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很多人觉得古代军事能力最强的王朝是汉朝、唐朝，亦或是秦朝、明朝，而宋朝是不值一提的偏安王朝，虽然经济发达，禁军众多，却总是打败仗，甚至是连年赔款，然而事实如何呢？本文将从雍熙北伐为出发点，探讨宋朝军事制度的优缺点。
北宋疆域
势如破竹最终却满盘皆输的北伐
雍熙三年，三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自东京汴梁城出发，他们满载着大宋皇帝和满朝文武的期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雍熙北伐。在各路大军接连攻下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四个州后，无论朝野，几乎人人都认为此战必捷，军队洋溢着对丰厚赏赐的无限期待。
西路军的副帅杨业此刻也是壮志满怀，身为北汉的降将，他对强迫北汉军士向中原同胞挥刀的契丹人恨之入骨，同时，杨业也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来回报大宋太宗皇帝的浩荡君恩。正当大军休憩，驻于桑潜河畔时，东路曹彬军失利，仓促退兵之际，被契丹兵追破。庙堂中宋太宗急令各军撤退，切勿冒进。然而西军远在雁门，哪能参知圣意。监军王侁与麾下诸将贪图军功，威逼杨业出关，杨业深知此去必败，便建议主将潘美于谷口埋伏重兵，以接应大军，并歼敌于谷中。
雍熙北伐（网络图）
杨老令公在向潘美嘱咐置兵事宜时，是哭着说的，整个西军中，他唯一能托之以性命的，唯有这位成名已久的主帅了。可潘美即使身为主帅，也毕竟只是将领，监军属文官，在大宋竟可抢夺主帅的指挥权。王侁在关内不见辽军踪迹，急功近利之下，竟率大军出谷，潘美无奈下只能随军而动。杨业且战且退，到谷口竟无一兵一卒，悲愤之下，顿足捶胸，与残军力战而亡。
雍熙北伐初期可谓势如破竹，然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雍熙北伐的转折点在于岐沟关之战，岐沟关之败，乍一看是因为主将曹彬急功近利，孤军深入，但一个细节却暴露了更深层的东西。宋太宗居于庙堂，却知道千里之外的实时战况。庙堂诸公分析后发现，东路曹彬的十万主力军补给不足，却深入敌腹，这很明显是骄兵姿态，辽军欲诱敌深入，围而歼之，故急令大军撤退，不许轻易追击。
雍熙北伐
很明显，总参谋部在汴梁的殿堂之内，总指挥与其说是主将，不如说是庙堂诸公与皇帝。本着旁观者清的说法，这种军事指挥制度倒也合乎情理。但是别忘了，古代作战，情报的传递是有很长的时间差的，而战局瞬息万变，又怎么可能时刻汇报，每逢作战，就要等待来自庙堂的指挥命令呢？然而宋朝真就是这么个奇葩的军事指挥制度，军政大事，总决于上，武将不得违背，更不得干涉。
其次，监军王侁竟能越过主帅，指挥一路大军！有人就说了，潘美作为主帅太过软弱，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老将又未免太名过其实，这其实又是一个表象。老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兵痞子又怎么可能听一介书生的话呢，必然是有所忌惮，有所制约。历朝历代，对武将权力的限制，几乎是每个有志、有才之君必做的事，而在宋朝，这种忌惮、制约变本加厉，几乎成为了武将心中的梦魇，使得武将内心惊惧，不敢有任何的违抗。那就是“崇文抑武”之策。
北宋的政治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将领，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方式称帝。那么对于宋太祖而言，他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政变再次发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