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如何建构出来的？

何处是江南？

晋代的张翰说，那是秋风起时，老家菰菜（即茭白）、莼羹和鲈鱼脍的风味。

张翰是吴人，写得一手好辞赋，却看淡功名。他受晋朝征召，到洛阳为官，却看到朝政昏暗，天下必将大乱，不禁感到失望。同时，江南的美食让他朝思暮想。一日，秋风乍起，张翰长叹一声，说：“人生贵在舒适自得，岂能为了名利，飘泊于千里之外呢？”于是，他甘愿脱去官服，从洛阳辞官，回到江南。

何处是江南？

唐朝的白居易说，那是漫江春水边，迎着朝阳盛开的红花。

诗人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被贬出朝，后在苏、杭为官。他在任期间，治理杭州西湖，修建苏州七里山塘，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业余期间，白居易在江南到处旅游打卡，或枕卧亭上，观赏钱塘江大潮，或邀吴地美女歌舞，品尝吴宫美酒。他写了《忆江南》三首，其中第一首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何处是江南？

金主完颜亮说，那是北宋词人柳永笔下，江南炎炎夏日里的“十里荷花”。

完颜亮读了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从此对这梦幻般的美景倾慕不已，他自己也在东北的金上京种荷花，但因为气候寒冷，荷花都没活成。据说，完颜亮为了栽种荷花，将金的都城南迁到燕京（今北京），后来仍不满足，便发兵攻打南宋，结果，还没亲眼看到十里荷花，就死在行军路上。

何处是江南？

明清之际的隐士张岱说，那是冬天大雪之后，寂静湖面的孤舟和湖心亭里的温酒。

明亡后，张岱常年避居江南，他在《陶庵梦忆》中追忆前尘，想起崇祯五年冬季，湖心亭看雪的往事。那日，他乘一叶孤舟，披着毛皮衣，带着火炉，到湖心亭，才看到早有同道中人在此赏雪，他们酒炉里的酒烧得正沸，拉着张岱同饮三大杯。回程时，船夫喃喃地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正如千百年来，历史文化在江南留下的这些印记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一幅具象的画面。

那么，江南到底在哪里？2007年，《中国国家地理》曾以此题推出一期专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历史、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阐述他们所认为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有人说，江南是梅雨覆盖的区域；有人说，是江南丘陵的所在地；有人说，是历史上划分的江南道、江南省；还有人说，是南方六大方言区中的吴语区……

当我们将学者们的观点融会贯通，就会发现，那个“最江南”的地方。

1

自古以来，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理概念，经历了从扩大到浓缩，再到成型的塑造过程。

江南最初的含义，是“大江之南”。

中国古代神话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为了争夺权位，打得不可开交。共工落于下风后大发雷霆，怒触不周山，没想到竟把支撑天空的柱子给撞坏了。经过共工这么一折腾，天柱崩塌，西北地势上升，天空向西北倾斜，连日月星辰也都向西聚拢，东南土地沉降，江河百川都汇流到东南，从此，东南江湖交错、水道纵横。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神话，但反映了中华先民对自然地理的认识，如西高东低、日月西沉、江河东流等现象。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地势呈三级阶梯状分布的特点，西部海拔高，东部海拔低，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气候差异上，西北干旱少雨，河流较少，东南湿润多雨，江湖密布。

在南方，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从雪山走来，经过6300余千米的旅程，哺育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神州大地上刻画龙的图腾。古人划分江南的最早依据，正是奔腾入海的长江，巨龙之南，便为江南。

据学者考证，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及江南的是《左传·昭公三年》：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这是说，公元前539年，郑国国君访问楚国，名臣子产作为相礼者陪同前往。到了楚国，楚王设享礼招待郑国君臣，并在仪式上赋《吉日》这首诗。等到享礼结束，子产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狩猎用具，陪楚、郑国君一同到“江南”的云梦泽一带打猎。

这里的“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中游以南（今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这个含义一直沿用到秦汉时期。

