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文化交流的实例不胜枚举。笺纸虽然只是一门小众艺术,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到中日双方业界的互通互鉴。提到民国时期两国的笺纸交流,最耳熟能详的自然是围绕经典笺谱发生的两桩公案。
一桩发生在1923年,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组织翻刻了当时仅见的《萝轩变古笺谱》下辑,并将作者认定为康熙年间的画家翁嵩年。直到40年后笺谱全本在浙江嘉兴发现,经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鉴定,真正的作者明代隐士吴发祥才浮出水面。
另一桩则是在1934年,鲁迅与郑振铎计划复刻推广《十竹斋笺谱》。得知日本文求堂书店藏有一部,于是致函询购。店主田中庆太郎囤积居奇,推脱称已经售出。鲁、郑两位先生多方探寻,最终从北平藏书家王孝慈处借到一部,才达成出版夙愿。
这两桩公案涉及的当事方都是近现代中日文化界的一流人物,“萝轩”与“十竹斋”笺谱也可谓美术史上“绝代双璧”,其中的曲折反转如今已成为传奇。然而,民国时期中日笺纸交流并不仅限于这样高峰耸峙的“暗战”,而亦见于制笺厂肆间的互通有无之中。翻检对照自己收集的华笺与和纸,会发现纸张的流通、题材的共享、画家的情谊以及笺肆的合作构成了两国笺纸界的往来常态。或者说,正是在这样相互了解交流的基础之上,才会产生出几段经典佳话。
二
传统上,中国印制诗笺的纸张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日常使用的单色图案信笺,多采用普通宣纸或竹纸。有时为了复古效果或增添画韵,也会用暗红色的“薛涛笺”或者其他染色纸。民国时期,南北笺纸名店常与知名画家合作订制笺画,并采用紧实洁白的玉版宣印制,一来还原画作细节,二来显示郑重其事。这些纸张颜色、质量虽有不同,但都是空白的素纸。然而有一种少见的画笺,专门印在背景闪耀的闪光纸上,这种笺纸被人们通称为“瀛海笺”。
“瀛海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印制用纸系从隔海的日本进口而来。它的背景图案更像流行的包装纸图案,细密而有规律,或取自传统花草纹,或取自几何图形,以现代印刷工艺印成闪亮的金银色。但中国的工匠毫不介意,就将传统的笺画图案印在这种日本仿金箔纸张上。因为其背景繁复闪耀,为防止喧宾夺主,笺画一般采用大红色才能压得住,于是呈现出一种新奇的搭配效果,和素雅恬淡的传统中国画笺比起来,显得尤具视觉冲击力。
仔细观察我收到的几枚“瀛海笺”,画面图案都是取自传统名作,例如刘锡玲的菊花笺、胡公寿的蔬果笺、云蓝阁的茶具笺等,这些笺样在晚清即有流传,“瀛海笺”传入中国的时间亦应在民国之前。由于“瀛海笺”自身过于脆硬,为了便于砑印,它的背后往往还再覆一层皮纸,一张“瀛海笺”的重量往往是一般笺纸的三倍以上。由于进口纸张价值不菲,且需要二次加工,想必当年“瀛海笺”的价格要比一般的花笺纸高许多,印量也因此更加稀少,能用得起的人绝非寻常人士。我对此没有特别留意,只在拍卖会上见过晚清金石大家吴大瀓用它写过信札。
除“瀛海笺”之外,晚清民国的笺肆匠人还用进口的植物羊皮纸印过笺纸。正像在山东煎饼可以卷一切,相声里于谦可以捧一切——事实证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纸张,木版水印的确是可以印一切的。这也旁证出中国的刷印工匠从来不缺创新与尝试精神,内心深处更有一种来者不拒、从容应对的自信。
三
1933年2月,鲁迅先生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作为深谙木刻艺术的“跨国”兼“跨界”大家,鲁迅的论断独到而精辟。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刻工高手云集,运刀有神。或是喜爱工艺精良的笺纸艺术,或是仰慕“好好题诗咏玉钩”的中式风雅,亦有日本学者假中国工匠之手,雕印自己的私人诗笺。
