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撤档前看了，一身冷汗

上映仅三天就撤档的《出入平安》，一部只有片名符合“国庆档”三字的电影。带着祥和的期待走进影院，很有可能带着一身冷汗走出来。

比如电影中段有一幕“废墟上的婚礼”：唐山大地震后数十个小时，警察尉迟在坍塌破烂的新房里，找到了正准备于当日举办婚礼的妻子。妻子已被钢筋扎穿身体，仅剩最后一口气。与尉迟同行的救援者们，决定为这对新人主持最后的婚礼。废墟的房屋残瓦上吹起喜庆的唢呐，红艳的礼字在哀嚎的空中飘扬，流泪的新郎抱着奄奄一息的新娘，在爱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两人原定今日的仪式。

这种建立在死亡之上的稀薄生机，带来与喜庆节日格格不入的刺骨的疼痛。

在青年导演刘江江的故事里，死亡总是作为叙事外壳，包裹着被极端情况激发出的关于活着的温情与痛感。

导演刘江江

死之意常常是为了烘托生之志。比如2022年初露锋芒的殡葬题材处女作《人生大事》，死亡既是属于个体的日常与仪式，又被某种民间共通的文化信念联结在一起。在这份联结中，附属于人身上的社会与生物学标签被消减了，道貌岸然者与“刑满释放人员”，血缘亲情与后天相逢相惜的“亲人”，前者总是让位于后者，外部世界的规训和教条，总是让位于人物内心的情义。

人物内在因循着的那股“感情用事”，单用“少年气”一词来概括或许稍显薄弱。于是，导演选择用中式神话的意象和符号来包裹。《人生大事》里是小女孩饰演的哪吒，一个失去至亲且不再信任血亲的幼童，她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在亲缘上的独立和反叛。

而在主题更为沉重的《出入平安》里，西游记的元素内化得更充分、大胆。肖央与阿云嘎两个主角分别对应着美猴王孙悟空与二郎神，二者在故事开头本是“死对头”——一个死刑犯，一个狱警，却在不打不相识的共同目标中，互相产生了欣赏与映照，甚至成为莫逆之交。

“生”与“死”，“罪犯”与“英雄”同样构成了戏谑的反差张力。但这一次，死亡是完全由天灾带来的突发性意外，在大面积死亡构成的人间悲剧下，影片再聚焦到悲剧情形里小人物的求生与挣扎，对人本身的洞察与穿透，是这种叙事最吸引人的地方。

“罪犯”与“英雄”构成的反差张力 / 《出入平安》剧照

《出入平安》的后劲，就是埋藏于那些与死亡紧紧纠缠的生命本能的瞬间。但恰恰也是因为人物情境设置的过于极端，后半部分的风格与重心显得混杂而迷乱。作为一部“早退”的假日档，它的悲情与遗憾，因而被衬托得愈发萧瑟。

孙悟空与二郎神

《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令三界动荡，众神一筹莫展之时，显圣真君二郎神出手，生擒活捉美猴王。

《封神榜》对二郎神的刻画更为详尽，孙猴子在三界无法无天时，二郎神是唯一可以与他抗衡的对手。两人不打不相识，撇开外部身份和任务，发自内心互相欣赏，甚至成为莫逆之交。

从表面看，二郎神其实也并不纯粹地属于“正”的一方。他心中有自己的道德与正邪判断，因而显得与任何一个群体都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不得不遵循天庭任务与孙悟空对抗，可孙悟空被镇压五指山下五百年的经历、浑身叛逆却不为人所理解的个性，都某种程度让二郎神共情。

两人都有血性，都讲情义，也都不服自己所从属的某些粗暴的秩序和规则。二人在灌口大战后，孙悟空又邀请二郎神助战九头虫。二郎神对孙悟空的叛逆和真性情赞赏有加，孙悟空也欣赏二郎神的血性和坦荡，这种共振成为了神话里点睛的人性弧光。

《西游记》1986版中的二郎神

但人间终究不一样。人活在社会中，被历史与社会秩序所界定，因此，人间的“二郎神”与“孙猴子”，即便可以成为好朋友，所受的掣肘也必然更多。

《出入平安》里，阿云嘎饰演的警察尉迟，从外表到人设都对应着杨戬二郎神。他身处警察队伍，对人性保持悲悯之心，不认为死刑犯在道义上“该死”的。地震刚发生时，他就在余震中及时救下了郑立棍一命。救人的一瞬间是出自作为人的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职能。