同时，人们用“江左”和“江右”来指代长江下游的不同区域。由于长江在今江西九江至江苏南京段作西南—东北流向，古人以左东右西来划分地理，所以将今苏南、皖南、浙江及赣东北一带称为“江左”（也作“江东”），将这一段江水以西的部分称作“江右”。

西楚霸王项羽早年随叔父起兵于江左，他的嫡系部队便被称为“江东子弟”。后来，项羽战败，来到长江下游的乌江渡。在项羽生命的最后时刻，乌江亭长曾愿出手相处，渡他过江。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有数十万之众，亦足以称王。”项羽拒绝乌江亭长的帮助，声称：“我当初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无一人还乡，纵使江东父老依然奉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见他们！”于是，项羽自刎于乌江。

长江下游的常用称呼，还有吴、吴越、三吴等。但在实际应用中，秦汉时期的“江南”，所指的范围，往往也包括这些地区。

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大军南下灭楚，平定“江南”，之后又降服越君，秦于越国故地设会稽郡。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的江南：“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司马迁说，汉代的“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等特产。相比中原，这里多雨湿润，那时医疗条件落后，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容易生病，也就不长寿。司马迁还发现，“江南”的生产方式与中原不同，当地人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并拾取瓜果螺蛤为食。这里的“江南”，也泛指长江中下游。

因此，直到秦汉时期，江南是一个宽泛、模糊的名词，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

到了西晋末年，永嘉南渡，衣冠士族为避战乱，带着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纷纷南下。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琅邪王氏等南渡士族的辅佐下，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也称建业，今南京）。据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考证，永嘉南渡人口共有90万之多，其中，侨居今江苏一带的最多，约26万左右。

永嘉南渡对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开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毋庸赘言。历史学者范文澜说：“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之后的）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另一方面，永嘉南渡也使“江南”的涵义悄然发生变化。

东晋之后，南方以建康为中心，依次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再加上此前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合称为“六朝”，建康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东晋、南朝继承中原的衣冠礼乐，接纳南渡的中原移民，成为流民心中的乐土。当时，南方广泛流传着各种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建康，与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故此，“江南”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联系起来，指代以建康为中心辐射的这片地区。

南朝有个诗人叫谢朓，出身陈郡谢氏，作辞写诗名盛一时，后世称为“小谢”。梁武帝萧衍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便觉得口臭。唐代的李白也以谢朓为偶像。谢朓的《入朝曲》有一写江南的名句：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在小谢看来，江南是什么？她是富丽繁华之地，也是金陵（建康）帝王统治的政治中心。从此，“江南”不再是卑湿落后、地广人稀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意象，后来，就连北方边疆开辟出一片富庶之地，也会联想到遥远的江南佳丽地，将这些地方誉为“塞上（北）江南”。

2

隋唐时期，“江南”正式摆脱地理上的模糊定位，以行政建置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照“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辖五十有一州”，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

早在唐朝建立前，唐太宗的表叔隋炀帝是江南的狂热粉丝。他在位期间不恤民力，大行征伐，却做了一件对后世有功的事情，即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大肆征发民工，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通连接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与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以及后来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大运河在华夏大地上呈现出一个横向的“人”字，一撇贯通隋唐帝国的核心区域关中与日益富庶的江南，一捺伸向北境的幽燕之地，而一撇一捺交汇处是东都洛阳，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则是隋炀帝魂牵梦绕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后来，天下叛乱四起，隋炀帝南下江都，醉生梦死，一日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不久后，他被身边的大臣背叛，缢弑于江都。

在传统农业社会，水运就是最高效的运输方式。这条沟通南北、贯通古今的大运河，进一步巩固了江南的经济地位，但隋炀帝更让后世记住的，依然是他的暴虐无道。

唐玄宗在位时（712-756），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其中江南东道辖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地区，江南西道辖今江西、湖南洞庭湖与资水流域以东、湖北与安徽长江以南之地。

