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鸦片战争失利，尚在教书的左宗棠产生“买山而隐”的想法

“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

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

左宗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

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却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却因是满清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靠梦幻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

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岐途。左宗棠对这一严酷事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为国为家虽身不能至，但其绐终关心局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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