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约金调整的主要裁判规则（一）

01、参考案例：违约方可在二审中提出调整违约金的请求——陈某诉刘某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违约方在二审中提出违约金过高，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二审法院应当就是否调整违约金进行审理，不能仅因违约方在一审中未答辩、未出庭而视为其放弃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二审法院应综合考虑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当事人的过措程度、预期利益、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进行审理并作出判断。对于违约方的不城信诉讼行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违约金标准的确定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双方虽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违约金标准，但刘某上诉提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二审法院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程度、预期利益、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确定刘某向陈某支付违约金的标准。二审法院认为以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为宜。据此，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案例文号】：（2016）京03民终13939号

02、第二巡回法庭：合同当事人事先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权利的约定是否有效？

【不同观点】：

甲说：有效说

当事人有权处分其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在合同中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权利属于意思自治范畴，法院不应否定该约定的效力。同时，违约金本质上属于商事交易范畴的商事利益，商事交易主体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应视为其对所参与的民商事活动的风险具有明确认知。违约金数额的高低也是商事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作出商业决策的条件之一，对此司法干预应当保持克制。依据《民法典》第585条的规定，违约金的调整需要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才可进行，属于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的诉讼事项，当事人放弃此项权利并不违法或者违背公序良俗。

乙说：无效说

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是《民法典》第585条赋予民事主体请求司法保护的法定权利。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将可能使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被约定所剥夺。《民法典》第585条确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质，若允许通过意思自治事先排除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不利于平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正义。

【法官会议意见】：采乙说

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应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须限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范围之内。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本质上属于公法性质的诉讼权利。《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司法调整制度，是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而对契约自由适当限制的结果。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预先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容易造成意思自治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法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将大概率被规避，进而影响市场交易安全并提升虚假诉讼的风险，《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有可能被架空。因此，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违约方再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并依法进行审查处理。

03、参考案例：迟延履行的违约金一般不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蔡某与某酿酒公司合同纠纷执行监督案

【裁判要旨】：

裁决确定的违约金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之日起算，延伸至实际付清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之日止，其实质上具有一般利息的属性，亦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期间重叠，以该违约金为基数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缺乏法律依据。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执监45号

04、参考案例：义务人在履行仲裁调解书中是否构成违约以及承担违约责任，不应在执行程序中作出判断——贵州某房地产公司与贵州某配电公司仲裁调解书执行监督案

【裁判要旨】：

义务人已经履行完毕双方约定的给付义务后，权利人以义务人迟延履行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调解书中约定的“被申请人违约”情形下给付违约金责任的，执行前必须先明确义务人是否构成违约及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被申请人提出其具有不可抗力、仅存在瑕疵履行而非根本违约等免责事由予以抗辩的情况下，该违约责任是否成立不同于简单的事实判断，而属于双方在履行生效仲裁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实体争议，应由当事人通过重新仲裁或另行起诉的方式解决，而不宜直接在执行程序中作出判断。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执监84号

05、公报案例：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

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争议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

Ⅱ、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Ⅰ、关于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人民法院能否予以调整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在合同法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没有明确的标准，一审法院审理时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案情在法律的范畴内作出判决系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该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前述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但从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一般可以认定为过高来看，违约金的性质仍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以严厉惩罚违约方为目的。过高的违约金约定可能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调整。

Ⅱ、关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

确认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根据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为确认的基础。对于前述规定中的“实际损失”，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本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汇丰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虽约定了双倍违约金条款，但相对干《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来看，违约金仅仅是总工程款的百分之三，并不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与涉案《协议书》虽有牵连关系，但毕竟是两份不同的合同，在确认因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违反涉案《协议书》给汇丰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时，不宜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基础进行计算。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约定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支付给汇丰公司156万余元，是因为《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未能实际履行。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前述156万余元款项既包含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对汇丰公司前期支出的赔偿，也包含终止合同后对汇丰公司的补偿。因此，汇丰公司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标准，确认违约金不高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Ⅲ、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机械办案的问题。

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本案再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纵观全案情况，一审判决调整违约金数额为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迟延支付款项的百分之三十并非机械办案。一方面，一审判决生效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公布，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调整违约金在自由裁量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虽确实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但迟延付款1个多月后又履行了付款义务。迟延付款的数额不能直接认定为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考虑到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仅迟延付款1个多月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约定支付双倍违约金过高，按照迟延付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十计算讳约金，实际上已经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及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的过错程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无错误之处。故再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案例文号】：（2011）民再申字第84号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09期

06、典型案例：合同中同时约定资金占用利息与违约金的，法院能否予以支持——上海惠物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佳泓置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上海来旭置业有限公司、许春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合同中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是补偿性的，而违约金的性质主要是补偿性的，也包含适度的惩罚性，二者性质和功能不尽相同。法律并不禁止合同中同时约定资金占用利息与违约金，原审法院判决判令被告在偿付原告资金利息的同时支付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依法大幅调低违约金数额，两项之和未明显超出原告的损失。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6765号

07、典型案例：对约定的惩罚性违约金调整基准的认定——周某与厦门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消费者依据双方订立的合同或者商家承诺，主张约定的惩罚性违约金赔偿时，如果双方约定的惩罚性违约金过高，商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人民法院在确定酌减基准时，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关于调整过高违约金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定赔偿金额的规定，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11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约定违约金时，既可以约定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违约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是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则是双方对预期损失金额的预定，可以认为该违约金属于补偿性违约金。但如果约定的是违约金数额，则该数额既可能是对预期损失金额的预定，也可能包括了惩罚性违约金在内的金额。正如本案的中的“假一罚万”的约定。并且，《合同法》第114条在规定可予以调整的违约金时，采用的是“约定的违约金”的表述，并未区分惩罚性质还是赔偿性质的违约金。另外，尽管学理上对两类违约金具有明确的定义，但实际的生活中，多数合同在约定违约金时并未明确区分赔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人民法院亦不可能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进行分割，对两部分违约金适用不同的调整或限制规则。因此，《合同法》第114条赋予法院的违约金酌减权适用于包括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在内的所有约定违约金。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申32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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