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郑林+冯游平+潘晋：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机遇

题记：2024年7月13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92期在承泽园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应邀做主旨演讲，并与三位EMBA校友——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郑林，新奥数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产品拓展群召集人冯游平，以及金风科技集团金风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晋进行圆桌对话。对话由国发院BiMBA商学院助理院长、EMBA中心主任柴豫荣主持。

柴豫荣：今天论坛的对话环节，我们聚焦探讨“双碳”目标在企业中的落实。我们请到三位行业经验丰富的校友。请三位先谈谈自己的企业在发展与减排两项任务之间遇到的压力与挑战。

郑林（国家电网）：就电力行业而言，我简要谈几个关键数据。

首先，电力行业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能源行业在整个碳排放中占比约80%，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超过能源行业的40%，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

其次，新能源装机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截至2023年底，我国的总发电装机容量是29.2亿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达到14.7亿千瓦，历史上首次超过总装机容量的50%。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显著推动了减碳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发展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国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竟相当于美国全年的总量，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最后，展望至2030年，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阶段性成果，在煤电保持相对平衡与合理控制的前提下，我国每年需新增约3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容量。这不仅是新能源发展的绝佳机遇期，更伴随着成本的不断降低。得益于技术进步、创新突破以及广泛而有力的政策支持，新能源的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为电能替代等发电侧的新能源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

在新能源发展的传输侧，国家电网作为承担国家超过80%电力传输的重要角色，其特高压技术的发展尤为关键。鉴于中国能源资源多集中于北部与西部，而水电资源则富集于西南部，负荷中心则分布于南部与东部，如此广阔的地域分布对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特高压技术的应用，如同中国高铁一般，成为了国家科技进步的又一象征，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展现了世界级的创新能力。截至2023年底，国家电网已在国内建成35项特高压工程。

新能源的迅猛发展对电网运输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电网致力于通过建设大容量的主干电网通道，强化新能源的消纳与运输能力。至今，特高压工程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2.9万亿千瓦时，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6.1亿吨，清洁能源输送比例超过40%，并呈逐年扩大趋势。随着“沙戈荒”地区新能源开发的深入，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特高压工程作用日益凸显，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

此外，抽水蓄能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装机规模在未来两年内将达到一亿千瓦，国家电网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装机容量上，更在于其对调峰调频及新能源消纳的重要贡献。智慧配电网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用户终端消费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新型储能、电动汽车及综合能源等技术的兴起，使得配电网在能源体系中的接口作用愈发显著。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能源电力安全、经济、清洁“不可能三角”面临新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电网积极响应总书记关于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与新型能源体系的号召，依托科技进步、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及政策环境的优化，不断加大投入，通过科技创新布局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这一过程旨在解决新能源发展中的路径、成本、交易及调度优化等问题，展现了国家电网在推动新能源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方面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实力。

冯游平（新奥能源）：作为综合能源领域的老兵，我分享几点关于低碳转型的见解。电力被明确视为低碳转型的主战场和主力军，而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在系统转型过程中则扮演着主配网侧有效补充的角色。

我认为，企业的低碳转型不应被视为一种束缚或压力，而应成为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正助力企业更有效地降低用能成本，实现生产经营的智能化调节，成为转型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然而，低碳转型并非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工程，涵盖企业战略升级、管理重构以及文化重塑等多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奥集团早在多年前便提出了全面拥抱数字化的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产业与数字融合的核心问题：是产业主导数字融合，还是数字引领产业变革？这一主导权的归属问题，让我们在转型之路上经历了诸多波折，也是当前众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亟需深思的议题。因此我认为，在低碳转型的征途中，明确转型的主导者与牵头者至关重要。

新奥作为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深耕三十余年，特别是在燃气产业及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我们不仅是国内最早倡导并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大生态的企业之一，还在2009年由公司主席提出了“泛能”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一切从用户需求出发，贯穿能源全价值链进行开发，实现多能互补，并优先采用清洁能源，最终构建企业用能一体化的能源系统。基于这一平台，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成功落地了近两千多个园区能源项目。

例如，2022年我们与全球排名前十的乳制品企业进行了深入合作。针对该企业提出的关于产品单耗及碳排放的精准管理需求，我们提供了能碳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实施后，企业能效显著提升，直接带来了超过两千万的经济产值增长。这是我们在乳品行业数字化探索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此外，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特别是能源成本的降低成为关注焦点。在浙江，我们注意到分布式光伏项目虽在广泛推广，但普遍存在装机容量小、运维管理粗放的问题。为此，我们为一家光伏投资企业量身定制了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其近百兆瓦的装机容量，一年便实现了近300万元的运维人工费用节省。该企业计划未来扩大至600兆瓦的装机容量，预计年运维成本节省将达到千万级别。这些实践充分展示了我们在助力不同行业、企业实现降碳、低碳转型方面的具体成效。

潘晋（金风科技）：我分享三点。

第一，2021年，中央明确提出要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战略非常重要。当前数据显示，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仍面临挑战，具体表现为70%的原油和4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这对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转型，成为我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二，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型，能源形式上有根本性变化。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储量有限且不可再生，消耗越多则剩余越少。而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则具有可再生性，理论上每年都能持续供应。

