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似乎是紧跟着秋风一同到来,白色的鹅毛大雪裹卷着深黄色的落叶一同铺向陕北大地。北上红军刚到陕北,冬天就好像是为了故意考验毛主席所率这支铁流的吃苦能力,黄土高原的冬季比往年较早地降临了。
一、缺衣少食的红军指战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艰辛的跋涉后,再次面临着严寒的考验,红军战土将所有可以穿的东西都披挂在身上御寒
当时只有八九岁见证了直罗镇战役并在战后参军的李相元老人这样描述自己所见到的红军:
一天凌晨,财东的寨子上噼里啪啦地枪响了,听到打枪,村里人都跑了。为给地主看家,我还留在村里,我看到红军战士,他们都穿着草鞋,有些人还穿着袍子,有的人腿和脚都冻烂了,军官也穿着土布做的制服。
冬季的晚上,北风呼啸,地冻天寒,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刚刚到达陕北的红一军团总计缺少2000多套棉衣补给不上。据黄克诚回忆说:
夜里的最低温度可达到零下二十度。可我们的被服很单薄,住窑洞,睡冷炕,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真是太难熬了。夜里冻得睡不着觉,只有爬起来跑步。
和黄克诚一样,大多数为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战士开始还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几乎是一夜之间,有1000多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被冻病冻伤,许多人卧床不起,重者送进了医院。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干部战士想尽各种方法克服困难。
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当时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薄薄的粗布被子,一条用旧布补了又补的灰色毛毯、一套灰色单衣军装和一件衬衣。既要准备打仗,又要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彭雪枫带领红四师干部战士,克服困难,自己以身作则,率先“月下打草鞋”,成为当时红军津津乐道的佳话。
一天,战士们在雪花纷飞的早上照常出操,使得本来就高涨的革命英雄主义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彭雪枫每天工作安排得很满,常常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战备,他不顾一天工作的劳累,利用后半夜的月光打成一双带缨的新草鞋。第二天出操时,细心的战士们一眼就看到了政委脚上这双崭新的草鞋,不禁好奇地投去羡慕的目光。
收操时,彭雪枫向部队讲话,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这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敢于和敌人斗,敢于和雪山草地斗,什么困难都不怕,我们都胜利地走过来了,难道今天这点雪就能吓倒我们吗?难道今天的物质苦难就不能克服吗?”彭雪枫铿锵有力的话语,打动了指战员的心弦,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部队掀起一个打草鞋的热潮。不到一个星期,部队没有鞋穿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新任红13团团长陈赓取暖的办法最简单,却也较为实用,很快就被大家仿效。他把两块羊皮连在一起,胸前背后各一块,形如一个口袋,在袋底割出了一个稍大一点的圆洞,用来伸出头;在伸出胳膊处的羊皮上又用刀子割了个圆洞。陈赓穿上这如古代盔甲一样的“皮衣”,风趣地问身边的同志:“怎么样,像不像个大富翁?”
二、过冬物资供应困难,部队普遍缺衣少食不仅困扰着干部战士,也始终困扰着全军的统帅毛主席
他正和刚刚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坐在一铺炕上,热烈地交谈着,谈当前的革命形势、谈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敌斗争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主席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家庭、亲人等情况。徐海东略有伤感,坦率地说:“我家七代窑工,母亲为我受了许多的苦,我十分怀念被国民党惨杀的母亲。为了革命,尽忠而不能尽孝呀!”说着,他的眼睛模糊了。毛主席感慨地说:“你是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啊!”
当毛主席关心地问起他个人的婚姻时,徐海东将与童养媳田德载和长征路上的周少兰相处的经过说了一遍。毛主席仔细地听着,最后,满怀深情地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来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下来就很了不起啦! 如果合适,选个良辰吉日就完婚吧!”
徐海东没有马上回答,红红的脸,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说:“她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主席笑了,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转过脸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转了,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晚上,毛主席、彭德怀和徐海东彻夜长谈,徐海东这样回忆那个难忘的夜晚:
由于天气很冷,他们一边谈,一边不时地把被子往胸前拉着。警卫员看见首长们都缩着身子,就用大把的干柴烧炕。哪知,彭德怀最怕热,他喊道:“莫烧了,莫烧了!”毛主席却高兴地叫,“烧喽!烧喽!”半夜,炕上和席子,铺的狗皮褥,突然有一块烧着了,彭德怀一边扑着火,一边笑着骂道:“烧啊!烧啊!都把老子烧焦了!”毛主席这时也笑着说:“没有彭老总的叫骂,到明天,我们都成肉干喽!”
