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泓 | 史传文体之“作”与“修”的矛盾

史传文体之“作”与“修”的矛盾

文/汪春泓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汪春泓教授

摘 要 ：史传与诸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文献分类，而在《文心雕龙》里则属于文体分类，当然纪昀对此早就提出质疑。从文体论看，史传必须保持求真实和树大义的文体特点，以《春秋左氏传》为例，其间“《春秋》大义”与“因鲁史”就构成孔子之《春秋》的文体应有之标准，即使实录也离不开善恶是非等大义之表达，若《春秋》无大义，则一部《春秋》将黯淡无光。因而衍生出历史上存在的孔子“作《春秋》”与“修《春秋》”两种不同叙事，从经学和史学两个角度辨析其所指。从史传文体特征而论，一方面孔子作《春秋》，凸显其当一部大法的原创性价值；另一方面孔子修《春秋》却是兼顾史家思想和史料的最佳结合，以至于达到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绝对高度。然而，从孔子到左丘明以降，以至《史记》《汉书》，史家和史料之因缘际会，却都存在着因人而异性，或不确定性，因而由宋儒请传统《春秋》学走下神坛。于是《史记》《汉书》等史书，因其人为作品之性质，显示了史家、史料诸端局限性的史学困境，这也正是史传文体所遭遇永恒的矛盾和困惑。

关键词 ：“作”；“修”；《春秋》大义；文献分类；文体分类

如果要谈史传文体，则需要从《春秋古经》讲起，其间此书的问世，一直以来就笼罩着层层迷雾，今人对此需作拨云见日之重新认识。

史书撰写，关键在于史料与史家思想（主体意识）之有机结合，作为以文字呈现的史书，同样须遵循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铁律，此一“文”字岂可仅以文采一端限之矣！它包含着更为广阔的内涵。若以清代古文桐城派巨擘姚鼐《述庵文钞序》的说法：“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其《谢蕴山诗集序》进一步阐释文章和学问之关系曰：“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从而形成桐城派义法居于核心地位的义理、考据及辞章三者兼顾之衡文标准。而此三者也可移植到史学领域，在史书书写中也居于核心的地位，处理整合史料，并且将史料转换为历史叙事，在古今历史书写中，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缺一不可。

一、经学背景：孔子“作《春秋》”之说

《论语·述而》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在“述”和“作”之间，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属于自谦抑或写实？对此尚需考虑，由此肇始关于史家书写本质属性之思考认识。就儒家《五经》承传过程中，与孔子关系较为密切的《诗》与《春秋》二经而论，孔子删《诗》，自不待言；至于孔子与《春秋》之关系，历来就有关于孔子作《春秋》之种种叙事，而在二者之间，作《春秋》相较于删《诗》，则其“作”字更展现孔子之独创性，既充分奠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也更有助于令之产生现实之效应。

▲ 《孔子讲学图轴 》 局部（ 孔子博物馆藏 ）

按《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突出强调道德的力量，无论“作”或“成”皆有孔子自我作古的意味，参照《左传·僖公十五年》有云：“晋于是乎作爰田。”此“作”字就有创始的意思，代表一种轴心时代的原创性价值。

然而，《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窃”字，与“窃比于我老彭”，都折射出孔子重要的内化工夫，此乃寄寓孔子对于历史的终极思考。其中涉及事、文、史及义诸概念：事乃史学之根本；文为撰史之手段；史为人文之结晶；而义则出乎操觚者的史学自觉及高度，段熙仲著《春秋公羊学讲疏》解释道：“何谓其义？因鲁史加王心之谓也。何以见之？则于属辞见之。”故其书写既有过犹不及的困惑，更需《春秋》大义之指引，古今任何一位成功的史家必须善于洞察人性之壸奥，要为人类指出向上一路之发展趋势，且虚心追求真实，而非师心自用，信口驰说，此乃对于史家主体性素质的基本要求。《文心雕龙·史传》篇谓“务信弃奇之要”，史学以信（真实）为其本体，故而《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虽然讲君子人格之养成，可使质、文之间达成高度的平衡，但也强调质与文须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扬雄《法言·吾子》自释曰：“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此同样可以视作史学自觉的理念。即使鲁之《春秋》本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具有相近似的性质，可是一旦被赋予孔子所悟得之“义”，鲁之《春秋》则一变而为孔子之《春秋》，史书或史学就顿然拥有了灵魂。当然就“《春秋》三传”而论，清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序》云：“先儒为事莫详于《左氏》，义莫精于《公羊》。”故此，揆诸其“生民以来”的里程碑地位，一则从它与鲁之《春秋》的继承性而言，可称孔子修《春秋》；二则自其引领华夏民众从蛮荒丛林走向礼义文明来看，其间所蕴含孔子斟酌史料之真伪、考辨道德之是非的多层面判断，犹如宇宙洪荒迎来开天辟地，孔子绝对当得起“作《春秋》”之伟大功绩！总之，“作”突出“义法”于历史叙事的重要意义，按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义法”一辞尤为警策，几乎可以视作中国史学开山的标志！于史学之诞生和独立亦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二章《古代之史家与史籍》解释“义法”云：“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而相形之下，“修”字则体现历史叙事者参酌史料的撰史过程，金氏此著多用“孔子修《春秋》”之说，所以“作”与“修”，二者之倚轻倚重，今人当用心体味其间之微妙差异。

