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托、霍因斯：媒介社会学的视角

在《媒介•社会：技术、产业、内容与用户（第六版）》一书中，两位作者表示：我们将借鉴经典的和当前最新的媒介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间接或直接地采用了社会学视角。社会学视角也影响了我们对本书内容的组织方式，因为它强调了构成媒介传播模式的各个元素与更大的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媒介社会学

社会学家并不是唯一研究媒介或媒体的人。政治学家有时会对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文学研究者可能会把媒体的内容作为文化文本来研究。一些心理学家则对媒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媒介研究和传播学者已经就一系列与媒介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研究，而且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媒体机构的运作方式。

学者们有多种路径来研究媒介，但这些路径之间往往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我们经常可以在传播学文献中看到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引用。事实上，一些传播学者在专注于媒介研究之前，曾经作为社会学家接受过专业的学术培训。反过来，社会学家也会借鉴媒介研究和传播学者的工作成果。尽管这两个领域有重叠之处，但作为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媒介或传播研究是一个由特定的具体兴趣所界定的学术领域，而社会学则是可以应用于包括媒介研究在内的各类具体领域的一种学术视角。并非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关注媒介或媒体，也并非所有的传播研究者都会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去看问题。

社会学视角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社会学视角鼓励我们关注并理解个人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人们共同创造了社会世界，反过来，他们又受到社会世界的影响。例如，从表面上看，上大学似乎是学生的“个人”决定。然而，社会学的观点提醒我们，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接受高等教育是从事许多职业的前提)、主流文化(正规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政府(维持公立大学并为其中一部分学生提供资金)、家庭(一般都会支持孩子和配偶读大学)以及媒体(经常以正面形象来表现大学毕业生，此外，还会经常播出营利性大学的商业广告)构成的复杂系统。所有这些社会力量都倾向于鼓励人们努力获得大学学位。因此，学生们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关于读大学的“个人”决定的，他们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世纪前，年轻人“选择”上大学的比例要比今天低得多，当时的社会环境，包括更严重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隔阂，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个人”行动。

更广泛地说，个人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我们使用的语言、接受的教育，以及我们被教导接受的规范和价值观都是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发展并接受了自我意识。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才最终成为我们自己。

此外，我们的日常活动通常是在团体和机构背景下进行的。家庭、朋友圈、学校、团队、工作、社区，这些都是我们日常所处的集体背景。在其中，我们逐渐获得了子女、朋友、学生、运动员、雇员、公民等各类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每个角色都意味着对我们的行为的一系列期望，要想做一个“好”学生、“好”员工或“好”朋友，我们就必须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期望。就这一点来说，社会学也告诉我们，要理解人们的行为，你必须考虑他们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背景。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共同创造了家庭、政府、学校等这些社会性机构，但这些机构反过来也塑造了人们的行为。

尽管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媒介，而不是上大学或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但这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我们需要把它看作一个由不断互动的各种要素组成的社会机构。此外，为了理解媒介系统，我们需要把它放在社会世界的大背景之下。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到媒介与其他行动者和社会机构的关系，以及媒介如何对这个更大的社会世界产生影响。我们上面提出的模式中的各要素之间的这种推拉互动关系，反映了社会学对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有着更广泛的兴趣。

结构性约束与人的能动性

社会学家经常把对互动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与“结构”和“能动性”的概念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意味着对人类行动的限制，而能动性则表示自主的行动。结合起来，由结构和能动性催生的推拉式互动对理解包括媒介在内的社会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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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结构不是某种有形的东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结构指的是任何反复出现的社会行为模式。例如，我们可以把家庭结构理解为一种与文化意义上的家庭观念相关的行为模式。所谓传统家庭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国家，“传统家庭”通常意味着已婚、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妇。在这种关系中，妻子的预期角色是负责抚养孩子的家庭主妇。特别是在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中，情况更是如此。相反，丈夫的预期角色往往是在外打拼赚钱养家的人。

当社会学家谈到家庭结构的变化时，他们指的是家庭行为模式的变化。那种由已婚异性恋夫妇构成且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模式，如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亲家庭、混合家庭、双收入家庭、未婚同居家庭、丁克家庭和同性家庭等，都是对“传统”家庭模式的补充。显然，作为与家庭相关的行为模式的家庭结构已经改变。

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传统家庭结构对一些人依然是有吸引力的。在这种结构中，家庭角色是被明确界定的。人们能够很好地进入并适应这些角色，而这一点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在这些家庭中，丈夫和孩子通常会得到细心的照顾。妻子不用承担在外面工作的压力，但需要承担处理家庭事务的责任。这些例子说明，结构具有赋能的作用，它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特定的目标。然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这种结构限制了许多人的选择。它通过鼓励或胁迫人们遵守与家庭有关的公认的行为准则，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限制。例如，妻子被剥夺了在家庭以外的有偿工作中使用其技能的机会，而丈夫则被剥夺了积极参与抚养子女的经历。这些都是结构如何具有限制性甚至胁迫性的例子；它们阻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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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

当社会学家提到结构时，他们经常将其与能动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能动性指的是有意图的但结果未定的人类行动。人的能动性再生产了社会结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改变社会结构。只有新的一代人愿意在家庭和大学体系中继续扮演他们被要求承担的角色，“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教育系统才会继续存在下去。大多数时候，我们正是这么做的，而正是这些行为复制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但是，当足够多的人开始要求拥有从更广泛的可能的家庭角色(比如，在家庭外工作的职业女性，或者得到法律承认的同性婚姻伴侣)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时，“传统的”家庭结构便开始发生变化。在教育方面，学生们在学习什么内容、在功课上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甚至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等问题上通常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通常会强化现有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模式在20世纪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结构限制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但正是人的能动性改变或维系了社会结构。

