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为什么要“反特”？

1943年为什么要“反特”？

为什么要搞整风运动？这其实是中共内部自身的需要：一方面，当时大多数新近发展的党员要么是不了解马列主义的农民，要么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但思想上都有着比较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要怎样让这些新党员尽快在头脑中形成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毛主席重点考虑的事情。

另一方面，从外界而言，从1941年开始，日军大扫荡和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日益严重，国共两党关系日益恶化，统一战线慢慢形同虚设，而且国民党取消了原本拨给延安的资助。这么一来，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和军事上的威胁，这让毛主席越来越意识到，极有必要尽快提升全党的纪律和士气。这就是毛主席发起整风运动的两个主要原因。

整风运动搞得好好的，为什么后来又搞起了“审干和反特”？这事情要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说起，自打中共落脚陕北后，戴笠做梦都想派特工打入延安，企图从内部瓦解中共。1935年10月，戴笠在西安成立军统西北局，任命张严佛为局长。1936年，戴笠下令建立一个特别警察训练班，目的就是要训练特工，以打入延安。

但令戴笠没想到的是，短短半年之后，那些受训完成被派往延安的特务们都跑了回来，据说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延安艰苦的生活。1938年，张严佛把特务汪克毅安插到延安电报局工作，但几个月后，汪克毅也回来了，他抱怨无法在中共分子的包围下工作。甚至1942年，戴笠还派出3名刺客去延安，但最终这3人没有一人得手。

虽然戴笠向延安渗透的很多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也不是说，在边区就没有一个特务渗透进去。1940年10月，一个叫吴南山的人就主动向中共保卫部门交代了自己曾在军统汉中特训班受训。这个特训班是戴笠于1939年开办的，目的要培养间谍打入延安，到1942年搬迁到西安之前，这个培训班共培训了8期，每期30人。

戴笠对这个培训班寄予厚望，因为他发现像以前那样，把乔装改扮的警察和商人派往延安根本不能成功，于是，他开始改变思路，开始发展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间谍，因为这时候，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于是，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就为中共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能量，但也为戴笠派遣间谍提供了机会。

戴笠的做法是，在路上设卡没收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学校推荐信，或者干脆把他们拦截下来给他们洗脑。戴笠的汉中特训班中，很多受训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当地人，在边区有朋友或者亲戚，他们出入边区都比较容易。20多岁的吴南山当时怀着报国之心报考了汉中特训班，进去以后，他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特训班不过是要培养反共间谍。

吴南山在特训班假装积极，但他心里并不相信教官对中共的妖魔化宣传。于是，他编造了一个理由提前毕业，回到了家乡。而当时，他的家乡群众赶走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共政权。他回到家乡后在一所中学教书。1940年，吴南山主动向中共保卫部门交代了自己曾在军统汉中特训班受训。此后，吴南山转而为中共工作，通过他钓出更多特训班的特务。

到了1942年5月，当中共保卫部门掌握了所有潜伏在边区的特训班成员的情况后，就对这些特务实施了抓捕。到1942年底，特训班在边区的国民党间谍被抓的人有几十个。此事让戴笠倍感失败和受挫，但中共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潜伏的数量和渗透程度吓了一跳。当时中共负责情报和安全工作的康某认为，此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

基于此，康某提出，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渗透是深而广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一些。于是，整风运动由此进入“审干和反特”阶段，要同时进行审干和反特，以便揪出渗透进来的特务，这个阶段开展的运动又被称为“抢救运动”。从后来“抢救运动”的一系列特征来看，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搞的大清洗运动有颇多相似之处。

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大清洗一样，都搞刑讯逼供，导致干部之间互相猜忌、人人自危。这一切都与康某有密切的关系，康某在1937年底回延安之前，在莫斯科足足有4年之久。在这4年中，他不仅学习了秘密警察的技术，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康生把斯大林的这种肃反做法带回延安，被委以重任后，他就把整风与审干、反特结合在一起来搞了。

边区抓捕了特务后，整风运动进入了审干和反特阶段。在一次审干的讲话中，毛主席批准了康某提出的“审干与反特”运动的提议。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康某做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首次提出，“延安特务如麻”。康某认为，特务有两类：一类是打进来的特务，一类是我们队伍里被他们发展出来的特务。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康某在审干和反特运动中，开始向反特锄奸发展。康某是怎样“反特锄奸”的呢？据当时在康某手下工作的师哲回忆，康某手里拿着所谓的特务名单，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或打点。师哲问他，抓这些人有确凿证据吗？康某回答，要是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也就是说，康某就是要通过刑讯逼供来“反特锄奸”，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证据。

只用了2天，康某就在延安抓捕了260人。与此同时，在绥德和关中等地也开始了类似的抓捕行动。这次抓捕，就连已经来到延安3年、后来担任了毛主席秘书的李锐也被逮捕了，一直到1944年6月才被释放。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就此事询问康某时，康某说，党中央已经下令把亲国民党和日寇者隔离审查。康某的这些动作搞得延安人心惶惶。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明确，审干和反特锄奸被纳入整风运动中。本来，纠正错误思想是要与审干和反特同时进行的，但没多久，审干和反特就主导了整个运动。4月24日，毛主席批准用5至7个月开展反特教育，具体还是由康某负责。毛主席特别强调，在审讯过程中不得使用刑讯逼供，要重视证据，但在康某的操控下，后来发生的事情与他的警告几乎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