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沦陷，瞿秋白落入魔掌，鲁迅曾设法营救因叛徒告密未能实施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是在1934年2月5日从上海辗转来到红都瑞金的。在三年前的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他当时身在上海，距离苏区遥远，不能到职，便由徐特立代理该职务。

图：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

说来也巧，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连任教育部部长。这是因为瞿秋白同志是党内的“老字号”领导人，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以后，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但是后来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他知错就改，后来又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党组织的重用，1928年6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会后，他被留在苏联工作。

1930年9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迫害，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他虽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但是他平易近人，为人正直，在党内和中央苏区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在中央苏区做文艺工作的石联星在后来所写的《秋白同志永生》一文中，曾记载了瞿秋白在苏区工作的一个场面：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它像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霎时间，整个屋子里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喊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还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

这是因为瞿秋白同志是《国际歌》的中文第一个翻译者。苏区的同志们早已知道他的大名，对他已是敬仰已久，他来到瑞金后，和教育部的同志们一起为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攻坚克难，工作做出了辉煌的业绩，深受苏区人民爱戴。

图：年轻时的瞿秋白

中央机关和红军长征时，瞿秋白却继续遭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的记恨和排挤，不能跟随红军主力长征，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当他知道自己被列入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曾找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张闻天当时也深表同情，曾向博古提出，让身患重病的瞿秋白随红军主力部队一起走，但博古态度强硬，也毫无商量的余地。就这样，瞿秋白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留守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关是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机关是中央军区，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瑞金很快被敌人攻占。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东奔西走，瞿秋白同志的肺病就更加严重，吐血不止，中央分局决定送他转到香港去上海就医。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一道，从瑞金出发向闽西转移。2月24日，他们翻山越岭到达长汀县濯水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遭到敌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二营的攻击，中共元老何叔衡当场牺牲。战斗中，由于敌众我寡，瞿秋白虽未中弹，但由于体弱多病，加之连续不断的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最后不幸落入敌手。据邓子恢后来回忆说：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往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当时说：“我病到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着他，他还是不走。他又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觉的。”因为这个地方森林很茂密，我无奈冲出重围后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个战士也冲出来了，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就在邓子恢等人突围后，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被地主武装“义勇队”在半山腰中灌木丛中发现后俘获。

图为瞿秋白与夫人孩子合影

敌人抓获三人后，开始送到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处审讯，随后被投入上杭监狱关押。敌人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从他那里得到党和红军的机密。瞿秋白虽然身受敌人的残酷折磨，但信念坚定，咬着牙关，绝不说出实情，在上杭监狱里，他们按照被俘前在草丛中躲藏时所作的商量，向敌人编造了这样一套假口供：瞿秋白化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江苏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随后在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到福建漳州医治时，正巧碰上红军攻打漳州时被俘，后来到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和文化教员等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一职。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不久，在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后当了俘虏。张亮供名周莲玉，是香菇商人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供名陈秀英，是林医官处的护士。因为李玉的妻子正值临盆，就叫陈秀英到家中做助产护士。周莲玉怀有身孕，被一林姓老板用重金赎出，想叫她为自己留下子嗣。

敌营长李玉看过假供词后，对瞿秋白说：如果情况属实，你可以想办法办理取保候审。瞿秋白思来想去，于是，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随后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求鲁迅想办法与党组织联系来营救他们，他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复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他们决定让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非共产党员，如果有人证明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他们可以释放我。

油画《鲁迅和瞿秋白在一起》

鲁迅收到信件后，速找到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看了信后，并送给她50元大洋，要她先购置一些御寒的衣服，寄到监狱里去，随后鲁迅又找到茅盾等人商量营救瞿秋白等人的具体办法。