这一时期，江南、江东和吴，已经出现混用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史料，是开元名相裴耀卿整顿漕运时的上奏：

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

唐朝建都关中，京城长安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江南供给。但是，江南水手不熟悉北方河道，中途往往遇到阻滞，很多粮食还没运到关中就损失殆尽。于是，裴耀卿主疏浚水道，并在沿途修建仓储，分段漕运，确保南粮北运的路线。

有唐一代，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长江下游的扬州GDP排第一，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成都）排第二。

作为盛唐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也成为江南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历来被唐朝当作政治中心的关中与河洛惨遭兵燹之灾，城市、良田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主要的赋税来源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江南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去处，引发了永嘉南渡之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如《旧唐书》记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有了人口，也就有了更多财源。到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朝灭亡后，南唐、吴越等统治江南地区的政权，都推行文教，发展经济，远离中原的混战割据。吴越王钱镠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3

宋代，“江南”的行政范围再度发生演变。

北宋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江苏西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地区；江南西路大致包括今江西省；又设两浙路，辖今浙江、江苏南部镇江以东和上海等地。

靖康之变后，中原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史称“建炎南渡”。此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分两浙路为浙东、浙西两路，浙东路辖今浙江南部，浙西路辖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与上海。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江南的行政地理逐渐细化，但经济、文化上的江南，却愈发成为一个整体。

经过历次衣冠南渡，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江南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

从宋代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意思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常州、松江、湖州等府县丰收，便足以供养天下。江南名城苏州、杭州更是并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出自宋代范成大在文章中引用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上苏杭。”

北宋时，学者李觐直言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觐发现，杭州、苏州、京口（今江苏镇江）、扬州、金陵（今江苏南京）等江南市镇，不仅将南方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也为北方输入了江南的人文习俗，而当时北方在物质文化上对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回馈，所谓“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

江南的教育，兴起一股崇文重教之风。

北宋有位教育家叫胡瑗，他年少成名，被誉为奇才，却七次应试不中，便在40岁那年放弃科举，返回故乡泰州干起了“教培”，靠讲授经学度日。

名臣范仲淹到江南为官，听说胡瑗的名声，请他到苏州开办郡学，担任教席，也就是主讲老师，范仲淹还让自己的儿子也去当胡瑗的学生。

之后，胡瑗先后在苏州、湖州兴办书院，采用“分科教学”的方式教育学生。他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胡瑗创立的这一套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两宋时，江南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成为天下书院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孕育了一批千古闻名的文化世家。

江南的诗词，唤醒了“江南认同”的文化心理。

葛永海等学者认为，“‘江南认同’文化心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六朝显露发微，隋代突破成型，唐代及以后则涌现大量描写江南意象、抒发江南情思的文学创作。”

宋代的江南词人，以柳永为代表。

在北宋一次科举放榜的名单上，“深斥浮艳虚薄之文”的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的名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听别人举荐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气地说：“且去填词。”

此前，柳永所作的《鹤冲天》词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正是这一句，惹恼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词”，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词人，成为大宋流行乐坛的一哥。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受歌妓喜爱，被时人称赞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科场失意的柳永长期流寓江南，江南的城市风景、湖光山色成为他词作的主要内容。他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望海潮》），写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

多年后，柳永病逝，家无余财，平时与他相识相知的歌妓们出钱将他安葬。之后每年春季，歌妓们都会去祭拜柳永，称为“吊柳七”。

另一位词人贺铸以一阕《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成就“江南断肠句”的典范：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名列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对此词评价道：“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

南宋词人姜夔一生四处流寓，长期客居江南，他笔下的江南，有太平时的佳盛之景，也有战乱后的清幽萧条，如《扬州慢·淮左名都》：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江南的园林，构建文人士子的精神家园。

宋代的著名园林中，有苏舜钦在苏州建的沧浪亭。庆历四年（1044），苏舜钦遭到政敌诬陷，被免职后来到江南游走散心，他发现一处三面临水、四面环树的僻静之地，于是买下这块地，临水建亭，修筑园林，取名“沧浪”。