▲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若从史实判断来讲，东汉王充《论衡·谢短》解释孔子之于《春秋》之实情曰：“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号《春秋》也。”无论鲁之《史记》，或径谓之曰《春秋》，总之经过孔子制作之《春秋》与其原始资料已不可同日而语，故而视孔子修《春秋》似乎更符合实情；而自价值判断来看，孔子作《春秋》之说亦毋庸置疑，此一“作”字之运用就显得十分妥当。故而史上存在孔子“作”或“修”《春秋》的两种说法，实际上就出自上述两种判断的不同视角，其说可谓殊途而同归，各有其合理的成分。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迁云：“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司马迁上承孟子之学说，强调《春秋》大义特具针对乱臣贼子的规训意义，起到维护社会人伦秩序的作用，且《春秋》古经赋予语词以“微言大义”，遂令汉语之象征性、符号性和多义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褒贬劝止及礼仪法度等也尽寄寓于其中。关于孔子和《春秋》关系的叙事，《史记》具有竭力还原当时语境的“实录”性质，其中所谓“因史记作《春秋》”及“为《春秋》”，同样揭示了孔子与《春秋》告成之实际情形及其历史功绩。《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史记》（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

其中于文献之“修旧起废”，与春秋政治之“补敝起废”，都体现了儒家王道之精神。此语囊括孔子于六艺集大成伟业之文献学性质，而其“作《春秋》”自然也包含在内，便隐含孔子修《春秋》之意也，此一“修”字就偏于孔子自谓“述”的意思。所引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指借助历史事例来表达思想理念，即所谓《春秋》大义，然而若离开史事史实，则义也就无所附丽。简言之，即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前提依据，否则就将沦为空洞乏味的教条。而回顾作为行事本身之鲁国，自隐公迄哀公之国内及其与他国之间的种种事件，当事人之言行心志无不要经受“大义”之衡量和裁判，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之标志。历史理应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曾经在某时某地发生过的人和事，孔子、左丘明之《春秋》事业绝非杜撰，就证明其国史整理工作也同样不脱“修旧起废”工程之性质。《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修学好古”意味着长时期地潜心学习和揣摩传世文献，至于“实事求是”则指以主动积极的治学态度，意欲与古人思想精神相契合，达到神会古人之境地。故而，无论修旧起废还是修《春秋》之“修”字也都有编撰之意涵。明代王守仁《传习录》云：“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之作，虽是删繁就简，其“修旧起废”却可称得上给予鲁之《春秋》施以点铁成金般之升华。故此，“作”或“修”二字意思，若本诸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精神来体察，其实并无歧异，仅仅是视角有所不同耳。

