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地域性述论

下文为《宋金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地域性述论》，摘自集刊《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4年第2辑（总第24辑）》，何姣、王文成著。《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4年第2辑（总第24辑）》由魏明孔、戴建兵主编，隋福民任执行主编

宋金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地域性述论

何姣 王文成 著

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年）成都府路富商发行使用最早的纸币——民间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从富商手中接过发行权，设置益州交子务，发行交子，揭开了中国古代官方发行纸币的第一章。此后，宋金时期先后在不同地区发行使用了钱引、会子、交钞等多种纸币。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纸币都限定在特定区域内发行使用，呈现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探明宋金时期不同纸币的地域性特点，纠明支撑其发行和流通的价值基准，从而厘清其依托的市场基础，对进一步把握该时期纸币演变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地域性是宋金纸币行用的共同特征

以北宋天圣间四川发行官办交子为起点，两宋时期的纸币种类繁多、流通情况各异。无论是四川地区的交子、钱引，还是东南地区的会子、荆湖地区的湖会、淮南地区的淮交，抑或是川陕结合部的银会子，都呈现突出的地域性特征。金朝的交钞亦是如此。下面仅以主要的几种纸币为例进行阐述。

四川地区最初的民间交子起于当地商业发展及周转支付的需要，但“奸弊百出，讼狱滋多”，天圣元年起便收归官营了。其行使区域最初仅限于四川地区。北宋政府也曾试图在四川以外的地区单设交子系统，发行交子。熙宁二年（1069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但“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遂奏罢之”。熙宁四年（1071年），“复行于陕西”，亦是“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无疑，北宋政府的这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往后，绍圣元年（1094年）“成都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陕西，而本路乏用’”，却是在四川发行的交子，以行政的手段流通到陕西，导致四川地区不足用。即便大观年间（1107～1110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并推行于四川以外各路，其主要流通区域依然限于四川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宝祐四年（1256年），钱引退出流通。

东南会子由北宋末南宋初民间的便钱会子发展而来。绍兴三十年（1160年），临安府始发行官会子。次年（1161年）二月宋廷设立行在会子务主管会子的发行。“会子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可知在这一过程中，会子由地方性纸币发展成几遍南宋境域的全国性纸币。会子通行之初，并未有地域之分，只是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和军饷供应的需要，才又演化出两淮地区的“淮交”和京西、湖广地区的“湖会”两条支线。

金朝交钞发行于贞元二年（1154年），“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此交钞并不是金朝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金廷效仿交子、钱引之法发行的纸币。最初仅流通于黄河以南与宋交界的地区，“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交钞艰于流转，金朝政府以强制手段在赋税缴纳等财政活动中推行交钞，交钞发行和流通区域扩及河北、山西等地，最终普及全国。

二 宋金纸币价值基准的区域差异

显然，就宋金时期而言，无论是最早在四川发行流通的交子、钱引，还是东南地区发行流通的会子、淮交、湖会，抑或是金朝取得黄河流域后发行的交钞，都限定在一定区域内发行和流通，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性特点。而这种共通的地域性，实则源自不同纸币在价值基准上的区域差异。回溯五代十国时期，币制混乱，币材芜杂。五代铸钱较少，多沿用唐代旧钱。十国有九国在南方，地广人多，币制复杂，且竞相使用铁、铅、锡等贱金属铸钱，以弥补铜钱的不足。后蜀多用铁钱，“铸工精好，殆与铜相乱”，并与铜钱形成稳定的兑换关系，“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南唐、楚、闽、南汉等国都曾铸行各种铁钱或铜钱。吴越存续时间最长，达86年，前60年一直沿用或铸行铜钱，货币秩序相对稳定。五代十国以国为界，形成多个货币区，各区行用的钱不一，且以行政命令禁止跨区流通，当然，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不便，也难以流通。这也造就了宋金时期不同区域发行和流通纸币在价值基准方面的差异性。下文试以交子、钱引、会子、交钞为例进行论述。

（一）四川交子的价值基准：铁钱

北宋淳化间（990～994年），四川地区由于铁钱的单位价值低，不便于大额交易的矛盾激化，人们以由来已久的“质剂之法”为基础，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设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取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和铁钱相权而一同流通”。

