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称帝遗祸子孙，袁世凯为何还要冒险称帝？内忧外患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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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1月，北洋政府特设“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作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该局的实际职责是：“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事务。”该局成立后，即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各省区选举“国民代表”，“以征正确之民意”议决国体，从而使这场帝制复辟的丑剧进入了高潮。

1、被“收买”的名义

11月底，根据北洋政府新颁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国民代表选举和投票工作告一段落。其中当选代表1993人以全票通过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并附有同一内容的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至此，拥袁复辟帝制已经完成了变更国体的最后舆论准备和投票形式。至于这些民意的可靠程度，我们仅从以下两个材料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里是《申报》于帝制破产后所刊登的一则关于当时国体投票内幕的材料：

当时各代表齐集省城，既有军民两界派员前来接洽，嘱以必赞成帝制，必举袁世凯为帝。及投票之日，军署自大门以至投票处，军警夹道，背枪荷戈。各代表于刀枪林立之中鱼贯而入，其心已不能无惧，及入场，所谓将军者，又戎服登坛，慷慨以谈帝制有利于中国。投票纸上又仅有君主立宪字样…投票已毕，又有职员捧出推戴书，望诸君从速签名。

另一则关于此次变更国体投票过程的纪录则更为详细。

回忆人唐在礼是当年帝制筹备“十人团”的成员。他与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倪嗣冲、傅良佐、夏寿田等12人是由袁世凯授权的专门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集团。

和“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不同的是，后者是经参政院批准成立的合法的国家机关，所从事的只是“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字”。

而这个“十人团”，则由袁世凯授权，直接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号施令，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的过渡名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批示具体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才是真正主持策划帝制和袁世凯做皇帝的幕后人物和主使者。

唐在礼这样回忆当日的选举情形：

所谓全国国民大会的国民代表选出以后，并不集中举行国民大会，就在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之下，由国民代表用记名方式投票决定了国家政体。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全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是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事后，命令各地将决定国体的全部票张集送北京，封存在当时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里备案。

这里虽然只有寥寥数笔，却极为生动地刻画了武力政治时代“民意”在军人刺刀下诞生的过程。至于这些民意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我们只要再看一看下面的这则材料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915年12月12日，北洋政府“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明文通知各省，将改革国体文电一律查明销毁。其理由是，当时的公务函电“不免有出于法律之外”的东西。“倘为外人所悉，不免妄肆评品，更或史称流传，遂留开国之污点。”因此，政府要求，各省“检出各种官私文电函札，无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人记录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据张一鏖所记，袁氏至此仍装腔作势地极力否认自己有称帝之意说：

“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

如果国体的变更和袁世凯的帝制真正地代表了普遍的中国人民的民意，又何必担心别人的“妄肆评品”和“贻开国之污点”呢！

同时期由帝制党向各省发出的密电则更为具体地指出：

在各地提交的劝进表中，“当含有下列文字：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并特别地强调：“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必须照叙字样”。同时，在国体定夺前，“各种请愿书，必不公布”。

这便是1915年11月间铺天盖地的“国民请愿书”的真正内幕，连请愿的内容和文字字数都有着统一的规定和要求。

在当时几乎举国一致的拥护帝制的声音之下，仍然有人对帝制提出了抗议。

2、微弱的反对声音

筹安会一成立，曾经愿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世凯的梁启超即撰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当时国内的帝制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公开声明，变更国体，“敢发正论…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该文旋即在京、沪各报发表，在当时帝制派中造成过不小的影响。

据梁自称，梁文刊行前，袁世凯曾托人贿梁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但却遭梁婉谢。筹安会首领杨度也曾亲自赴津“劝梁毁其文，任公不允，斥之甚厉，（杨）面赤而退”。

在此后出现的反帝制文字中，汪凤瀛著有《致筹安会书》；徐佛苏著有《对于筹安会之意见书》。均对于筹安会的帝制复辟理论进行了驳斥。当时的一些报馆，“除为政府机关及在政府权力之下者，多表示非难之口吻”。

一些侨寓中国的外人，如丁义华、李佳白、佑尼干以及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逊等人都对中国的国体变更表示过异议。有的发表题为《维护共和国体之宣言》，痛斥“筹安会”六君子“为妖孽”；有的上书“肃政厅”骂“筹安会乱政灭国，请将发起人明正典刑”。