二、回归史学语境：孔子“修《春秋》”之释

周予同《经今古文的诠释》谈古文和今文经学家排列《六经》顺序之区别：“古文家为什么用时代的早晚排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他们对于孔子的观念了。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至于今文家呢？他们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他们以为孔子决不仅仅是一位古代文化保存者！如果孔子只是这样规模狭小的史学家，那决不成其为‘素王’的孔子了。六经大部分是孔子作的。”此番言论揭示史学家和经学家对于孔子于《六经》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南宋大儒朱熹已经对《春秋三传》作了经学与史学的分辨，虽然《公羊》《谷梁》和《左氏》为《经》作《传》，但此《经》却非纯然夫子之定本，为汉代或以后之人所记录。《论语·宪问》：“子曰：‘作者七人矣。’”北宋张载《正蒙》之《作者篇》第十解释作者“七人”云：“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此说偏于器物之发明制作，所持衡量“作”的尺度几乎与上古明君谱系相吻合，却与汉魏六朝古注不同，认为作就是一无依傍之发明和创造，而修则有述于人者也，若以此为准衡，孔子似乎也当不起作的称谓，其持论未免过于严苛；然则为了将孔子纳入儒家道统之圣人谱系，因此就必须加冕孔子以作《春秋》的伟大功绩！否则孔子如何有资格与伏羲氏以来的上古明君分庭抗礼？作为文献学奠基人，刘向《说苑·至公》曰：“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修《春秋》，孔子意在借《春秋》以行道，显然定位孔子修而非作《春秋》，可与《汉志》六艺略之《春秋》类引述向、歆所谓“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云云相印证；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 《春秋左传杜林善本》（清代文盛堂刊本）

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述：“‘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春秋》之“善志”，指善于记述，体现于书写者语词运用之名实相副、精确传神，无论作为素王的孔子，还是身为素臣的左丘明，一则“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且“非圣人孰能修之”，与刘向观点大致相同，杜预诠释孔子、左丘明师徒和《春秋》之关系，落实于一个“修”字，从周公、仲尼以至左丘明，亦将旧“志”修订改编为新“经”，终臻乎“经者不刊之书也”之高度！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孔子：“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将孔子修《春秋》等同于其删《诗》。参照清人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其间所谓“纂修志乘”，即犹如左丘明之追随孔子，《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反映受《春秋》于仲尼之左氏，与乃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师徒编纂和修订所遗存周公之《志》以及晋之《乘》等各国史料，上述杜预序文最后又说：“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可见“作”与“修”之为用，在孔子与《春秋》之关系中，绝非不可并存，作与修可谓一体之两面，所以“修”并不贬低孔子于《春秋》之伟大贡献，其起例发凡，洞烛幽微，彰善瘅恶，裁成义类，其间亦熔铸进“修”与“作”两个层面之含义。

▲《文心雕龙》(元刻明修本)

梁阮孝绪撰《七录序》指：“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诗赋），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按《汉书·艺文志》所载六艺略之《春秋》二十三家中，正是透过潜滋暗长，由《春秋左氏传》衍生出《国语》《战国策》及《太史公》等，因此《太史公》（即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十篇有缺无书）乃远绍《春秋左氏传》之嫡裔！因而《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班彪据《七略》而领会史学发展之脉络，上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交代其史学指导思想为“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谈及家学之渊源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但是他更凸显“继《春秋》”在其史家著述中的主导性地位，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史传文体早已具备清晰的自觉，明确一己之职责使命就是继承发扬孔子之于《春秋》的传统和作用，向、歆《七略》对此则深有会心。故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所谓“正《易传》，继《春秋》”，舍我其谁地表示五百年必有圣者出。司马迁子承父业，胸怀上承孔子作《春秋》之大志；然则他也必须面对处理浩瀚史料之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谓经汉初以来之积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按《汉书·司马迁传》所云：“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尤须留意班固使用“据”“采”“述”三个动词，以见其立言之有根有据，此与太史公父子殚精竭虑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相契合。更可贵者在于司马迁还勤作实地之考察，其杖履之所及，几乎无远弗届，所以方能撰成《史记》不朽之作！然而，“天下放失旧闻”却难免挂一漏万，史家绝对不可能无所遗漏地掌握史料，只能在有限史料基础上，编撰其史书。

三、解构“《春秋》学”以回归史学本体之新认识

覆按《汉书·艺文志》所载六艺略之《春秋》二十三家中，继《太史公》一百三十篇之后，就列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故而署名班固所撰《汉书》当与冯商所续《太史公》为同类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晋代，《汉书》与《史记》《东观汉记》合称为“三史”；此后它与《史记》《后汉书》和《三国志》更形成“前四史”之史学框架与范式。《汉书》的地位和影响力足与《史记》相匹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今人要在经、史分途的角度来研究《史记》和《汉书》，同样会面临古代历史去今越远就越感“文献不足征”的困惑，也皆会遇到同时代或相近时代旁证、佐证材料不足的难题。所幸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地下发掘出的简帛文字和实物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今人对于汉代各方面实际情况的了解，秦汉研究因此取得可喜的进步。