媒介实践中的结构与能动性

就媒介系统而言，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少存在于三个层次。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表述为与结构性约束和能动性有关的三组问题：

（1）机构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比如，政府和经济，如何对传媒产业产生影响？反过来，后者又是如何影响其他社会结构的？

（2）机构内部的关系。传媒产业的结构如何影响媒体从业人员，并对媒介内容产生间接作用？反过来，媒体从业人员又是如何塑造媒介内容和媒体组织的？

（3）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传媒产业如何影响媒介的使用者？后者的选择和行动又是如何影响传媒产业的？

媒体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群体会对媒体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期待。而这些期待往往是不相容的。对用户来说，媒体可以成为娱乐的来源，并提供与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相关的信息。对从政治家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各类倡导者来说，媒体是传递他们希望别人听到的信息的重要工具。对媒体工作者来说，传媒业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带来了收入、声望和满足感，以及自身职业发展的空间。对媒体的所有者来说，媒体是利润的来源，甚至可能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对整个社会来说，媒体可以是传递信息和价值观的一种方式（社会化），也可以成为制约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滥用的一种手段。通过思考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

媒体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最广泛的层次上，我们需要分析的是由不同的社会机构所导致的结构和媒体的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不考虑媒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媒介系统。一方面，那些不受媒体从业者控制的机构为媒体的运行设置了诸多法律和经济限制。反过来，传媒业不是完全被动的，媒体从业者有自主行动的能动性，能够对其他社会机构施加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结构性约束和自主能动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传媒研究者既要研究媒体外部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传媒产业，又要研究媒体如何影响其他社会结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对以下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政府是否应该施行网络中立性原则？经济变化是否会威胁到新闻业的生存？媒体中出现的“假新闻”是如何影响政治活动的？主要媒体机构的产权归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

传媒产业内部的关系

为了理解记者、作家、制片人、电影制作人、媒体主管和其他媒体工作者所做的决定，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工作背景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熟悉大众传媒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和职业社会化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里的重点是社会地位、角色和实践，而不是特定的个人。相关议题包括媒体机构的结构、在这些机构中行使权力的人以及不同职位的职业规范和期望，等等。

在媒体行业内，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与媒体从业者在工作中拥有多少自主权有关。自主权的大小会因个人所处的职位而不同。这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标准的新闻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新闻报道的过程或新闻的内容？经济考量是如何成为好莱坞电影制作决策过程中必须涉及的一个因素的？音乐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创作？独立博客作者如何影响了商业新闻媒体的规范和常规？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结构性的考量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媒体从业者的能动性。但与此同时，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又有可能改变那些对媒体从业者个人具有制约作用的结构。

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系还涉及媒介内容和技术如何对用户产生潜在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媒介使用者又是如何影响传媒产业及其生产的内容的。媒体用户并不是像海绵那样，单纯、被动地吸收他们在媒体上接触的信息。过去的模式一般认为媒体对用户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媒体用户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他们可以对自己想要关注哪些内容以及何时使用这些内容进行自主选择；他们可以推广、转发、批评，甚至直接忽略某些内容；他们甚至还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内容。媒体用户还通过他们自身的社会视角来解读媒体信息；他们是媒介内容的积极的“解读者”。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我们会对对方所说的话进行解读。而所谓对话也正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为了从对话者那里获得更多信息，我们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要求对方就某个问题进行澄清，或者使用恰当的表情来表达我们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对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从而影响对话的进程。对话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助于促进双方对所传达的信息的理解。

然而，与人际传播不同，绝大多数媒介内容通常并不允许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发生紧密的互动。我们无法要求电视上的脱口秀演员对自己讲的笑话进行解释。我们要么是听懂了，要么就是没有听懂。我们在推特上向我们喜欢的音乐家提出的问题，一般也不太可能得到回应。因此，媒体用户必须依靠其他资源来理解媒介内容中的信息。

用户的活跃度很重要，但人们往往会在媒体上花费过多时间，这一点确实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用户并非完全不受媒介内容和媒介技术的影响。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探析社会结构的力量和人类活动的（总是部分的）自主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媒介内容在影响我们的思维、感觉甚至行为方面有多大的力量？例如，互联网上的种族主义内容是否会促使人们更加公然地表达种族主义立场？媒介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智能手机是削弱还是强化了面对面的交流？驱动搜索引擎结果的算法是如何塑造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归根结底，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无法用无所不包的媒体影响力或者完全的个人自由这样的简单化的答案来予以回应。相反，如果想要理解媒体在社会世界中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关注整个媒介系统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推拉关系。

（本文摘编自〔美〕大卫·克罗托、威廉·霍因斯：《媒介·社会：技术、产业、内容与用户（第六版）》，黄典林、刘晨宇译）

内容简介

本书以作者建立的“媒介与社会世界模式”为基本框架，以新鲜、生动、翔实的案例和深邃有力的理论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内容、媒介技术、积极的受众以及社会世界诸多要素之间的关联，为我们勾勒出媒介与社会世界的关系的生动图景。

第六版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新鲜实例，更新了资料数据，更贴近平台化媒体发展的现实，可谓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一部力作。

作者简介

大卫·克罗托，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学系荣休副教授，著有《政治与阶级分化：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左派》等书。

威廉·霍因斯，美国瓦萨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传媒研究项目前主任，著有《待售的公共电视：媒体、市场和公共领域》等书。

译者简介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刘晨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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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社会：技术、产业、内容与用户（第六版）

〔美〕大卫·克罗托 〔美〕威廉·霍因斯 著

黄典林 刘晨宇 译

ISBN 978-7-301-34439-2

定价：138.00元

2024年1月出版

编辑：Sh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