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人均起名字大师：名与字搭配都有哪些讲究？

文丨西洲

这道填空题想必大家都能不假思索地报出答案。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古人都有“名”了，为何还要取“字”？“名”与“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言：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由此看，“名”属会意字，人们在暮色中相遇，往往难以辨认对方身份，于是便“以口自名”——我是张三，你是谁？我是李四。文字产生以后，名字被记载下来，就成为区别某个人的代号。

“字”在《说文·子部》中解释道：

“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段玉裁注 ：“人及鸟生子曰乳。”

字是生育、滋生的意思，是从名中滋生出来，对名有解释说明的作用。

在古代社会，取名和字的时间并不相同。《仪礼·丧服传》云：“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婴儿出生三个月以后由父亲或祖父慎重选取一个名，蕴含着深厚的家族期望和祝福。

而字则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有的。《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又云 ：“女子许嫁，䈂而字。” 古代男子在20岁成年时取字，女子在15岁及笄或是定亲出嫁时取字。因此形容女子待嫁也有“待字闺中”的说法。

“名”和“字”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是不一样的。《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另外在社会交往中，一般自称用名以表谦逊；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也可以直接称呼名。同样地，晚辈对长辈、位低者对位高者，则尊称其字，以示敬重；平辈之间也要称字，以示礼貌。

比如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称；“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这里作者便是称名，表自谦。

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公瑾”是周瑜的字，表现了苏轼对周瑜的尊重。

相反，若是直接称对方的名，则是对此人的不敬甚至不屑。《三国演义》中称呼刘备经常用其字“玄德”，称呼曹操则直呼其名，甚至叫他的乳名阿瞒，这就是作者有“拥刘反曹”倾向的鲜明表现。李白诗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则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直呼孔子之名，这是因为李白自比楚国狂人陆通，也只有狂人才敢于把孔子称为孔丘。

名和字在不同场合使用，同时又要便于日常交际，所以名与字之间往往有着意义上的各种联系，这就是所谓“名字相应”。正如《白虎通义·姓名》所说 ：“或傍其名而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则知其名。”听到别人的名，就能想到别人的字，听到别人的字，就能知道别人的名。某种意义上讲，字可以说是对名的训释，“名”与“字”互为表里，因此字也有“表字”之称。

那么古人起的自己的“字”和“名”之间都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的《春秋名字解诂》，一般有五类情况。

一是“并列式”：同义互训，意义相同。即表字和名意思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这是古人取字最常见的方式。西汉王充《论衡·诘术篇》云：“其立字也，展名取同义。”

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原也有“平”的意思，《尔稚·释地》说：“广平曰原。”

颜回字子渊，“渊”也是“回”的意思。《说文》：“渊，回水也。”宰予，字子我，“予”也就是“我”的意思。樊须，字子迟，“须”和“迟”都有“停留”“等待”的意思。

诸葛亮，字孔明。都是明亮的意思。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诸葛亮的亲哥，名曰诸葛瑾，字子瑜，和周瑜刚好反过来了。

在歇后语里被周瑜打的黄盖，名字也属于这一类型。黄盖字公覆。《左传·襄公十四年》：“盖之如天，容之如地。”《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盖”约等于“覆”，今可同义连用作“覆盖”一词。

再看三国时曹氏父子，曹操，字孟德，“操”与“德”都是指美好的品行。曹丕，字子桓，这个理解起来稍微费点劲，“丕”的本意是“大”，《说文》：“丕，大也。”而《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桓”也有“大”的意思。曹植，字子建。“植”的本意就是树立、竖起。《玉篇》也将“建”释义为“竖立也”。由此可以明了，曹氏父子的名、字构成典型的同义互训关系。

聪明的你，又要问了：“子”是什么意思？“子”是对男子的美称，除此之外“公”“君”“甫”等都是对男子的美称。

又如三国时的东吴孙氏兄弟: 孙策，字伯符。《后汉书·董卓传》：“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符”与“策”意思相同。孙权，字仲谋，“权”“谋”二字如今也可以作“权谋”一词连用。孙翊，字叔弼，“弼”“翊”均有“辅佐、帮助”之意。同理，孙匡，字季佐。《诗经·小雅·六月》：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匡”和“佐”也都含有“帮助”之意。