▲ 《汉书·艺文志》（“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递修本）

今天学者阅读、研究《汉书》，必须明确所谓“信史”其实属于相对概念，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中国历史书写往往与作史者之个人、家族、家庭政治、经济处境、利益等相缠绕，因而义薄云天之史家义法，亦犹孔子所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人天交战，颜渊也做不到永不懈怠。即使摆脱俗谛桎梏的司马迁，他标举“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乃司马迁领悟孔子作《春秋》的终极理想和最高追求，然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人格伟岸如司马迁，他也是人而非神，更遑论司马迁之后之史家。《汉书·董仲舒传》将“上天之理”与“太古之道”相并列，而人既受命于天，故在坚信孔子作《春秋》的董氏看来，所谓《春秋》大义，必须是天理的代名词。因而，其一字一句都具有不可移易之属性，代表着天理、古道，实质上就是神性之呈露，故其经典性也随时代推移而更加强化，后人当以为唯马首是瞻，怖畏于其神性之震慑，世人岂敢心生疑虑哉？于是《春秋古经》几乎就跻身“河图”“洛书”之位阶，彷佛天假仲尼之手而作成，真所谓“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超凡入圣，从而令它焕发人性、人道以至神理的光芒，自然超越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的价值和地位。换言之，《春秋》自诞生之日起，就几乎与孔子同时步入经典化之进程。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论语·学而》及《论语·八佾》述及门下有子贡、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然而相形之下，孔子作《春秋》却令子夏等也难以置喙，仅可仰望其高度，可谓一字千钧，故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云：“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作《春秋》所叠加之信息，即孔子于《春秋》之渊源，委实可视孔子乃“天选之人”也，几乎近似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之说。

▲《孔子问礼图》石刻拓片

按《汉志》六艺略《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解释曰：“此《左氏春秋》古文经也。”按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指：“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然而，历史上也有因“流”而波及“源”之现象，经孔子之手笔的《春秋经》确立了至为崇高的地位，但是其传与经之渊源关系，却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谈及：“古代王权的统治常藉助于‘天’的力量，所以流行‘天道’、‘天命’等观念。谁才知道天道’、‘天命’呢？自然是那些能在天与人之间作沟通的专家，古书上有‘史’、‘卜’、‘祝’、‘瞽’等等称号，都是天、人或神、人之间的媒介。”“史”列其首，即使经过殷周革命，以至春秋后期，早期的“史”或多或少尚未摆脱巫史之性质，从根本上讲，此未尝不是史学所遭遇的第一道迷障。至汉末，经学地位逐渐式微，《魏志·文帝纪》记载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在“述”与“作”之际，曹丕显然倾向于孔子多述而少作；覆按裴松之注《魏志·王肃传》引隗禧云：“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此说明作为知识修养的《易》《礼》《诗》还颇受尊重，而发挥经国之大业作用的《左氏》却甚遭鄙视，失去了其政治道德哲学引领者的身份。此也反映了经学与政治之风云际会的关系顿遭解纽，若《春秋三传》皆被割裂与《春秋经》之血缘关系，则会导致出现阅读障碍，遂连带危及《春秋》之学的崇高地位。中唐韩愈《进学解》指：“《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意在颠覆《春秋》与《左氏》之经、传关系，显示要越过《左氏》，直抵《春秋经》之本身，然则津梁之有无，以致《春秋》学体系也无从树立。而宋代人本思潮兴起，使得天、人或神、人趋向分离，其结果就是导致史学本体意识之苏醒与独立。《春秋》学史上，至两宋时代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些疑古的不和谐声音，颇具代表性者，当推南宋朱熹《春秋》学。朱熹表达出强烈的质疑意识，一则他反对迷信和神话《春秋》经，二则凭借文献材料之铸经，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角度，他似乎流露左袒后者的倾向。尤其是各家解读字辞间笔法之穿凿义例附会褒贬等观点，朱熹对此深不以为然，径指孔子作《春秋》，后人对其笔削工夫不必抱有神乎其神的想象。《朱子语类》之《春秋》之《纲领》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此说动摇左氏义理之正当性，朱子指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遂将左丘明祖述仲尼的关系，也作了理性的区隔。北宋王安石甚至视《春秋经》为“断烂朝报”，此讥对于古来《春秋》学带来颠覆性的震撼！

