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许多长江支队南下干部一样，家父生前极少和我们子女谈论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经历。倒是刚刚去世的老母亲，生前曾经絮絮叨叨的向我们讲述一些往事。
我的父亲和母亲，同是山西省沁源县中峪乡人。我母亲家在相距十几里的一个叫乌木的偏僻小山村，与父亲彼此在相亲前并不认识。父亲于1944年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与母亲奉父母之命成婚。母亲提起这桩亲事，还时时竖起三个指头：我是16岁被三担小米换到你吴家的。
父亲在婚后，仍然在太岳区交通局工作，随太岳区机关迁转于沁源到安泽到沁水，后来到了阳城。太岳区交通局，不同于建国后的交通局，其实是一个集机要、邮政双重工作职能的重要部门，负责传递上下级文件文书、报纸和个人信件。母亲则在我家资助下，报名来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南石的村子上高小（县一民高）。母亲回忆：她和后来同时来到福建的武银环在此成为同学，在一个窑洞的女生宿舍里住了两年多，由此成了”闺密”。
那个靠烧煤炉取暖而烟熏火燎的大窑洞里，一排大炕住着十几个来自县里各地的女生。院里上课的课桌椅，全是师生们从河滩搬来大大小小的石头，垒起来，权当石桌、石凳。据母亲说，当时在这所学校的，还有史文兰（后正式参加长江支队南下），“同届”的张菊仙。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地方，这群女生度过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青葱岁月。
在她们高小毕业后不久，长江支队南下。母亲则在1951年初，也“南下”福州。在奔赴团聚的过程中，有了母亲一段一波三折、念念不忘的经历。
1951年春节前，母亲接到父亲发自福州的信，让她和长江支队家属一起集中来福建。母亲听说中峪的区公所贴出南下干部家属名单后，急忙去看了，却没有自己名字，一时不知怎么办。当晚，我爷爷和我大伯（沁源乡音：老达）在油灯下商量了一晚上，最后决定：不管公家名单有没有，不能误了这团圆机会，让我妈带上信走！
第二天，我大伯专门去区信用社贷款四十元，作为我妈的盘缠。母亲就这样惴惴不安地，揣着父亲的信和贷来的四十元到了县里。
县里的人看了信，对我妈说：名单上没有你。你既然要跟着上太原，要是到了太原还是没有你，你只有回来。路费自己掏！后来得知，名单是从沁源出发的成建制接管邵武的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而父亲那时是从阳城县的太岳区机关统一组织南下，沁源名单所以没有家父。
1951年的大年初五，车辚辚，马萧萧，一队骡马大车碾开一尺厚的大雪，形成两道泥泞的车辙，从沁源驶向平遥。母亲和武银环，两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年轻媳妇，就和众多长江支队家属一起，裹着头巾，顶风冒雪，颠簸在这些“南下”的骡马车上。
一路上，母亲忐忑不安，武银环不断为我妈打气鼓励：既然你有信就别怕，一定会有你！咱去了太原再说。至今忆起，母亲十分感激她。
到了太原，从福建前来接应的同志看了母亲怯生生递上来的信，再看手里的名单（母亲记忆犹新：“当时心里蹦蹦跳”），随即朗声说：吴彬！有有有，民政厅的。母亲的心，才一下放了下来！
辗转几千里，这一批五百多人的长江支队家属，从地冻天寒的山西来到东海之滨的福建后，各自和自己的丈夫团聚......
几年前，我有一次在厦门看望武银环阿姨，她一下就提起我妈的小名叫“完娥”。聊天当中，我问武阿姨：高小有个老师李廼智，是我二姨夫，有印象吗？她立即说：李廼智是我们校长兼老师，很有才，人很好的。回忆当年离开沁源时的情景，武阿姨两手张开，比划着：“大年初五，我们坐着骡马车。走的时候，这么厚的雪……”
母亲来自革命根据地，又有一点文化，很快被组织上安排了工作，在福建省水利局秘书室（即后来的办公室）担任办事员。据母亲回忆，领导信任她，单位公章交由她负责保管。
此忆虽不为华章，岁月仍可成旧念。一晃数十年，当年颠簸南行与夫相聚的小媳妇，后来熬成了垂垂老矣的老奶奶。再后来，我的老母亲又和许多当年“南下”的家属一样，相继离开了我们。母亲含辛茹苦，哺育我们长大，又看着后代也在茁壮成长……长江支队的许多家庭，都有着类似而相同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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