融洽、和谐的同志关系,使徐海东感到更加亲热。如果说,刚刚见面时,徐海东与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还有些生疏感,很快,这种生疏感就消失了。他在《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300多个同志受冤柱。
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三、徐海东雪中送炭
一场雪过后,天气骤然变冷,寒风卷着黄沙,扑打着窑洞的窗门。徐海东看到战士们蜷缩着,背靠背缩坐在窑洞里,又想起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穿着破旧的薄棉衣,心里很难过。
他再也坐不住了,迅速跑到红十五军团供给部,进了窑门就问当时正拨弄着算盘的财务干部,全军团还有多少经费。这位干部告诉他,整个军团所有经费就剩下七千块。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杨志诚来到红十五军团部,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纸条上有毛主席的签名,上面写着:
海东同志:
您好!因红一方面军过冬,吃、穿出现了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毛泽东
徐海东看完条子,脸红红的,半晌没开口。按照当时红军的制度:哪个部队的钱财,由哪个部队所有,不许“共产”。杨志诚看到徐海东有困难,说他可以回去跟主席说说就算了。这时,徐海东坚决地说,“我们有钱!即使没钱,先去筹款,也不能让中央红军挨冻呀!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去!”送走杨志诚,徐海东立刻将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
一见面,徐海东就说:“那7000块钱,留下2000,拿出5000,送给党中央!”查部长愣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说什么?”徐海东又重申一遍。“老军长,你还不知道,这7000元钱还不够我们自己过冬呢!”查部长诉苦道,“这7000 元钱是我们从长征开始,省吃节用,一分一分地攒下来的呀!”说着,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徐海东慢慢地摸出毛主席的那张借条,递给了查国桢。他说:“我也知道,这钱来得不容易,我们目前很困难。但总比中央红军强些吧!他们更苦,要不怎么会是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在当时“左”的错误还没有完全肃清,山头主义、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徐海东将红军十五军团全部家底的70%给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这一举动确实难能可贵,表现出徐海东同志宽广无私的革命胸襟。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大将谈起此事还感慨地说: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务中央。
毛主席、张闻天等领导同志,都把徐海东送来的5000元钱,看做是“雪中送炭”!多年后,毛主席还经常在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刚到陕北困难时,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的那五千块钱啊!”
四、除了大自然的严寒考验着红军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而现实的敌人,那就是一直尾随并妄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当地红军的胜利会师,令蒋介石如坐针毡,南奔北走一年多,围追堵截大半个中国,依然无法“剿灭”毛主席指挥的中央红军,反而使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蒋介石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剿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那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很快就会在西北打出一片新的红色天地,最终构成对国民党统治的巨大威胁。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激化。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毛主席率领的陕甘支队刚到陕北,蒋介石新一轮的“围剿”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命令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向天水集结,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
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指挥陕甘宁青4 省国民党军,加快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步伐。10月28 日,在蒋介石三令五申督促下,“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围剿”部署,以5 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富县、合水东西对进,企图围歼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面临严峻的形势,红军指战员的心头都是沉甸甸的。11月1日,正在开会的毛主席闻知国民党先头部队东北军109师已进抵太白镇时,沉思良久,猛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一语双关地说道:“我看病号多的原因除天气突然转冷,我们没有足够的棉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士气,旺盛的士气。军队一天不可无士气。没有了湿气,冷气就会从骨头缝里向外冒,浑身都会觉得冷。我们现在急需的是必须有旺盛的士气来御寒。不过,这两个原因可以一并解决。”不容大家说话,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道:
“打一个胜仗,解决士气和棉衣、给养问题。”
为了打破国民党这次“围剿”,统一指挥红军作战,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为委员;毛主席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共1.1万多人,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毛主席为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
在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时,彭德怀提出为保留井冈山的旗帜取消红三军团建制的意见,将原红三军团列入红一军团序列,即将红10团、红11团、红12团编为红4师,红13团编入红1师。他这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兵权的高尚品德,博得全军的敬佩,也为后来红军的缩编工作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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