屋漏偏遭连阴雨，正当鲁迅在上海筹划营救方案的时候，福建上杭方面却出事了。被留下来的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由于继续执行“左”的路线，不肯分散打游击，结果造成红军游击队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他的妻子在被俘后不久叛变，随后供出留守红军在不久前曾派一支队伍护送中共元老何叔衡和瞿秋白经福建辗转上海，并到监狱指认了瞿秋白等人，这样就给瞿秋白等人招来了杀身之祸。

瞿秋白等人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被敌人从上杭监狱转到长汀，关押在敌第36师司令部内。敌司令部里面有一个小天井，天井左边有一间厢房，有八、九平方米的面积，这个房间是一个死角，只有一条路能通向外面，经过请示南京方面，敌师长宋希濂以优待为名将瞿秋白单独囚禁在这里。

图：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

在关押瞿秋白房间对面的一间厢房里，住着一名敌副官和几名警卫，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监视，瞿秋白每天除了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以外，就只能呆在监房里。面对国民党对他这样的“优待”，瞿秋白心里当然明白他们的用意，他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一场特殊形式下的斗争。

面对阴险狡猾、笑里藏刀的敌人，瞿秋白不亢不卑，巧妙地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军官们知道瞿秋白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并制得一手好印，开始还有一些巴交，想办法向他索取印章。对此，瞿秋白泰然处之，对索印者，来者不拒，尽量满足。但对于政治问题，他也不回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坚定立场，他利用狱中的这一特殊的环境，继续和敌人作斗争。

国民党方面对瞿秋白软硬兼施，恩威兼并。 5月13日，他应国民党的要求，在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白书》。他在这篇《自白书》中热情洋溢的宣传和颂扬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的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苏区的攻击和诬蔑。其中瞿秋白是这样写道：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中，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因为他们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参加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长工，三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1934年三月，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懂《红色中华》报了。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了……
苏区的生活，在1934年2月到八、九月间，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一些，布匹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些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一天的苦起来了，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生活一般地说是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啊！

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自白书》，说“文长4000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这哪里像是一篇囚徒供词，它分明是一篇苏维埃共和国的颂歌。

图：瞿秋白在长汀狱中

狡猾的敌人见瞿秋白如此坚强，决定从国民党机关中派出最强有力的说客前往狱中劝降。1935年5月下旬，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带一名叛徒从南京来到福建长汀。据当时参加此次劝降的另一个中统特务后来的交代，在与瞿秋白谈话前，他们商定了一个劝降方案：

一是用亲戚和朋友的情感来打动瞿秋白。

二是以中共干部中的叛徒投降敌人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来对他进行攻心（例如顾顺章之流）。

王杰夫还得意地对他那群特务说：“我有办法，比他还顽固的我们劝降成功的例子很多，他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李默庵）和宋司令（宋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做出好成绩给他们看看吧！”然而，敌人施了一计又一计，他们的计划又落空了，瞿秋白针锋相对，和他们辩论，使特务们又碰了一鼻子灰。

然而老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从瞿秋白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于是准备向瞿秋白下毒手，6月12日，敌36师接到蒋介石密电：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像呈验。

6月18日，这一天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日子。一大早的36师师部，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早上八点，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看完电报后镇定自若，因为自从他参加革命以来，早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对来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日我要大休息了。”这时，宋希濂和36师的大部分军官共约100多人，先后来到这里，煞有介事的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军法开庭宣判会。解放以后，宋希濂在战犯管理所曾交代说：“9点20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他坦然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

图：国民党军拍摄的瞿秋白就义时照片

烈士英名留千古，革命浩气传万代。我们今天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上看到，瞿秋白烈士最后的英勇就义风采。他上身穿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扺膝短裤，脚穿黑色布袜和黑布鞋，两手背后昂首直立，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

照相后瞿秋白在敌兵的押送下，慢步走出中山公园，走向刑场，从中山公园到刑场，有一公里多路，瞿秋白一边行走，一边高声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到了刑场以后，他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随后，他盘腿坐在草坪上，对剑子手们招手说：“此地很好！”随着一阵枪响，一代英豪瞿秋白英勇就义，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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