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题记：2024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致辞内容整理。
三十年前的1994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诞生了。我曾经参加过1993年12月在北大举行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会，三十年来见证它的成长，今天想与大家分享我的两点感悟。
第一点感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CCER，也推动了国发院。
CCER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CCER的成立至少与三个改革开放因素有关。
第一是始于1977年的教育改革。CCER的创始人中有多位是1977级，即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本人也有幸成为1977级大学生，去了清华。如果没有当年率先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本科招生以及后来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CCER创始人，也就不可能有CCER。
第二是经济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农村改革，到1984年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以及1994年1月1日启动的财税、金融、外汇、企业等一揽子改革措施，是CCER成立的直接导因。正是由于1994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势，才促使了北京大学领导对成立CCER的强力支持，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没有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CCER。
第三是开放。CCER创始人和早期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去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学者。没有开放就没有去海外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机会。他们中很多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成员，多位还担任过会长。他们在海外学习时就热衷于讨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并把现代经济学介绍到国内。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CCER。
通过CCER，北京大学逐渐聚集了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具有在海外教学研究经历的经济学学者，形成了一个critical mass，即临界质量。
第二点感悟，CCER和国发院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
首先是对经济学教育的推动。通过系统性地引入前沿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海归教师授课，邀请海外著名经济学家讲学等方式，CCER和国发院的本科经济学双学位、硕士项目、博士项目，包括中外合办的MBA项目，培养了一批经济学和管理学人才。一些教师和学生在北大的其他学院或中国的其他大学担任管理者，在更大范围推广经济学教育现代化，也激发了更多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
第二是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通过创立《经济学》（季刊），引入匿名同行评审等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学术研讨会，中国经济学年会，与NBER等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等方式，营造了学术研讨氛围。CCER教师之间激烈的观点争论，更加彰显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传统。
第三是对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影响。CCER和国发院作为最早成立的大学中的智库，运用现代经济学做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教师和学生中多位在国家经济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的影响，领域包括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等多方面，尽管这些很难度量。
第四是对开放的贡献。这里是一个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学生去海外留学或交换学习，招聘海外教师，组织中美“二轨”对话等都是例证。一些毕业生留在海外工作，他们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上，在促进中国的国际交流上，为中国和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也都是对中国继续开放的贡献。
北大CCER和国家发展研究院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中国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造就了它成为一个出思想、出想法的地方。这是北京大学在中国学界，在中国社会有着独特地位的基本原因。
在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更多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期待北大国发院站在三十而立的时间节点上，继承创立CCER的精神，继续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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