但他也有着要对这身制服负责的坚持和原则。比如即便在救亡的紧急关头，也一定要给郑立棍戴上手铐，以显示出犯人的身份，也以此来逼自己守住这身警服的底线。

在地震刚发生时，他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了两件事：第一，在房屋倾倒之时救了郑立棍一命；第二，是他自己也在逃亡过程中，脑门被碎片扎伤了，昏暗的灯光下，郑立棍打趣道：你这拉开了个天眼。

灾难中的打趣，既呼应着后面死亡背景下生的能量，也算是一种叙事层面的表现手法。不过，在过于沉重的题材和主基调下，这种打趣有时显得不仅在风格上突兀，而且会打断情绪。

阿云嘎饰尉迟 / 《出入平安》剧照

在后续与众人一起援救时，尉迟一步步体现出来的二郎神“本体”。他心中有正义，识“大体”，最初坚持犯人就是犯人，但迫不得已让犯人参与救援后，他从心底开始认可后者“英雄”的成分。他看见了郑立棍人性深处的闪光点，同时也激发出自己内心深处属于人而非属于职业的那份本能。

至于主角郑立棍，他的孙悟空属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天然的叛逆性上。与其说叛逆，不如说是一种对环境随机应变的灵活与柔韧。这份灵活是建立在本能和感性之上，依循着一份原始的人性反应。

爱情驱使他在地震后冒着死亡风险狂奔回去寻找妻子，对生命的基本善意与惭意，驱使他暂时抛下一切去救人。在这些本能的情感反应面前，他可以做到仅以人的行动与心性而非外在身份去判断一个人。

不仅是郑立棍与尉迟，片中其他几位主角也分别对应着《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一行人。犯偷窃罪入狱的胖小伙儿王建仁是猪八戒，他暗恋的护士白素娥是嫦娥。目标坚定但一根筋的死刑犯小牛子是沙僧。救援过程中，一行人牵着一匹马走在震后废墟中的情形，配上戏曲风格的音乐，西游记的人员配置格局骤现。

肖央饰郑立棍、郑立体 / 《出入平安》剧照

一行人踏上救援之路，向生而行，但同时也是朝着死亡前进。除了尉迟，等待他们每个人的都是死亡。

边界的倒塌

从神话语境回到人间语境，就像那从废墟危楼上洒下的纸钱和人民币，在空中飘散，混淆了生与死、象征与现世的界限。

也像是那场地震本身，摧倒城墙，摧毁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居住、劳动与服务空间的界限。人、物与时空被搅乱，人的社会身份也摇摇欲坠。

《出入平安》里，个体最初是按照社会秩序规范，以群体为形式划分的。监狱里的就是犯人，穿警服的是警察，穿白大褂的是医生。灾难发生后，后二者人群坚持维护自己的身份与职责，警察维护秩序，控制罪犯、帮忙救人，医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的社会身份特征只会愈坚。

但对罪犯而言，身份的坍塌必然是最先发生的。地震对将死之人来说甚至是一种求生的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撕下囚服，设法逃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七十年代，罪犯身份不仅是一种对自由甚至还有生命的剥夺，也是自己与家人身上不可洗脱的耻辱。

婚礼被亲兄弟毁掉后，郑立棍一时意气用事，失手杀人，锒铛入狱。但这样的人真的罪该万死吗？他的罪行出于保护爱人，出于可以被理解的朴素本能和性情。就像导演上一部片《人生大事》里，朱一龙饰演的主角莫三妹，同样是为了爱情入狱，出狱后却被社会当做废弃人士加以抵制和嫌弃。

朱一龙饰莫三妹 / 《人生大事》剧照

所谓文明社会的有色眼镜无处不在，直到它们被遍及所有人的恐慌与死亡溅上鲜血。在《出入平安》里，恐慌更明显，血液更浓稠，许许多多大众习以为常的普适价值与信念随着地震一起崩塌，至少是某种失衡与失序。

第一次通过人物的情绪展现这种边界的模糊，是在救援过程中，一行人遇到另一个总与尉迟作对的警察。后者是职业身份前置于根本人性的那种人，他双目浑浊，辨不清真正的善恶与正邪，眼里没有生命，亦没有对死亡的敬畏。明明看到“犯人”也在参与救援，他却给尉迟扣了一个私放死刑犯的罪名。在他的挑拨下，郑立棍一行“犯人”忍无可忍，举械大嚷不公。原本被众志救援缓和过来的“警犯关系”再次紧绷，一触即发。

依附于外部世界的正与邪第一次站在了对立面，明明白白地亮给这个颓败的世界，颇有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

废墟之上，只有真正坚硬的、具有真实生命力的东西可以存活下来。比如尉迟与妻子的爱情，虽然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爱情的价值在此处也并不在于延续，但至少在纸钱洒向残破大地的那一刻，它超越了死亡。