再者，从我2007年进入这个行业至今的观察来看，新能源技术的成本降低速度惊人。以光伏组件和逆变器为例，2012年光伏组件价格高达9元/瓦，逆变器价格约为2元/千瓦；而时至今日，光伏组件价格已降至约0.8元/瓦，逆变器更是低至0.15元/千瓦左右，成本降低了约90%。风机装备的成本从最初的万元/千瓦降至如今的约900元/千瓦，降幅同样巨大。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的显现，光伏和风电的上网电价也大幅降低，已接近甚至低于传统能源的发电成本，为企业新能源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

然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如电网消纳能力、电网安全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柴豫荣：徐老师对三位校友的分享有什么回应？

徐晋涛：大家分享了新能源领域与国家能源转型方面的最新进展，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对国家能源转型前景的信心。从电网作为能源服务核心的关键角色，到消费端的积极参与，再到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蓬勃发展，各领域均展现出强劲的发力态势，这无疑是国家能源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此外，大家也普遍提出了共同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但我认为当前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技术进步还会继续加快，所以现存的问题都将逐步找到解决之道。

柴豫荣：接下来想请三位校友展望未来，谈谈这些领域可能迎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郑林（国家电网）：关于潘总及徐教授所提及的能源安全问题，我深感赞同。我国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列为三大安全支柱，其中能源安全的地位尤为关键。在探讨新能源与常规电源的发展时，必须明确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一味追求新能源发展，而忽视常规电源（尤其是火电）的支撑与保障作用，将对经济产生深远且重大的影响。以去年四川电力短缺为例，四川作为资源大省，水电资源丰富，但去年遭遇枯水期，上游来水不足，加之其电网结构特点——以区域小水电网为主，与大型电网连接不足，火电装机比例低于30%。因此，当水电进入枯水期时，发电量急剧下降，缺乏火电支撑，导致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这一案例充分说明，新能源与常规电源的发展必须保持可持续性与协同性。

此外，源网荷储（即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协同发展对未来能源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多能互补的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系统的整体效率和稳定性，是能源安全发展的重要路径。

最后，无论能源如何发展，能源安全问题始终存在，而节能则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能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因此，节能应成为全民及企业的自觉行为。在能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是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在此呼吁并建议大家树立节能意识，共同为能源安全与发展贡献力量。

冯游平（新奥能源）：我想以湖南为例，在面临能源供需紧平衡的局面，整体处于全国能源流向末端，能源对外依存度曾高达80%.电力结构中水电占比较高。这种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的结构，使得上游送端供应问题或本地水文条件变化（如枯水期、熔枯期）均会显著影响电力供应。随着全国电力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加速，电价波动性日益增强。此外，湖南的燃气能源也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输入，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应的波动性。

在此情境下，作为能源服务商，我们需敏锐捕捉政策变化与价格波动，灵活应对企业转型的挑战。以2022年湖南天然气价格骤升为例，这一变化对高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酒店业）的湖南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酒店业因入住率波动，难以直接通过提高房价来消化成本上升，而热水、供冷、供热等能源需求却居高不下。针对此困境，我们推出了电能替代解决方案，成功助力三百多家酒店项目落地，有效缓解了其能源成本压力。这一实践表明，在挑战中往往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再举一例，当前新能源分布式光伏项目在江浙等负荷密集区落地迅速，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供需紧张的状况。然而，新能源项目的引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与电网、投资方的结算效率问题。传统线下结算方式繁琐低效，我们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线上对账、结算与代扣，将原本需一个月的结算周期缩短至两天，极大提升了效率，为分布式光伏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从企业与市场的视角来看，通过深入理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市场价格动态及客户需求，我们能够为客户设计出既安全便捷又经济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此类成功案例将不断涌现，充分证明在能源转型的大潮中，机遇始终大于挑战。

潘晋（金风科技）：我简要阐述两点见解。

首先，我国提出的“30·60”碳达峰与碳中和政策，其深远影响不仅局限于当前与能源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关联，未来更将广泛触及每个人的生活。当前，政策已针对八大行业中的两千多家高排放企业实施管控，未来这一范围有望扩大至更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且如北京、天津等城市已初步设定企业碳排放限额，大致在4000吨至5000吨之间。这意味着，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或将成为企业保持产能的关键要素。

其次，未来的生产模式也将发生显著变化。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将深度融合大数据与数字化技术，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企业可能需要根据绿色电力的供应情况来安排生产活动，即“有绿电则生产”，或者当企业成为绿色电力的发电侧时，其产能与电力供应将形成新的互动关系，这种变化将彻底颠覆传统生产模式。

此外，税收制度、个人收入以及企业间的碳交易收入也将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以美国某公司为例，尽管前几年处于亏损状态，但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碳交易实现了约7亿美元的盈利，而其碳汇销售收入更是高达20亿美元。这表明，随着“30·60”政策的深入实施，企业间的碳交易将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政策还将推动工业革命的新一轮发展，加速原有煤炭、油田等基础设施的资产贬值，同时促进有利于减碳的新型资产设施的快速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终都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