我藏有两枚北平诗笺,是央请卖家从整盒笺纸中拆出零沽给我的。笺盒上的标签虽是陈师曾题写的《淳菁阁仿古诗笺》,内容却是地道的东洋订制。第一枚图案描绘一名童仆正向衣着华丽的公子行礼,题作“束带の古制を徴する唐式服裝”(京都東寺藏山水屏風繪から)。
第二枚图写两组欢快的仕女,一组采花、一组奏乐,题作“唐代女子遊樂圖”(東京帝室博物館藏模寫から)。这两枚笺纸的左下角都注有笺主人的名号“和田启事”,意即“和田氏”用此信纸书写言事,这是典雅的私家信笺标识,如梁启超的私人用笺上即有“饮冰室启事”字样。
第一枚笺纸的标题译为中文是:日本束带的来源——唐代服装,取自京都东寺藏山水屏风画。这件青绿山水六扇屏,是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一说13世纪的镰仓时代)屏风画的唯一传世品,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它原是皇宫贵族的家私,后流入京都神护寺,成为举行密宗仪式时的专用器物。屏风画描绘的是隐士在山水间的惬意生活,画面主题一说是贵胄前去拜访备受日本文人崇敬的大诗人白居易,一说是《源氏物语》的某处故事情节。笺纸主人在长2.5米、高1.5米的大幅屏风画之中,单单取一条服装束带的典故入笺,足可见其对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了解以及对唐风故物的推崇。
第二枚笺纸的标题译为中文则是:唐代女子游乐图,取自东京帝国博物馆所藏摹本。此幅笺画图案摹自正仓院所藏唐代竹制乐器——刻雕尺八,编号为北仓23号。这管尺八是正仓院所藏尺八中最为精美的一管,长43.7厘米,恰为唐代的1尺8寸,周身雕刻唐代仕女以及花草、飞鸟纹样。这样的竹制品能保存千年,着实令人惊叹,这管尺八还于2008年、2021年两次参加正仓院大展,相信不少国人都曾亲眼目睹它的精美。笺画上两组女子的姿态丝毫不令人陌生,无论是弹奏琵琶,还是拈取花卉,在《宫乐图》《簪花仕女图》中都能看到她们的影子。
这两枚笺纸的图案原稿均为日本考古学家高桥健自(1871-1929)的著作《历代服饰图说》中的手绘插图,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描述了日本服饰的变化和特征,对日本古今服装款式、用料、配饰尤有深入研究。高桥曾任东京帝国博物馆历史课长与日本考古学会秘书长,此书在他去世当年才告出版,是其毕生心血所在。
或许今天的读者会觉得笺画仿佛儿童摹作,但这恰是北平知名笺肆“淳菁阁”的制笺特色。不仅陈师曾、姚茫父为淳菁阁所作画笺中有金石古趣,鲁迅还将淳菁阁制作的儿童画笺选入《北平笺谱》。
作为民国早期知名的画家与艺术学者,陈师曾与日本美术界有着深厚交往。他青年时期在日本宏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科长达7年,成名后两次主持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淳菁阁主人张研农为陈师曾门人弟子,随陈多年习画,与日本业界互有往来、受托为日本人士制笺也很自然。此笺虽雕印于陈师曾去世数年以后,但仍延用了他的题字和画笺风格。
对于至为关键的问题,即笺纸主人“和田”究竟是谁,恕我对日本文化的无知,对此竟毫无头绪。好在借助网络“E考据”及通晓日本文化的学人指点,发现与高桥同时代或有交集的“和田”主要有三位。其一是和田万吉(1865-1934),历任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日本图书馆协会会长、文库协会会长;其二是和田千吉(1871-1945),考古学者,著有《日本遗迹遗物图谱》;其三是和田秀松(1865-1937),日本历史学者、文学博士。无论是哪一位“和田”,都是借笺纸画图寄托对故友的思念,这恰与鲁迅将陈师曾画笺收入《北平笺谱》的纪念方式遥相呼应。但愿这样的搜索结果“虽不中,亦不远矣”。
