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世博园·长安塔|图源:网络
01
.历史淡忘
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成于盛极而衰的西汉末,以一场用当时目光来看待的“超现实、理想化”社会体系变革,寄希实现“承天挽地”救世举,无论从伦理观念还是社会现状认识层面,都为诸多后来者否定。
而其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失败和“大环境”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些变革举措“不适时宜”的促发下,让日益破败的后“西汉”时代,更加风絮飘零、危机四伏。
新莽政权本身的“忤逆”,在当时社会体系传统思维中,本身就已诟病缠身;加之“成王败寇”理论的后世推加,让历史永远无法正确、客观评价这么一个曾经短存于“两汉”过渡期的“创新”社会模式。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倾心于其人物性格与历史成败与功过研究;而民间文化的流传,则更多赋予其“穿越者”身份,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他的“王朝”又有着什么样的革新设想?
他是继商鞅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社会改革家;他是在经学思想弥漫下那个传统时代一位敢于超越认知的创新者,也是他那个时代又一次“救世挽民”的尝试者。
一个不被时代所认可、接受的改革者,他的结局注定与商鞅一样,难逃最后命运悲凉;但他们的作为,也于无形中推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进步……
他开拓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似合理、完美的社会体系与创新,在他那个时代,却终因其超前的思维,最终加剧了社会矛盾激增。
绿林、赤眉的风卷云涌,终让这个体系在“全民上下”的愤怒与声讨中悄然落幕,也让“新概念”的理想社会制度尝试,终以偃旗息鼓方式结束……
02
.谦恭仕途
按照《汉书·王莽传》的记载,王莽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弟弟儿子;《汉书·元后传》中有记,王政君父亲及兄弟在元、成两朝时受封为侯,占据朝廷高位得以辅佐朝政,其家族中共封九侯、五大司马。
而王莽父亲王曼早死,无法享受恩泽受封为侯;王莽叔伯、堂兄弟等人,皆以其荫亲为将军五侯,常以显贵而生活多奢侈淫靡;以车马、声色、游乐来相互攀比高低。
从亲戚关系角度讲,作为姑姑的王政君,没能更多关注因父无封而孤苦贫困的侄子王莽;所以,王莽的前半生只得“屈节事人”,事事做到恭敬节俭。
用现在的话讲,他的人生,一切都得靠自己来奋斗争取;他勤奋博学,拜沛郡陈参为师,习《礼经》,以儒生模样穿着显露诸人,活脱脱一典型穷酸秀才形象。
但他为人却以善良相持,在家侍奉母亲、寡嫂,抚养兄长遗孤,行为举止始终检束端正;在外,他喜欢结交俊侠豪客,为人行事,处处表现出礼貌周到、殷勤倍至。
也正是他这种初始的性格修为,为他赢得了人生逆天改命的机缘。
阳朔年间,王莽伯父大将军王凤患病,王莽前去侍奉;不辞辛劳地日夜守护,亲尝汤药,蓬首垢面,数月未曾脱衣睡觉,胜似亲生。
这一孝贤之举深得王凤感动,王凤临死之时,托请太后与皇帝拜王莽为黄门郎(即皇帝秘书),不久便很快升迁为射声校尉。[1]
由此时起,王莽开启了他人生彻底改头换面,平步青云历程;虽并非一帆风顺,但他的为官举止,却不断为其积蓄着步入皇图的筹码。
初入朝堂的王莽,将谨慎与“贤举”表现得更加细致入微,为仕之途,不断赢来众多良好口碑与赞美。
几年后,其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成帝,表示愿分自己食邑封予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当时名士,皆为王莽善言纳功。
在皇帝心目中,王莽已然是难得治世贤才。
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受封为新都侯,封地南阳新野都乡,食邑一千五百户,并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尊贵,他的节操行为愈发谦恭;他将车马衣裘布散门人,赈济门下宾客,使家财始终无余;赡养名士,结交将相士卿大夫。
渐渐地,一些身居高位之人都向朝廷推荐其德高望重,游士们也到处宣扬他的善举;他的名望愈来愈高广,甚至超过了他的叔父与伯父。
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三十八岁;伯父王根告老还乡,临走他向皇帝推荐了王莽来代替自己在朝廷职位,成帝应准,提升王莽为大司马。
成为大司马的王莽更加约束自己,对待朝廷事物毫不倦怠;他招纳贤良做属官,所得赏赐和邑钱都拿来供养贤士,自己在生活上却更加地节俭。
一次,王莽母亲生病,公卿列侯们派夫人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身上所着衣裳竟长不及地,围裙也是用粗布所做;众人皆以为是家佣,后得知是其夫人,大为吃惊;这更让人对王莽另眼相看。
王莽任大司马一年后,成帝驾崩,哀帝即位;王莽尊太后懿旨,被迫去职回府,以让权给哀帝外家丁,傅两家;期间其次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以“人无贵贱,生而平等”为由,逼王获自杀,这更让世人刮目相看。
王莽画像 | 图源:网络
03. 大厦欲坠
西汉自汉武帝以后,外戚辅政弄权渐走上历史舞台;巫蛊之祸后的汉王朝,尽管在武帝后期以不惜以赐死钩弋夫人为代价来确保刘氏权力根基稳固,但仍未避免外戚干政温床滋生。
宣帝的昭宣中兴为西汉王朝延续了朝命,但后继的元、成、哀、平四帝,将文景之治与昭宣之治苦心经营的昌盛局面逐步糟蹋的一片衰败,民不聊生。
汉元帝时期,皇后王政君“为天下母”六十余年,连续辅佐四位皇帝;外戚王莽则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初以恭谨勤劳,为国事不辞倦苦形象给朝臣留下良好贤臣印象。
随着王氏势力在朝政中的不断根深蒂固,他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尽管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认识与见解,但西汉王朝后期的命运走向,是历史发展无法变更的史实。
不知疲倦地工作,广结名士、将相臣僚,使他深得人心;布散宾客,招贤纳良,为他赢得了天下之心;俭朴勤家,让他备受世人瞻慕,这也是后世诸多研究者对其褒贬不一的重要缘由。