在《沧浪亭记》中，苏舜钦道出了置身园林、涵养内心的意境：“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在沧浪亭之前，江南有建康的华林园、谢灵运的始宁园等古迹，之后，又有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名园的诗情画意。直至今日，仍有“江南园林甲天下”的美称，江南独有的人文精神，尽在园林中。

江南的绘画，诞生了诸多影响后世的画派。

先有董源、巨然，在水墨画中开创和发展了“披麻皴”技法，所谓“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清岚为一体”。宋人米芾评价董源的画，“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后有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李唐善画人物，创格变体，开南宋绘画一代风气；刘松年精于水墨和青绿等，有《四景山水图》卷传世；马远号称“马一角”，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马远又称“夏半边”，以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为一绝。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所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

4

元代，两浙路撤销，浙西并入江浙行省。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划分南直隶和浙江省，北部的苏、松、常、镇、宁五府（以及由苏州分出的太仓州）划入南直隶，南部的杭、嘉、湖三府划入浙江省。清代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改明朝的南直隶为江南省，辖区大致上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三省市。

李伯重教授发现，元代之后，“江南”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专指原本被称为吴、三吴或浙西的地区，而吴、三吴或浙西等沿用已久的称呼，反而少用了。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个江南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因此，广义的江南，不仅仅包括明代南直隶和清代江南省管辖的府、州，还向外扩散，包含同处江南经济、文化区域内的地方，如钱塘江南、浙江北部的诸暨、绍兴和宁波等地，以及安徽东南部，还有长江北面的扬州。

从自然区划来看，扬州在长江以北，为什么也算江南？

其实，从行政区划来看，历史上曾有跨越长江南北设立的“扬州”存在，其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古人有一句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说的就是古时扬州的富庶。因此，长江下游南北岸很多原属扬州的辖区，本就是同根同源。

从文化区划来看，扬州在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之处，她的江水湖泊、园林景致、书法绘画、文学作品，与长江以南的苏、杭等同出一脉，融为一体。

所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说，“就文化区划而言，扬州应该属于江南。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文化区划，这三者很难重合，扬州就是这三者错位的典型。扬州在江北却叫江南，这是文化对自然区划的超越，是文化力量的显现”。

明清时期，江南文化经过千百年来的飞速发展后，走向成熟。

清初，苏州人汪琬在京担任翰林院编修，有一天跟同僚聊起了家乡的特产。正当众人各自夸耀家乡的土产时，轮到汪琬说了，只见这位进士出身的江南文人缓缓道，我们苏州的特产只有两样：一为梨园子弟，二为状元也！

汪琬这话可没有吹牛。历数中国古代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对此，历代的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大家辈出。

出自吴地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他们的书画为后世留下了一大笔珍贵的艺术财富，至今仍是无价之宝。

江南地区的通俗文学在市民阶层广泛流传，苏州人冯梦龙、乌程人凌濛初、如皋人李渔等，分别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家道中落的曹雪芹，将家族在南京的兴衰荣辱作为原型，写成了名著《红楼梦》。

明末三大思想家中，反对君主专制的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生前都曾活跃于江南，他们是来自东方的微光，在旧时代的壁垒中，砥砺出新思想的锋芒。

江南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物，有画风奇特的“扬州八怪”，有越剧、徽剧、昆曲、黄梅戏等戏曲艺术，有苏绣、木版画、灯彩等工艺美术，有云雾缭绕的寺庙道观，有小桥流水的水乡古镇，有幽雅秀丽的茂林修竹，有撑着油纸伞彷徨雨巷的姑娘，有骑在青牛上漫步田间的牧童……

何处是江南？

江南人文氤氲之地，江南精神镌刻之处，便是江南。

参考文献：

单之蔷：《中国景色》，九州出版社，2008年

沈骅 编：《江南文化十六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王卫平 编：《江南文化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葛永海，沈灵超：《隋代文人的“江南认同”及其文学史意义》，《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

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