四
“和田启事”笺是将日本公立机构的国宝级藏品展现在中式诗笺之上,亦有日本顶级收藏家将私家秘藏以制笺方式公之于众,其摹刻内容依旧源自中国,例如“董盦”所制“汉时帖”双钩笺。
此笺题为“唐人临右军汉时帖,赵文敏补阙”,通篇用双钩法摹刻,笺纸右下侧有“董盦秘藏”字样。《汉时帖》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益州刺史周抚的一封信札,询问当地汉代遗址壁画情况:“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笺纸上另有“右唐人所摹帖不完因为补之,子昂”的赵孟頫题跋,以及“古香书屋”、“安岐之印”两枚收藏印。由此可知,笺纸母本是清代康乾时期收藏大家安岐的旧物。安岐故去后,藏品大多为清内府所得,但《汉时帖》却像许多命运坎坷的中国书画名迹一样,最终流入日本。
笺纸主人斋号“董盦”,名为斋藤悦藏,斋藤是日本实力雄厚的大收藏家,1928年以珂罗版印制四卷巨著《董盦藏书画谱》。中国书画一经其著录,则身价倍增,就连书画谱本身如今也价值不菲。《董盦藏书画谱》将《汉时帖》列为第一卷第三件,可见斋藤对它的喜爱与重视程度。然而仔细对比,会发现双钩笺纸与著录原帖的印章、行数、字迹排列均不一致,这或是为了照顾笺纸尺幅与页面整齐进行了重新设计。
从制笺传统上来说,中国的笺肆虽然也常用双钩法将碑帖名品入笺,但在布局上更讲究疏朗飘逸,表意上更讲究集字传情,搭配上更讲究大小结合、虚实相衬。如北平荣宝斋所镌“迟面聆”笺,亦用唐人摹王羲之法帖,但仅仅三字就将写信人的谦恭传出纸面。同时巧用正红色,不但避免了字体雷同,更平添了几分喜气。
再如上海九华堂所制高振霄的“安善”笺,两个隶书大字铺陈纸面,让收信人感到满满的祝福。绘笺者一面用小字注释“法汉碑、用晋语”,点明文字来源,一面署自己的别号“闲云”,最后落一枚名号章“顽头陀”,可谓规矩清爽、亦庄亦谐。相形之下,董盦秘藏“汉时帖”笺纸虽然煞费功夫,但却有过分表达与形容局促之嫌。中国有成语“过犹不及”,英谚有云“Less is more”,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五
民国时期,虽然北平琉璃厂声名远播,但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开放、发达的城市,沪上的笺扇庄和日本的业界同行也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其中九华堂出品的笺纸就是很好的证明。
九华堂创立于1887年,为上海影响最大的笺扇庄之一,后又成立宝记、厚记、裕记三家分号。除了经营文房用品、刻笺制扇外,九华堂还承接海派名家的字画定制业务。有一套四枚设色画笺虽名为《上海九华堂厚记仿古名笺》,但却并非“仿古”名笺,而是地地道道的时人画笺。笺纸包括两幅花卉、两幅山水,乍一看是司空见惯的题材,然而它的绘者却不是海派名家,而是被誉为日本“文人画最后大家”的富冈铁斋。
富冈铁斋生于1837年初,卒于1924年末,按日本文献资料中虚岁计数法显示享寿89岁。富冈少年时即研习南画与阳明学,终生崇拜敬仰苏轼。他的画风奔放粗犷,不拘一格,糅合了日本水墨画与明清文人画的风格,晚年时被授予日本皇室美术家、帝国美术院会员称号,并和友人一同创立日本南画协会。他的照片中常见留着中式长髯,手拄东坡竹杖。虽然终生不曾到访中国,但富冈铁斋与辛亥革命后避难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皆有交往,与海派艺坛领袖吴昌硕多有信函往来,铁翁曾称赞说,“余爱昌书,尤喜吴画,然所最爱者在其篆刻也”。由此可见两人惺惺相惜,上海知名笺扇庄为其制作画笺也顺理成章。
