。

　　(四) 广西光绪元宝铜元上的“西”字，英文除了译为“HIS”并不足怪。清末民初英文译法不统一的现象极为普遍。江西铜元上的“西”字，英文除了译为“SI”外，还译成“SEE”。而且，同时期的绥西恳业银号纸币上的“绥西”就译成“SHI—HIS”，陕西泰丰银行纸币上的“陕西”也译成“Shan—HSI”。因为是音译，无所谓对错。反过来，英文译成中文也有类似情况。如近代收藏中国铜元的专家邬德华先生，也有译作“伍德华”先生。美国前里根总统，在我国台湾地区被译作“雷根”总统。人们不会因为有一字不同而将译文判错。

广西光绪元宝铜元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首次亮相后至今已经历了六十余年的风雨沧桑。在六十年漫长的岁月里，其分别被邬德华、汉南、张璜、陈仁涛、丁张弓良、陈吉茂、秋友晃、陈丹尼、黄元文、布威那、郑仁杰、施诚一等著名钱币收藏家把玩和鉴赏，从来无人对其提出过异议。早年出现的几枚中有二枚分别被我国两家一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收藏。近年出现的几枚又分别在世界有名的钱币拍卖会上被有眼力、有实力的钱币专家或资深泉商高价争购。而且，多年来出版的各种钱币专著也都对其真实性和珍贵度给予肯定。所以，广西光绪元宝铜元作为广西近代机制硬币第一珍品的地位是可以定论的。

　　 广西光绪元宝铜元是广西当局在筹建广西造币厂初期委托某外国造币厂代制的，后因特殊原因而未被实际采用的“币样”。币样和样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样币，有相同图案和规格的流通币与之对应。而币样，则没有相同图案和规格的流通币与之对应，而是因特殊原因中途夭折的某种钱币设计的实物样品。币样的价值要比样币的价值高得多。例如，近年发行的流通纪念币的样币，市场价仅在千元至数千元。而近期有一套1969年铸制的1分、2分、5分铝质未采用的设计稿币样，竟然卖出13万7千5百元的天价。由此可见，作为币样的广西光绪元宝铜元，身价还有上涨的空间。

——摘自<广西钱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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