▲《春秋》（清道光内府朱丝栏精写本）

王安石、朱熹将《春秋古经》作者或编撰者请下神坛的言论，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启迪后世读者反省历代史书之性质。经尚且如此，作为其史学之流裔，《史记》《汉书》等无疑存在更多启人疑窦之处。《礼记·经解》记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孙希旦解释曰：“蔽于属辞、比事而妄为褒贬，故至于乱。”此借孔子之言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属辞、比事之不易与“言之无文”之诫相去不远，务求历史叙事之遣词造句、史实胪列等形式技巧臻于至善。而形式与内容固然不可判分，故“《春秋》之失乱”中此《春秋》非指孔子之《春秋》，而是指一般史学家之撰述，虽则偏指思想内容方面，实质上却统指形式技巧之不够完美与史家意识之卑下所造成的种种淆乱，进而质疑这些史家之撰述何以发挥为人类前进指点迷津的作用？然而，从《春秋左氏传》以降，读者更不能将《史记》《汉书》也视为浑然天成之作品，其间无数人为因素也当以人之平常心视之。而北宋苏轼《春秋论》云：“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角度，苏轼要破除圣、凡之间的鸿沟，令《春秋》学回复人之常理常情。

按苏轼《春秋》观，似与《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谓“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产生抵牾。若“经”高自位置，以至于崖岸自高到有悖人性、人情，这是对孔子作《春秋》之误读。因而就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而论，鲁史无非就是修《春秋》之史料，而史料之存世与散佚，即使有天意存焉，实际上依然存在“不刊鸿教”与“傥来之物”间的尖锐矛盾，杜预明言《春秋左氏传》为“不刊之书也”，然则若离开鲁史，岂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孔子圣迹图》（孔子博物馆藏）

《文心雕龙·史传》篇谈及：“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引用扬雄《法言》，揭示《史记》存在“实录”和“爱奇”的两难选择，此也正是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之永恒难题，前者要符合史学真实性的标准，而后者却也难掩史学家的个性特征及风格，遑论史家还有叙事能力高下优劣之分。这说明史学家记录历史不是复读机的工作，或多或少会损及历史纯客观的要求，此乃由史家之文也是人为操翰的必然结果。比较《春秋三传》关于“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菑”的叙事，南宋洪迈《三传记事》认为：“予谓秦之事，《穀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由于史家才力、笔力均参差不齐，当记载同一历史事件时，他们所呈现的文字效果也高下有别。后世史家固然难望仲尼之项背，孰能文无遗憾地记录史实？因此孔子之于《春秋》，亦成为仅供后世史家犹如远眺彼岸的存在。

自古以来，史家和史料之“因缘际会”，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明焦竑谈“正史”曰：“古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时事，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作《春秋》，其迹可考已。嬴秦史职放绝，汉兴，马《记》班《书》始变编年之体，后之为史祖之。”作为后汉之史家，班彪、班固父子与前汉史实已经有所隔膜。就其撰史的史料来源而言，他们所获取的已非第一手资料，而是辗转间接地从前汉所遗存史料库中提取。由于史料存储之不易，从史实到史料，已非原貌，更非全貌，有时失实、歪曲亦不可避免，并且史料大抵上为少数人所垄断，譬如前汉向、歆父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无疑具备主宰前汉史料的话语权。《史记》有《楚元王世家》，而《汉书》则有《楚元王传》，这说明楚元王及其子孙，按元王子休侯富一支，富之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向子歆，作为宗正世家，他们代表宗室特别是一己家族之权利，深度参与介入前汉开国以来以至王莽朝的政治斗争，乃不折不扣的利益攸关方，而非超然朝廷各种势力之外的历史记录者和裁量者。然则时势造“历史”，成帝恰好赋予刘向以整理书籍文献的重任，因而，透过其刀笔而得以载录之史料，则不脱其人所依附的家庭、势力的立场与倾向，作为一种叙事之姿态，就打上了楚元王家族后人之鲜明印记。向、歆父子乃前汉历史的直接书写者，彪、固父子则在其人基础上结撰《汉书》，自然与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尚不可等量齐观。故而，《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可见再不敢径称班彪作《汉书》，而是述作，既述且作也。

缘此，今人阅读研究《汉书》，要树立新的史学观念，自觉推究其史料之来源，并与相关材料作比对。既要考究其史家思想（主体意识），其间即使草蛇灰线所隐含之褒贬亲疏以及何以使然，还要追溯其因果性及证据链。此有助于今人进一步认识《汉书》，也有助于今人把握源远流长之《春秋》传统至“二十四史”所发生之变迁。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中国文体学研究”

责任 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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