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历史空白处的史学、文学和哲学

历史学家李开元寻访历史遗迹 九原秦长城

相对于无尽的历史来说，史料永远有限，如何基于有限的史料书写无尽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课题。

历史学家李开元专访：

有历史的未来，是明亮的

作者 | 苏枫

学者以学术为志业，其研究历程，可称为“学术人生”。学术人生犹如我们每个人真正的人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亦会面临方向性的选择。坚持还是转变，很多学者都思索过，也有人勇敢地实践过，李开元即是其中一位。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探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使得世人看到了楚汉相争更为惊心动魄的方方面面。李开元因历史推理而进入公众领域，仿佛用一个高速摄像机，为我们记录下历史变迁的过程，让其中每一个细节都纤毫毕现。

研究与叙事、书斋与田野，是历史学者要面对的选择。从《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的经典史学研究到《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的“复活型历史叙事”， 李开元展现了一位学者在不同阶段对学术方向的选择。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历史学家李开元就在北京坐而论道，开展了一场关于如何填补历史空白的讲座。在此期间，《新周刊》与李开元进行了一场有关史学与文学的对谈。以下为《新周刊》与李开元的对谈实录。

离真正的历史更遥远还是更近？

《新周刊》：分享“学术人生与学术转型”这一话题时，你当时提到过，“转型”的过程相当漫长，也很折磨人，这些年你受到过哪些“折磨”？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出版以后，我产生了一个怀疑：这样一个在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学术成果，离真正的历史更遥远了还是更近了？有时候，我感觉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书斋里的逻辑游戏。我开始重新考虑，那个活生生的历史在哪里。当时心灵有一种枯竭感，转型的需要就在此刻出现了。

我需要自己走出一条路，需要破釜沉舟，于是便开始做从研究到叙事的转型，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任何学术成果，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朋友说我是靠网络文学起家的，他们也不理解、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东西。所幸，现在历史叙事已经开始被理解、被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种新的尝试了。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增订版）

李开元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

《新周刊》：研究历史需要灵感吗？它们会在哪些瞬间冒出来？与自己更年轻的时候相比，你觉得自己的灵感出现凋零了吗？

李开元：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很少像文学、艺术、科学领域那样出现少年天才。我们行业里的人更多是大器晚成、越老越红，因此还有一句玩笑话——久活成大师。有一年，我去秦始皇陵，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为什么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但却只有一座？其他帝王的墓，通常都是两座。

这是两千年来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还有，秦始皇的后宫以及外戚集团到哪里去了？如果这可以算是一道灵光闪过的话，也许就算是灵感出现了。受此启发，我基于考据学的传统，参照推理小说的写作方式，以秦国的外戚集团为线索，对秦始皇身世中的种种不解之谜做了破解，也是用推测性的构筑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由于《秦谜》的完成，我所追求的历史学，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了公众领域。

历史描述的空间越来越大

《新周刊》：在当下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这样的现实之下，在你看来，历史学家进行想象的空间是拓宽了还是缩小了？历史，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会下降吗？

李开元：在现代科技发展之下，历史描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在最新科技的引领下，未来和过去两者是可以相互穿越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个稳定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往往可以在历史里面寻找。

社会的创造力是从两个方面来的：一是纵的方面，即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二是横的方面，就是其他国家、其他领域带来的某些文化冲击。在这两个冲击之下，我们便得到了新的创造动力。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就越来越高了。

《新周刊》：你说过：“多年以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面临历史空白的困惑：对历史上肯定有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语，用严谨和慎重将其束之高阁，还是打破沉默，用推测和想象将其构筑出来？”你是如何给历史空白作填补的，能否举个具体的事例？

李开元：世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1633 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正式宣布放弃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日心说。据说，他当时嘀咕道：“但它（地球）确实转动。”但这句话至今找不到证据加以证明。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它真实地刻画了伽利略在被迫放弃自己观点时的主观立场，因此它具有逻辑真实性。

在《楚亡》书中，我详细地叙述了侯生说服项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侯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透彻的人情利害分析，成功地说服了项羽接受刘邦的和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释放了被扣押在军中做人质的太公和吕后，成就了一桩历史上罕见的外交伟业。

侯公说服项羽这件事情，史书有记载，不过是寥寥数语，侯公如何说服项羽的详情，史书没有记载，这是一段空白。我的叙述是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对于历史空白如何处理？一种做法是谨慎地沉默不语，绵绵无绝期地等待新史料的出现。还有一种做法是依据间接的史料作合理的推测。

