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重读鲁迅的八个理由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

小说：描画小人物的寂寞

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

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有学者统计说，《呐喊》、《彷徨》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

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

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

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杂文：无法仿制的天才创造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

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评论：彻底的批判精神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

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真，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人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散文：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锋棱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

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

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

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

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唯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突暴的锋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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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

在写作资源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特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

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邃，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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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自然状态中体现固有的美学品格

鲁迅的旧诗写作有两种情形：一是有不能已于言者，非言说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诗。二是应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话说是“偶尔玩玩而已”。比起小说杂文，写诗于他不过余事。他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开始时，并不曾起意编入集中，这是的确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诗作当中，仍然可以随处看到他作为一名思想战士的丰神。这些诗由于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发表，所以，能够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体现固有的美学品格。

鲁迅在文化观念上无疑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人，但是在审美方面，却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的继承者。他喜欢汉代石刻，明代版画，写文章喜欢夹带一些古字而不肯随俗，因为喜欢骈体文以至在文中也用了许多对偶句子，连书名也做出对子来，像《呐喊》对《彷徨》，《三闲集》对《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

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律绝短小的篇幅，抒一时的愤懑，除内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论文字的经济，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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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是非憎爱十分鲜明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他们著述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做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

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一是死者，一是青年。

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做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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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窥探历史幕后的秘密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

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如果说，鲁迅书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伟大、健全的人格，通过书信的表现，明显要比别样的文体来得直接而鲜明。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