只不过由于帝制派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后援，这种反帝制的声音相比之下就显得微弱多了。不但许多指控筹安会的呈文均被斥以“不合法式”而驳回，而且，筹安会及杨度、孙毓筠等私人宅第，亦均有军警站岗保护。一些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官厅不予立案，或受之牵制不能成立”。

1915年底，帝制运动的准备已进入最后的阶段，随着袁世凯本人在帝制问题上所持的态度逐渐明朗化，帝制也从理论上的宣传和发动进人了登基和国体变更的筹备时期了。

3、袁世凯的态度

可以肯定地说，在1915年的帝制复辟的过程中，袁世凯个人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这场帝制运动的核心人物——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的态度及其在整个复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我们普遍地认为，在维持帝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是袁世凯从1908年前后到1911年间持之一贯的政治倾向。但是，如果把1912年袁世凯重新上台后从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到制订新约法扩大总统权力、尊孔复古等一系列活动都视为帝制的前奏和准备，显然地这个结论就明显地带有推断性的色彩了。

而这个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忽略了袁世凯个人在帝制问题上的思想变动过程，而且把专制和帝制当作了同一个东西。

从1913年后公开的各类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对于专制政治的重建是直言不讳的，并且公开声明，将专制和集权作为摆脱内阁制下的民主共和政治危机的唯一手段。

但其对于向帝制的回复，却表现出了相当谨慎的态度。直到1915年他与朱尔典的谈话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仍然是顾虑重重的。其中关于身家性命，子女后代的出路问题上的考虑也很难说完全是言不由衷的虚伪和掩饰。

袁在与总统府机要秘书、其亲信之一张一麐的一段谈话中表达了这个内容，袁表示：

近多年来，人人以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为摇撼国本，不如任令学者自由研究，以此缓和其气。世界潮流，我岂不知？但是国外学者，主张亦有两派（指美博士古德诺之论说）。总之，皇帝我绝不做。但凡做皇帝者，多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了。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况且皇帝后代之结果，就历史上看，何等惨痛！我现在做总统，为国家、为人民打算，不必做皇帝。为我子孙后代打算，更不愿做皇帝。

1915年7月9日《申报》所载的“总统关于国体问题之谈话”一文，记录着袁世凯与冯国璋之间的谈话，袁世凯也更为详细地指出：

外间种种风传，余亦略曾闻见。有谓此事由余主动者，亦有谓儿子克定主动者。此种风说，误会之至。然此风说之所由起，亦自有原因。
盖一则因余自辛亥办理共和之际，颇恐中国历史及国民程度与美、法诸国有所不同，改为共和，究竟与国家根本如何，不能无所怀疑。与人论及时局，或不免偶尔流露此种意思，因之外间易生误会，此其一也；
二者因封爵问题，外间或以封爵即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不知共和国家虽以不设阶级为原则，但我国今日系五族共和，一律平等，满、蒙、回、藏，均有封爵，而汉人独否，是亦不平等之甚矣！今《约法》既规定大总统有须赏封爵之权，故余以为汉人中之有功民国者，实当然有接受封爵之权利，故余久已决定施行此典。惟以外间多所误会，是以暂行停办，然他日亦必须依法施行。外间切不可又因此妄加揣测，此又其一也。
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当事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之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

在这次谈话中，当冯国璋提到，有一天“大总统将中国办到转弱为强之际，则天与人归，恐大总统虽欲逊位，亦奈何不得”的时候，曾引起了袁世凯的极端震怒：

闻君此言，仍是在余身上打主意。余之四、五儿子，在英留学，余已饬在英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此等逼余者，则余唯有迳赴外邦，以终老年！

袁世凯的这段公开谈话，后来一直被当作其政治品格恶劣的有力佐证。因为就在这一信誓旦旦的保证后仅数日，袁即在中南海新华宫正式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段谈话中看出，袁世凯对于帝制将要给其自身及子孙后代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有着极为清醒认识的。

这些关系着子孙后代利益的表白和顾虑也很难说是言不由衷的。

袁世凯不可能将帝制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于部属的欺骗和搪塞上，特别是对像冯国璋这样在当时极有份量的北洋骨干人物，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制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直至11月7日，袁世凯仍下令政事堂请转告全国：

“迭接各省来电，有称帝、称臣字样。以予否德，无补国家，推戴之来，何敢当此，行将以区区素怀沥述于国民。且予从政，前清同僚多属比肩，何敢受臣下之称。…万勿称帝称臣，使予怀抱不安也。”