苏东坡、王世贞以及我在《楚亡》中所撰写的侯公如何说服项羽的故事，既是依据间接的史料所作的合理的推测，也是运用想象力的文学构筑，力求真实地刻画项羽被迫接受和约的历史条件和心理转变，是基于逻辑真实性的历史构筑。另外，还有个故事：在《秦崩》这本书里面，我讲到一场很有名的战争——戏水之战。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后，秦帝国摇摇欲坠。此时，起义军的一支军队在一个有名的将领周文的带领下，进入关中，攻破函谷关，来到咸阳东郊的一条河边（也就是戏水边），旁边就是秦始皇陵。这个时候，几十万大军突然停步了，不再继续前进。这个时候，秦二世的朝廷在开会，事情太紧急，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起义军已经到达骊山脚下了。

怎么办？调军队来不及了，就派了一个很有名的叫章邯的大将。章邯提议，把在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的这些工匠和服役的人组建军队进行抵抗。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章邯就回到骊山，把这些修建秦始皇陵的工人和服劳役的人都释放出来，编成军队，然后把几十万起义军打败了。

史书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几十万大军已经到了距离秦朝国都这么近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继续前进？只要再走一两天的路，他们就可以把咸阳打下来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空白——为什么会停止？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过不了河。

我因此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敦刻尔克战役，希特勒军队已经把英法联军围困起来了，但是他没有继续追击。为什么希特勒下了一个停止前进的命令？这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我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推想。我去过很多次兵马俑，兵马俑近1万人的军队就是一个完整的秦军军团。

周文军之所以过不了河，一定是因为在河对岸就有秦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支秦国军队就是兵马俑的原型，中尉军驻地就在这里。将其联系起来以后，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比较合理了——大军到了戏水河边，河西岸就是这支中尉军，这是保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驻地，也就是兵马俑的所在地，所以周文军过不去。在史书上没有这段故事的记载。

章邯释放几十万人重新组建军队，只是后面一个更大的行动而已。有了这个合理的解释后，我又到当地去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刚好关中有条很有名的河道叫渭水，渭水和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军事通道，只要在河边，有军队阻挡，几十万大军就难以过河。这是我用合理的推想来填补历史空白的一个例子。

《新周刊》：在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文学比史学更可信？

李开元：一切历史都是基于史料的推想。相对于无尽的历史来说，史料永远有限，如何基于有限的史料书写无尽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课题。历史是什么？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是折射过去的镜像，抑或是不断弱化远去的信息？最不可思议的是历史遗迹，它们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现在；只有看到它们，你才会确信历史曾经存在。

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新周刊》：作为“历史的行者”，你一直看重“去现场”。这些年，哪个现场是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时间、地点、场景、氛围？你当时是否感到了与古人的“连接”？

李开元：2004年夏天，我在骊山山麓小住了一周，将秦始皇陵兵马俑遗迹、灞上鸿门故地、咸阳城阿房宫旧址、东陵秦王墓、长安故城等一一寻访游历。兵马俑以京师中尉军为原型塑成，鸿门中尉军驻地就在骊山陵近旁，屯驻鸿门的中尉军将士，正好做了兵马俑的模特。

他们演习的军阵，正是兵马俑坑排列的阵式；他们的装备队列，正是兵马俑军团将士们的武装队形。中尉军将士不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极具战斗力，而且忠诚可靠，因此在秦帝国军中受到格外的重视，肩负着保卫首都最后一道门户的重任。

秦二世元年九月，当周文数十万大军抵达戏水时，屯驻在鸿门灞上的中尉军出动，在戏水一带布阵设防，以一场成功的防御战阻止了周文军的西进，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挽救了秦帝国。在秦俑学研究会最后一天的傍晚，当我再一次站在雄伟的兵马俑军团前时，我感到眼前是战车滚滚、刀光剑影，耳中是军鼓阵阵、战马长啸。

骊山下、戏水畔，秦帝国京师中尉军主力，正列阵以待，迎击周文军的进攻。真相超越虚幻，明鉴胜过空玄，兵马俑迎面席卷而来。我据实“驱使”兵马俑作战，鬼使神差地感受到历史的复活，于是写下了周文军西进与戏水之战。

《新周刊》：你研究了这么多历史，也访古众多。《秦崩》，初版于2005年。《楚亡》，初版于2010年。《汉兴》，初版于2021年。三部曲的写作，前后约20年。这三部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五花八门。

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历史演义，有人说是通俗读物，有人说是公众历史写作，也有人说是专业写作加上通俗写作、旅行记加上研究成果，混合引入到通俗读物中……作为历史学家，又是作者本人，你如何评价三部曲？

李开元：《汉兴》出来以后，我回顾二十来年的探索，通观三部曲和其他著作（包括研究论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历史推理《秦谜》等），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三部曲，不是小说，不是演义，也不是科普和通俗读物，同时也难以用公众历史写作来加以界定，它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

更具体一点，三部曲是“复活型历史叙事”，一种新形式的史书。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经过考证的，是可以证明和证伪、可以讨论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三部曲属于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我写三部曲，是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