不仅如此，从孙氏兄弟的“字”中还能对他们各自在家族中的长幼次序一目了然。其中，伯、孟表老大，但二者又有区别，嫡出长子称为“伯”，庶出长子称为“孟”。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就曾明确提出: “嫡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而“仲”“叔”“季”分别指老二、老三、老四（如果家里只有三个孩子，那就季就指老三）这种区别性的排序，也是古代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的鲜明体现。

二是“矛盾式”：反义相对，意义相反。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例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字退之。愈，有超过的意思，是积极进取的名，但却取了一个意义相反的字。《论语·先进》中记录: “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就是说，往后退的要让他前进，总想超过别人的要让他后退一些。韩愈的名与字意义相反，就体现了以退补进，进退互补的中庸之境。

像这样的名与字还有很多，唐人杜如晦，字克明。其字取意于《书·尧典》：“克明俊德。” “晦”有昏暗的意思，与“明”相对。反之，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同样为反义。

另有前文提到的孔门弟子曾点，字皙。“点”的繁体字“點”从黑、占声，《说文解字·黑部》释为“小黑也”，意思是小的黑色斑点，引申为污的意思。而“皙”从白、析声，《说文解字·白部》作“人色白也”，与“黑”正是相对。

三是“扩充式”：连类推论，意义相顺。即表字与名都出自名句或成语，从而使“名”与“字”之间有了意义的联系和典故上的依据，意思相顺。

例如赵云，字子龙。取自《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宋代思想家张载，字子厚，取自《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字鸿渐,则来自于《周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字身之，《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元代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出自《尚书·仲虺之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四是“延伸式”：据义指实，意义相延。也就是说，此类表字补充说明名字的意思，或为名字意思的延伸。

这一类名字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苏轼和苏辙兄弟俩。苏轼字子瞻。“轼”,《说文解字·车部》释为“车前也”，实际上是指设在车箱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左传·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就是苏轼的名与字的注解。曹刿下了车，看了齐国逃兵的车辙，又登上车，靠着车箱前的横木远望。“轼”就是便于人“远瞻”。苏辙字子由，与子路字仲由类似。“辙”是车轮碾出来的痕迹，引申为路途;而“由”有经由、通过之义，正与“辙”“路”相关。

孔子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耕者牛也。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鲤为鱼也。关羽,字云长。“羽”有鸟类翅膀之义，《礼记·月令》：“鸣鸠拂其羽。”郑玄注“鸣鸠飞且翼相击。”宋陆游《冬夜读书》诗：“有心求缩地万里，无羽可朝天九重。”这也解释了关羽名、字相辅取展翅入云，前途无量之意。

此外还有，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因能“补”过才能“无咎”，张飞字翼德、岳飞字鹏举等都可归入此类。

五是“辅助式”：辨物统类，意义相近。这一类型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例如梁鸿，字伯鸾，“鸾”与“鸿”都是飞禽；陆机，字士衡“机”与“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陈琳，字孔璋，“璋”和“琳”都是玉石制品，含义相近，但不为一物。

前文已述，古人的字与名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倘若名与字的字面关系不太明显，那么为名取字的人便要写一篇“字说”或“字序”，来说明名与字的关系以及命字的理由。比如，苏洵为其二哥苏涣更字曰“文甫”，但字面上看不出“文甫”和“涣”的关系，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著名的《仲兄字文甫说》：

“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对“文甫”一事做了解释。

在“名”和“字”之外，对古人的称谓还有“号”。《周礼》有云：“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就是说号是为了尊讳其名而另取的一个美称。最早的号应是上古天子帝王的称号，如，炎帝称神农氏、大庭氏，黄帝称大鸿氏、轩辕氏，颛项帝称高阳氏等。

后来为了表示敬重，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称字，而称其别号。号和名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取决于这个人自身想表现的志向和情趣，更能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如陶潜号五柳先生，苏轼号东坡居士，李白号青莲居士等等。

此外，有人认为称字、号还不够尊敬，于是就以官职、籍贯来称呼，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维被称为王右丞；韩愈被称为韩昌黎，柳宗元被称为柳河东等。

人的名字作为一种词汇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古代这种有名有字的命名模式，被作为一种礼俗延续下来。直至近代，文人雅士依然流行“名”与“字”并存的传统。如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的过程就是成才的过程。

名字里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如今，世人的名与字已合二为一，但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一份礼物；每喊一声某个人的名字，都传达了对他的期许和祝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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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紫筠：《古人名字文化之〈诗〉意表达》，《汉字文化》，2009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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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裕锴：《谈名道字——中国古人名字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