4、“清醒”的袁世凯何以还要冒险称帝？

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外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的推动之外，袁世凯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最终选择了这个将对其身家性命都有着巨大危险的帝制？仅仅用“权力膨胀”或者是“权令智昏”，显然是过于简单化，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揭示袁世凯洪宪复辟的个人动机，“努力地去理解他的原因，以及他还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便比简单的抱怨和辱骂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了。

众所周知，在清末的改革和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始终是一位君主立宪运动的激进人物。而且，在晚清统治层中，“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为改良争取到如此多的东西”。

在早期的立宪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曾经亲自致函袁世凯，将其作为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希望，并“以日本明治元勋伊藤、坂垣相期许”。

虽然个人的经历，决定了袁世凯并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君主立宪的确切内涵，但相比之下，他更不会了解民主共和。因为他所熟悉的只能是旧的君主集权政治环境下的权力运作方式。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断言：（袁世凯）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

很显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逐鹿中，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并坚决宣誓拥护共和制度，就其根本原因而言，则是出于权力利益的驱动，但其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怀疑不但没有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消除。

恰恰相反，随着北洋政府建立后，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和政治危机的加剧，袁世凯的这种怀疑态度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其心中蛰伏已久的对于君主政治的倾向也正是在这种对于民主共和的怀疑中很自然地重新拾头了。

使他再一次认定：作为根本解决时局的办法，“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

当袁世凯把重回君主立宪政治作为解决北洋政府政治危机的一种选择时，“二次革命”后北洋集团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势力的被消弱，也都在客观上为袁世凯的这种政治复归扫清了障碍。

把恢复帝制作为摆脱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危机的手段，也是1914一1915年间，相当一批中外“政治家”们反复向袁世凯宣传鼓噪的一个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对袁世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在中国国内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袁世凯正式大总统的当选和《中华民国约法》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国家行政的统一。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独裁政治的确立，除了激发了反袁世凯和反北洋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的重新联合之外，并没有对政府机制的有效运行产生预期的效果。

不但国内的政治离心力和社会危机形成了袁世凯无法解开的两个政治死结，而且北洋政府建立以后的各种外部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各种国内矛盾的激化。这一点，在北洋政府自1913年在西藏、外蒙等地区以及中日“二十一条”的外交危机就是明证。

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欧内斯特·P扬在论及1913一1915年间北洋政府所面临的外交危机及其对于袁的帝制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指出：

无论是在1913年和1915年，（袁世凯)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还是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经插手于盐务管理，铁路建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是1915年开始的中日谈判。

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盲目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把恢复帝制作为摆脱政治、外交危机方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二十一条”提出之初，袁世凯也曾试图作出过积极的抵制，他曾对段祺瑞说：

“准备以十年计划征伐日本”，并下令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帝制活动。但在“二十一条”既签之后，帝制的步伐却明显地加快了。

1914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加剧了中国北洋政府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因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而使北洋政府失去了赖以支撑政府正常运转的主要外债来源。而且，随着日本借欧战在远东地区一特别是在中国势力的急速膨胀，也使北洋政府陷入了新一轮的外交危机。而这个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的帝制不断加快的过程，这其间的联系是发人深省的。

鲁迅先生在其作于辛亥革命后一年的《阿Q正传》一书中，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因社会下层被拒斥于革命之外而造成的民众与民国疏远的情形。而且，这种情形也造成了相当一些人对于这场革命的误解和歪曲——把这场革命看成是一场反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

按照这种思想，许多人很自然地把革命之后的种种危机归咎为失去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对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许多北洋政府的上层人物也不例外。

他（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是，他在为自己的政权寻找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寻找一种可以表明这种合法性基础的象征符号。换言之，他想以恢复传统的权威基础及象征符号来解决他所面临的权威危机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传统的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显然就是帝制的代名词。

上面的这段论述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今天的人们对于袁世凯洪宪帝制动机的解释仍然莫衷一是，但是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从传统的对于袁世凯个人权力野心和政治品质的谴责转向了对于当时社会基础的探究；从单纯的“对于历史的抱怨”转向了“努力地去理解他的原因及其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

如果我们能将袁世凯在辛亥时期接受权力的动机和其接手权力之后所面临的危机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你就会发现，上面的这个解释还是令人信服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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