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传统道德的六大弊病

一百多年来，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经历了旧世界的坍塌。但在废墟之上，我们的新文化却迟迟没有建立。

文化的坍塌，始于道德的坍塌；文化的重生，也必然始于道德的重建。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把道德的重建，作为赋予中国文化新生命的头等大事。

不过，道德重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传统道德有哪些弊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至少提炼出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六大弊病。

▌弊病一：约束君子，放纵“小人”

殷海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具有很强的阶层性，对君子，也就是贵族做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而对“小人”，也就是普通人，则完全不做要求。

翻遍儒家经典，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但无一例外，都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远庖厨”、“君子坦荡荡”、“君子固穷”、“君子成人之美”……那小人呢？不好意思，经典没说。

这种差异，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傲慢。孔孟过于看重社会精英的引领作用，却没有看到，“小人”才是社会道德的基本盘。而且，只对君子的要求，很容易让人陷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我没有道德，你就别想道德绑架我；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最后谁也不遵守道德，造成全社会的道德沦丧。

▌弊病二：不能平等对待女性

殷海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不能平等对待女性。

在思想层面，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要么对女性不做道德要求，要么就是基于一套不同的道德标准。如果说君子与小人，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那么男人和女人，则被他们看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有句抱怨女性的话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但事实上，能把女子与小人并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舆论层面，对女性的污名化无处不在。“妒”、“姦”、“妄”、“婪”这些负面词汇，都是在给女性贴标签。

在制度层面，1949年以前，中国一直实行一夫多偶制，在部分朝代，女性甚至是一种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

这种道德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弊病三：不把愚民当罪恶

殷海光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在为愚民政策背书。

这一点在儒家、道家思想中体现得还没那么明显。在法家思想中，则是毫不掩饰其意图。《商君书》中曾明确提出，治国应该“愚民、贫民、弱民、辱民”，让人民愚昧、贫穷、疲弱、没有羞耻心。这比伏尔泰所说的“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早了两千年，让人不禁感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方面的“先知先觉”。

诚然，儒家思想对这样的政策也曾提出过异议，但最终妥协的结果不过是“事儿能这么做，话不能这么说”。

▌弊病四：不能容忍不同声音

殷海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是强调独断的，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

百家争鸣结束后，中国文化就患上了“统一思想病”。秦朝独尊法家，就来个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道家思想就无从置喙；梁武帝迷恋佛教，就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后来，为加强统治又来了多场灭佛运动；明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一律只能从官方指定的书里面出……总之就是绝对不允许不同声音存在。

尽管没有任何组织能真正做到思想的统一，但这种独断，对异端的不宽容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蔓延。

▌弊病五：不能脱离孝道谈道德

殷海光认为，因为独有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道德把“孝”当作头等大事，不愿、也不敢质疑孝道的意义。

中国长期是个农耕社会。基层以土地为原点，以血缘为纽带进行聚居，年龄和辈分就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最重要依据，“孝”自然就成为了社会道德最重要的准则，甚至在汉代被当作选拔官员的依据。

这样的价值观，让古人对孝道的践行充满了表演性，通过极端的“孝”行，实现身份、声望的跃迁。《二十四孝》中，那些荒唐变态的案例就是典型。

以孝为核心，建立起的社会道德规范，造成的恶果就是家国不分，公私不分。君主成了“君父”，老师成了“师父”，学校成了“母校”，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比喻、象征、模拟的形式出现，而很难还原到其应有的样子，这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契约，更遑论契约精神了。

▌弊病六：不屑于务实

殷海光认为，中国文化轻视实务的传统由来已久，结果导致自己的“奇技淫巧”远远不如西方。

秦汉期间，虽说也有谶纬之类无聊的行为，但总体来讲，还算务实。但到了魏晋，由于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贵族子弟不需要做实事就能位居高官，整个社会以务实为耻，将务实称之为“浊务”，贵族们则每天饮酒、吸食五石散、读《离骚》、清谈，并引以为荣。唐宋，因为科举，官员多少回归了务实。而到了明朝，由于科举不考策论，改考八股，官员就又开始把上面考核的和自己擅长的道德文章当成最重要的东西，所有实务一律被斥之为奇技淫巧，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殷海光认为，这种泛道德化的“务虚”，必然让中国在经济、科技、国防、教育、公共卫生、数目字管理等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

面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诸多弊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提出，中国文化的革新，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道德的重建。而实现道德的重建，首先就要打破旧的道德规范。但他同时指出，“道德实践有古今之分，道德理想没有古今之分”。因而，他肯定了中国古典道德中“孔仁孟义”的道德理想，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融合“基督博爱”、“佛家慈悲”，重建中国的道德理念，建立适应时代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