于私,他是做人楷模;于公,他是为政模范;而他的创世思想,出发点更是建立一种“人人平等”,以多数人利益、幸福为根基的理想社会体系;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适得其反,最终道路荆棘,招致覆亡。
汉哀帝去世后,王莽复任大司马,开始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后,王莽将自己女儿嫁汉平帝,立为皇后,以国丈兼大司马职实现朝中大权独揽局面。
公元5年(元始五年)底,汉平帝死,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要求准许其代天子临朝;王政君无奈,只能依从,王莽随开始摄政,称“摄皇帝”。
翌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三月,立年仅两岁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莽则“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为代汉做准备。
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图谶频繁出现各地。
公元8年(居摄三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时,特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
于是,王莽顺其自然至高帝祠庙接受了铜匮,然后戴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至此,西汉灭亡,王莽实现了他托古改制、代汉而立的政治野心。
汉长安城遗址位置示意 | 图源:高德截图
汉长安城遗址·西宫墙遗址|图:风清不扬
04. “理想”国制
在王莽的“理想国度”制度变革中,五均赊贷是王莽新朝所实施的“六筦”之一;五均原为《周礼》所出古代管理市场的职官。
王莽复古改制,以《周礼》所载五均为范式垄断社会工商业;在长安的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 (南阳) ,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将原有市令和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钱府等属官。
交易官名为平衡物价,实则收贱卖贵,从中谋取利益;钱府官主管税收和赊贷,收税范围涉及面广,从大工商业如采金、银、铜矿等,到小商贩、小生产者以及医、卜等人都要征税。
赊贷由官府经营,取息较轻,以抑制高利贷;但若到期不还,则罚作罪徒;五均赊贷,使“民摇手触禁,不得桑耕” [2],未取得预期效果。
新莽实行经济垄断政策,为周时“六筦”之一;《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官; 王莽托古改制,以管理物价、负责税收及赊贷。
其法于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改原来市令、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司平衡物价,设钱府丞一人,司税收及赊贷。
所谓平衡物价实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收税范围遍及各业,凡工商渔采畜牧,以及医巫卜祝等无一或免。
官府赊贷虽取息略轻,但过期不还,罚作罪徒;其实行结果使得“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社会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加速了新朝的灭亡。
王莽即位,托古改制,更天下田名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设立五均赊贷和六筦[3],[音:guǎn];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社会经济混乱;法禁烦苛,人民因铸钱犯法,伍人相坐,罚为官奴婢者以十万计。
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前已废除的古代井田制;八口以下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出者,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其邻居或家属。
耕地重新分配;无土地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冻结奴隶制;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亡。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者,由政府强迫其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收回富豪可制造银钱授权;山上、水中天然资源,皆为国有,由政府统一开采,这既是六筦。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新莽时期延续着西汉末年的连年灾荒,饥馑疾疫相继,导致民不聊生;边疆各民族统治者被强迫改换汉朝封授印绶,贬王为侯,激起不断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十一年,黄河改道,致使灾民遍野;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赤眉、绿林顺势而起;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常安[4],混乱中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宣告灭亡。
注释:
[1]. 西汉官名,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待诏射声,秩比二千石;所属有丞及司马,领兵七百。
[2]. 语出《汉书·食货志》。
[3]. 西汉末年,王莽为增加税收所实行的财政经济政策; 即酒、盐、铁专卖,铸钱和收山泽税;《后汉书·隗嚣传》记:“(莽 )设六筦,增重赋敛”。
[4].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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