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领袖足迹27——遵义会议上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批判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错误，取消了博古、周恩来、李德的军事“三人团”。补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提起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一般都说，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不过，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只是进入中央常委，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上的最后拍板人，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要从实质上看。

一方面，遵义会议前就有让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的呼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已经引起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有了改换领导的强烈意愿。中央红军指战员中已经形成支持拥护毛泽东的良好基础。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王稼祥二人在黄平县有个“橘园商谈”。张闻天认为，还是毛泽东打仗有办法，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在毛泽东发言后紧接着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提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他的这一意见，分量很重。会议让毛泽东进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可以说，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另一方面，遵义会议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应看作遵义会议的继续。这些会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应统属于“广义的遵义会议”范畴。

1935年2月5日到9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并决定在今后的行动中贯彻实施这一正确思想。

在此期间，中央有关领导就中央领导人的更换问题有过几次重要谈话。遵义会议后，仍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对很多问题想不通，情绪低落，工作不力。为此，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是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着想。博古由此解开了思想疙瘩。周恩来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均认为博古已不再适合担任党的领导。周认为该由毛泽东来担任。毛泽东顾及各方面因素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因素，提出让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比较合适。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沟通。中央最高层统一了思想认识，才有了张闻天代替博古的结果。

更换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多方面的工作，无法草率。这也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更换的考量。

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俗称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再一方面，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张和周）都非常尊重毛泽东，基本上都是按他的意见行事。

党的一把手虽然是张闻天，但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军事首长的权责显得更重一些。前述“张王橘谈”已表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再者，张闻天为人比较民主，不专权，能够听取正确意见。

军事方面，由于周恩来长期处在我党军事主要领导岗位，遵义会议撤掉李德后，让他做“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自然的。但他的态度很明确，先前他一直希望由毛泽东来挂帅。所以，周恩来虽然成了最高军事决策者，也不揽权，往往会在最后做决策时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当年的苟坝会议上，就是周最后听取了毛的意见，放弃了呼声强烈的攻打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就是说，新“三人团”，毛泽东尽管不是团长，但他的正确主张，在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统一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为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