细绎交子与铁钱的关系我们看到，交子作为全新的信用货币，其自身几乎没有价值，制造、印刷、发行成本——“工墨费”在30文左右。但它却能够成功发行并按1贯至10贯的面额流通。其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交子通过信用关系与铁钱相联系，其价值依据是铁钱。四川民间创制交子，“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宋廷官方发行交子，同样须“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完毕，方才将交子“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离开铁钱，交子的价值将无据可凭。相应的，交子的价值标准与铁钱一致，其面额采用铁钱“千文为贯”的货币单位，以“贯文”计算价值。交子务建立后，还逐步形成了“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的信用制度，以维护纸币价值，维持正常流通。

（二）陕西交子的价值基准：铁钱和铜钱

四川交子的价值基准一直是铁钱。熙宁间二年（1069年）宋廷为解决“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的问题尝试发行河东交子，其价值基准也是铁钱。但熙宁四年（1071年）、熙宁七年（1074年）宋廷两次尝试发行陕西交子，其初始价值却不仅取决于铁钱，而且与铜钱有关。

关于熙宁四年（1071年）的陕西交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先是，陕西军兴，转运司患钱不足。沈起请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岁边事即息，复还民钱。

显然，沈起奏行陕西交子，一开始就基于陕西铜、铁钱并行流通的现状，计划在发行交子时既收铜钱也收铁钱。交子的价值基准既有铁钱，也包含铜钱。

熙宁七年（1074）宋廷又在陕西“复行交子”，并在“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之地，“即冶更铸折二钱”百万缗“为交子本”。陕西交子的价值基准似乎仍是铁钱。但结合宋廷此时强制规定铁钱、铜钱“相兼一等行用，更无轻重之别”的情况来看，陕西交子实际上通过铜铁钱比价，与铜钱的价值发生了联系。

宋廷第一次发行陕西交子前后仅历时三个多月，第二次也仅维持不到两年。与铁钱、铜钱两种金属货币相联系的陕西交子并未发行成功。可是，熙宁七年（1074年）前，宋廷曾规定“成都府转运司每年应副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回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四川交子移用于陕西，变成了可以收纳铜钱，然后按铜铁钱1∶2的比价兑换铁钱的纸币。

（三）四川钱引的价值基准：铁钱和铜钱

大观元年（1107年）宋廷又将四川交子改名“钱引”，以“钱引”作为新纸币统一的名称，其流通范围则超出了四川铁钱区。在四川以外的铜铁钱并行区，钱引再次遇到了同时对铁钱、铜钱两种金属货币作价的问题。对此，《文献通考》载：

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民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

钱引在同时面对铁钱、铜钱的情况下，宋廷明确按铜铁钱在当地行用的比例分别计值，最终折价合并计为铜钱。铜钱既是直接计算铜钱区钱引的价值基准，也是确定钱引价值的最终基准。事实上宋廷官方已将钱引认定为铜钱之“引”。

宋廷行小钞收兑铜钱、确定钱引以铜钱计值的时间也不长。大观元年（1107年）宋廷已宣布停止以小钞收兑铜钱。大观三年（1109年）废四十一至四十三界钱引后，新发行的第四十四界钱引也“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且随即“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钱引恢复了单一以铁钱为价值基准的旧制。

（四）东南会子的价值基准：铜钱、白银及都茶场榷货

南宋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中，相继发行了临安官会和行在会子两种新纸币。其中，绍兴三十年二月至六月间，临安知府钱端礼将民间便钱会子“夺其利以归于官”，改造为以铜钱为价值基准的临安官会，“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而临安官会成功发行后，当年六月宋廷又采纳钱端礼的建议，发行“行在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三十年六月庚戌（三日）：

用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钱端礼议，复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淮东总领所四十万缗，淮西、湖广总领所各百二十万缗，平江府、宣州各十万缗。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

