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最早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的三个省委书记都是谁？

1978年中国，全国上下的党员干部都被要求严格执行“两个凡是”，这一看似维护稳定的指令，却在实际工作中限制了干部们的思想创新。

宋平

1978年的中国政治背景下，随着“两个凡是”政策推行，其带来的问题逐渐成为公开的话题。

这一政策本旨在于维护政治稳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其过于僵化的性质，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它显得过于过时，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反而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领导干部开始对这一政策表示反对，其中最早表态的三位省委书记——宋平、任仲夷和杨易辰，他们的行动尤为显眼。

宋平在这一年正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他的背景非常丰富，从1936年春参与革命工作开始，到1937年1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在西北地区的长期工作，宋平积累了大量的政治和管理经验。

1978年，宋平作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面对“两个凡是”的政策，他认为继续按照这样的方针执行下去，不仅会束缚地方干部的思想，还可能对全国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他组织了多次省委内部会议，与地方干部们一同讨论这一政策的合理性。

在这些会议上，宋平并不急于下结论，而是鼓励与会干部们畅所欲言，充分表达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有些干部，出于对“两个凡是”的尊重，仍然认为这一方针是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但也有一些干部指出，在经济建设和思想解放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政策确实带来了诸多障碍。

宋平通过这些深入的讨论与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种一味僵化的执行方式，极有可能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起到反作用，阻碍改革的深入开展。

为了更好地验证自己的判断，宋平安排了一系列调研活动，深入甘肃的各个地区，实地走访各级干部和普通群众，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调研过程中，宋平接触到很多基层干部，他们的反馈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观点：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干部们因为害怕违背“两个凡是”政策而不敢提出新想法，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严重制约了地方的发展。

宋平将这些调研结果汇总后，再次召开了省委会议，向各级干部详细汇报调研情况。

他明确表示，面对问题不能回避，也不能一味地墨守成规。

最后他决定率先向中央表达自己的看法，提议重新审视“两个凡是”政策的合理性，并建议进行必要的调整。

任仲夷

任仲夷于1914年出生，比宋平大三岁，早年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1935年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年仅21岁的任仲夷便积极参与其中。

1936年，任仲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抗日战争期间，任仲夷的工作经历极为丰富，他曾担任抗日游击队司令部的秘书长，任仲夷的领导才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与队伍一起穿梭于敌占区，不仅策划了多次成功的游击战，还为游击队的干部队伍建设贡献了力量。

除此之外，任仲夷还担任过干部学校的教员。

那个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干部教育尤为重要，任仲夷的任务是为抗日根据地培养更多的革命骨干。

抗日战争结束后，任仲夷继续在各大军区工作，特别是在建国后的早期，他的工作依旧与军队密不可分。

在东北、西南等多个地区，他负责组织和管理地方军区的事务，帮助新中国的军队逐渐过渡到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任仲夷在辽宁省担任第一书记期间，面对“两个凡是”政策的实施，任仲夷用理论分析的方式，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政治经验和理论知识，系统地撰写了一篇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

在文章中，任仲夷进一步指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在理论上的局限性。

他认为，这种政策在理论上并没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而在实践中，这一方针也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任仲夷列举了辽宁省在贯彻执行“两个凡是”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尤其是在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方面。

干部们由于害怕违背政策而不敢创新，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政策束缚迟迟没有得到处理。

任仲夷在文章中明确呼吁，必须对现有的政治方针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任仲夷强调，继续坚持“两个凡是”无异于让国家错失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大胆进行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才能让国家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

这篇文章在1978年通过《光明日报》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个年代，敢于公开批评“两个凡是”这样敏感的政策，需要极大勇气。

正是因为像任仲夷这样的领导干部勇于发声，敢于在关键时刻提出批评意见，中国的改革才得以顺利展开，社会也因此逐渐走向繁荣。

杨易辰

杨易辰在学生时代便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了多次革命运动。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杨易辰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多次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参与组织和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杨易辰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踏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入党后，他被派往延安，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易辰积极投入抗战前线。新中国成立后，杨易辰被派往东北，开始从事地方经济和政治建设工作。

杨易辰在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期间，面对“两个凡是”政策带来的种种问题，杨易辰坚持“两个凡是”只会让干部们陷入思想的禁锢，无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实际问题。

省委会议上，杨易辰经常直接点出“两个凡是”的问题。

他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这种政策的僵化执行会导致许多应当解决的问题被搁置，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干部们因为担心违反政策，变得保守，不敢提出新的想法，更不敢在实际工作中尝试创新。

杨易辰还公开表示，如果继续推行这样的政策，黑龙江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他在会议上坚定地表态，宁愿牺牲自己的职位，也不愿看到组织因为坚持错误政策而犯更大的错误。

杨易辰的这种勇敢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得到了越来越多干部的支持。

黑龙江省的许多基层干部开始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改革的各项工作中。

他们在杨易辰的引导下，逐步找到了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的方式，不再被“两个凡是”的条框束缚住手脚，开始从地方实际出发，提出更符合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建议。

老一辈革命家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

关于“两个凡是”的理论，除了以上三位省委书记，早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在发文纪念的同时也针对该理论发表看法，其中包括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和张鼎丞等人。

聂荣臻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在于实践。

他强调，任何正确的思想最终都必须从实践中得来，并且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这一观点契合了当时许多干部对“两个凡是”政策的质疑，认为不能盲目固守过去的指示，而要根据实践中的经验和现实情况来调整工作思路。

陈云在纪念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陈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从现实出发，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贯彻和运用毛主席思想。

徐向前和张鼎丞同样强调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检验，才能真正理解并正确应用毛主席思想。

这种强调实践的观点与当时许多干部对政策的僵化执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聂荣臻、陈云、徐向前和张鼎丞的这些观点，最终对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越来越多干部意识到，只有通过实践和检验，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

老一辈革命家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思想源泉，并帮助中国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

参考资料：
《王宜胜.浅论新“两个凡是”体现党执政理念的人民性》贵阳市委党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