废墟之上，具有真实生命力的东西才可以存活下来

片中有不少对生命在极端境况下骤现弧光的精巧捕捉。比如一直梦想能再吃一碗妈妈做的手擀面的死刑犯，在脚下的楼层倒塌前，亲手将一只笼中鸟放回空中，见证了生命最后的自由。比如患有甲亢的老犯人“两盆半”和厨娘“丁一勺”，两人在牢狱与饥饿的恶劣条件中患难见真情，最后却仍然被死亡分开。

死亡是大环境或命运的偶然性使然，但也正是因为死亡，世间观众才会对这种底层弱者的真情动容。

这是戏剧层面的悲剧美学，是对社会约定俗成的固有价值观——包括善恶、强弱、正邪等价值的一次边界催塌，也是一次自毁式的消解。带着凌厉、干脆的永恒性，不像任何人做妥协。

最后的反叛

“孙悟空”郑立棍，在故事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反叛者。

其实从头至尾，他都没有明确要去反抗的东西。和许多小人物故事一样，悲剧命运大多有个荒诞的开头，郑立棍的悲剧人生始于他失手杀了侮辱自己与妻子的亲哥哥，这不是出于想要反抗什么，而是为了捍卫而已。是边界被入侵后出自一种动物本能的自卫。

仅出现十几秒的郑立棍的哥哥，也是由肖央饰演的。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房顶上互搏，最终，一个将另一个推下坠地。从这时起，郑立棍就已经“杀死”了一个自己。

“自弑”的暗示贯穿全片。在被送上刑场之前，在与妻子生死离别时，在偶遇地震后捡回一条命后，以及在满世界寻找怀孕的妻子、不顾一切参与救援的时候，他都无时无刻不在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个善人，怀疑自己是否能抵御诱惑——即一起从刑车上逃出来并邀请他一同作恶的犯人。

与妻子生死离别的场景 / 《出入平安》剧照

在一行人为了运送伤者返回寻找刑车时，另一个幸存罪犯忽然出现。在曾经自己的“同类”提出的自由的诱惑，与回到现场继续救援实行善念之间，郑立棍做过短暂犹豫。

在一开始，郑立棍就杀死了“自己”。于是，他这一生，说是为了守护爱情和家庭也好，搏得生机也罢，本质上都是在寻找自我。

如同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打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自我”的归属与来源。后来拜师学艺，建有自己的花果园水帘洞，再到大闹天宫，高调地挑战天庭权威。看上去这些都是对自由的追求，实质上，也是对“自我”的确认。只可惜，这是一条比西天取经更难的路。

对这样一只没有来历、不求去处的泼猴而言，漫长西行的意义在哪里呢？他经历过对威权的弑杀与反叛，经历过五指山下的百年孤独和鲜有对手的落寞，哪怕遇到二郎神，他也还是不能完全地找到自我。

一行人为了运送伤者的场景 / 《出入平安》剧照

西游记的原著里，取经之路被视为一种成长的过程。紧箍咒代表一种人化乃至是神化的规训，约束孙悟空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个性。这种对固有秩序的臣服，在最终面圣活佛且发现并无真正的自由后，他终于进入到了一个“无相”的境界里。

紧箍咒终被俗世摘下，神的世界却并不如自己设想的那样美好。这是孙悟空又一次对自我的弑杀，也是另一个自我的重生。

西游记至今数百年，已历经无数次改编与再续。现代人理解的孙悟空，对“自由”多了诸种诠释与实现形式。比如有最终发现斗战胜佛并非己所欲而索性弃之，转身重新选择孤独。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灵性，不甘“沦为”仙列精英，宁愿戴回紧箍咒，在自我掣肘与拉扯之中，继续历险流浪。自我寻找、验证与留存，成了一种无尽之旅。

《出入平安》里，“孙悟空”郑立棍最后的反叛，是对环境的反叛。电影将这一点描述得十分隐晦：郑立棍穿上美猴王戏曲套装，招摇地走进震后人群中，继续参与救援。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死能换回一份荣誉，让妻女从“犯人家属”变成“烈士家属”。另一方面，他终于看清，唯有祭献生命方能获得真正的永生。

郑立棍像孙悟空一样挥舞着“定海神针” / 《出入平安》剧照?

这并不是向俗世作出的低头或妥协，反而是最后的无声反抗。即便参与了救援，即便心怀善意与勇气，即便刚刚与爱人一起经历了死里逃生，他依然不能从世俗对善恶的粗暴概括和定义里脱身。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仅有“被老天爷收回”这一条路可以走，即便卸下身为罪犯的紧箍咒，他也不能成佛，因为始终无法摆脱活着的紧箍咒。唯有以肉身之死，方能换取真正的自由。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编辑 | 吴擎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