九华堂所制富冈铁斋画笺四种,花枝招摇烂漫,山水气氛氤氲,很符合郑振铎初见陈师曾、齐白石画笺时的评论:“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于形似的。”然而细究之下,这四幅笺纸具有浓浓的日本特色。富冈铁斋为两幅折枝花卉笺分别题名“日本花王”与“春色满都”,那是大樱花及京都花开时的景象。山水画笺之一名为“岚山春霁”。岚山有“京都第一名胜”之称,旧时的王公贵族常泛舟川上,浏览四时风光,河上还伫立有长长的“渡月桥”。此笺画法率意,但山间草树丛生,河面轻舟前行,桥上游客相随,岚山特色展现无疑。山水画笺之二名为“仰之弥高”。孤耸入云的高山,一望形状即知是富士山。此处富冈的笔锋不再肆意荒蛮,而是参用米元章、黄公望的技法,设色也用青草绿色,使之露出雍容柔美的面貌,展现出画者的尊重之情。
这组笺纸落款为“八十有八叟铁斋”,钤朱文印“八十八翁”,以此推算,笺纸应制于富冈铁斋辞世前一年。这或许是铁翁的日本友人为庆祝其“米寿”特向上海笺扇庄定制的。笺纸没有国界,但画家还是有自己的祖国。富冈铁斋在他与中国最后一次的接触中,并未选择他画了一生也向往一生的“桃花仙源”与“东坡赤壁”,而是用中式笔墨表达对东瀛风物的热爱,在笺纸上留下了生长于斯的“樱花京都”与“富士山下”。
六
笺纸有着自身的艺术规律,画坛名家并不自然等同于绘笺高手,而不少绘笺高手却如艺海浪花,逐渐湮没无闻。清末民初画家姚叔平即是其中之一。叔平能诗善画,以山水成名,早期画作笔意清朗,构图精巧,跻身“海上六十名家”之列,但后期色彩甜腻,构图繁复兼程式化,逐渐失去市场认可,中年潦倒而终。九华堂曾以姚叔平画作制笺数种。审其布局笔意,并非取自现成画作,而是画家专门创作的山水小景。其中有四帧条形小笺,长不盈掌,却山云闲绕,舟岸相望,足可体现绘笺者的胸怀。这套笺也被独具慧眼的鲁迅先生收藏,至今还不时得到展览与出版的机会。
九华堂出品的另一组姚叔平山水笺也是四枚,包含“一轮明月”“寒江独钓”“小桥流水”“水空山远”四幅景象。单看题目,就能感到古雅的诗意。在这组笺画中,叔平取法元人,笔法沉稳细腻,营造出清冷疏离的氛围,想必刻工也须全神贯注,才能紧随其后。尤值一提的是,整幅笺纸大部分都是留白,这既是中国画独有的意境,也是绘笺者为写信者留出的书写空间,可谓一举两得。
就在我买到这套九华堂笺纸的几乎同时,又从一位专做回流生意的朋友那里买到了一套它的“远房兄弟”版本。这套笺纸上印着“鸠居堂监制”的字样,可知它是由日本文房老店“鸠居堂”翻刻制作。鸠居堂创立于1633年,比九华堂还要年长两个多世纪,它从秘制日本宫廷熏香起家,逐渐发展成一间综合性文房商店。或许是姚叔平这套笺纸从上海传到日本后,高冷自矜的意境着实动人,因此日本老店将其复刻出来,又特意强化诗笺中的仿古味道。然而原笺笔法细腻、刻工清爽,鸠居堂染旧的竹纸让山水染上枯涩衰颓之气,反倒折射出日式“侘寂”的观感。
数年前,我曾短暂路过几次东京。在最为繁华的银座中心区地铁站上来,便是寸土寸金的银座五丁目,这也正是“鸠居堂”所在地。店面不算铺张,但非常容易辨认,一对显眼的斑鸠标志是店主家族徽章。店内熙熙攘攘,自选展架前,游客在浏览各式信笺与画扇,书道爱好者在挑选笔墨相宜的和纸,店员则在帮忙拿取大匹的装潢彩纸。店中亦有木版水印的小型明信卡片,有寓意吉祥的苹果与橘子,有迎合时令的花卉与花火,图像清爽憨萌,加之售价不贵,谁都忍不住选几枚留念。此刻回想起华灯初上时鸠居堂排队挑货付款的热闹景象,再联想到制笺无数的九华堂如今仅余片纸零墨,正如姚叔平难逃“孤标傲世偕谁隐”的命运,令后人徒生几分唏嘘。
七
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我是完完全全的“槛外人”,只是集笺日久,在不断的摩挲与读取中偶有心得,无论正确与否,还是乐于把这些纸与纸的交汇、画与画的对比、人与人的因缘写出来,作为引玉之砖或者承箭之靶。
这些百年之久的故纸固然珍贵难得,但更值得期待的,是有人创造出更多的华笺新样与和风手帐,能够给纷扰动荡的世间增添一点点新鲜与片刻的宁静,在纸上写下对未来和远方的憧憬。无论是画家的渲染、刻工的雕痕,还是凡人的约定、信笺的传递,都将为世界留存一份超越国界和语言的礼物。
感谢泛若、苏枕书、田晔京等师友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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