显然，宋廷此举并非简单地增发临安官会，而是发出公据、关子，以“钱银中半”收兑总价值计300万缗的银两和铜钱（各150万），并以此为价值基准，发行与临安官会不同的新纸币——行在会子。3个月后，宋廷任命钱端礼权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统筹主持榷货务出纳与纸币发行事宜。十二月乙巳（一日），高宗从钱端礼之议，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与此前“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有明显区别的“行在会子”正式行用，“东南会子自此始”。显然，新发行的行在会子（即东南会子）的价值基准包含铜钱，但与银两已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通考》在记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后，还对为何将会子务设于都茶场做出了这样的说明：“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都茶场每年一千万贯禁榷商品的价值，也发挥了确定会子发行量、维持会价、“阴助称提”的作用。会子在铜钱、银两以及都茶场榷货价值的支撑下，发展成为南宋行用范围最广的纸币。而乾道、淳熙间宋廷先后两次尝试以金银收兑甚至设法取代会子的努力，还进一步强化了银两与会子的价值联系。乾道三年（1167年）初，宋廷“降内藏、南库银各百万两”收兑会子，出现了“银直既低，军士患其折阅”的问题；淳熙元年（1174年）底，孝宗再次尝试收回全部会子，却“缘朝廷以金银收换会子桩管不用，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而作罢。银两与会子之间的比价，开始成为判断会子币值甚至决定会子存废的重要依据。

（五）金朝交钞的价值基准：铜钱到白银

与南宋发行临安官会类似，金朝贞元二年（1154年）发行交钞，“拟见钱行使”“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显然，交钞的价值通过“纳钱给钞”与铜钱相联系，是铜钱的价值符号。可承安二年（1197年）交钞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时，金朝铸行承安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明确承安宝货以“每两折钱二贯”的比价收兑交钞。虽然承安宝货因“恐民用银而不用钞”以及盗铸烽起，于承安五年（1200年）十二月停铸，但发以银两收兑纸币、提升交钞价值的效果，却比南宋乾道淳熙收兑会子、嘉定称提钱引更为明显。以至泰和元年（1201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大规模以银两收兑交钞后，金朝也出现了钞贵银贱现象，银钞比价也由此成为判断交钞币值的重要指标。

不仅如此，金廷随后实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更直接促成了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其一是泰和四年（1204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以虚价大钱提高货币标准，进一步加剧铜钱藏而不出，退出流通。其二是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面额达“二十贯至百贯”以及“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全面加剧了纸币急剧贬值。其三是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在“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的情况下，宣布“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铜钱失去了法定货币的资格。于是，金廷随即于同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发行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新纸币。显然，“宝券”已非交纳铜钱取得的钞据——交钞，而是与银两——“宝货”为价值基准的纸币。银“宝券”取代了铜“交钞”。

此后，金廷发行的“贞祐通宝”（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兴定宝泉”，尽管仍以“贯文”为单位，但却明确规定与银两等值：贞祐通宝“四贯为银一两”，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天兴二年十月，金廷撤出南京，在蔡州发行新纸币“天兴宝会”，其价值标准干脆明确采用银两的重量单位，“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金末纸币的价值基准已不是铜钱，而是银两。

三 宋金纸币区域性的市场基础

显然，钱引、会子、交钞作为宋金对峙时期最重要的3种纸币，不仅分别以铁钱、铜钱作为价值基准，而且与银两、绢帛乃至禁榷商品的价值相关联。四川交子或钱引、东南会子、金朝交钞都限定在特定区域内与铁钱、铜钱等相权而行，这是由各种纸币的不同价值基准决定的。那么，北宋四川、南宋东南、金朝的长城以南何以在同一时期形成相对封闭、各有特色的价值兑换体系呢？原因恐怕还得回到与货币流通格局密切相关的市场中寻找。从该时期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北宋四川与南宋东南、金朝的长城以南，恰好是这一时期本区域内市场体系发育最完善的地区。如发育程度较高的四川市场中，小生产者更多地被卷入市场，细碎、零散的交易增加，对铜钱的需求随之增加。但铜钱供给未能跟上贸易发展，铁钱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货币。又由于铁钱沉重无法便捷地支撑大宗贸易，人们创造性地借助信用手段发行交子，并以铁钱作为其价值基准。东南会子、金朝交钞概莫如此，都依托区域市场发行和流通。正是四川等部分地区的区域市场体系率先形成，从根本上导致了宋金时期的货币流通中，出现了龙登高所说的“币制的复杂性和割据性”、高聪明所说的“宋代货币的不统一”问题。

（一）交子、钱引与城乡交相生养的四川区域市场

由唐入宋，以成都平原为区域核心带，商品经济扩及偏远山区。星星点点出现的草市镇，在四川城乡各地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多的农业小生产者、手工业小生产者被卷入市场，参与市场小额交易。如四川泸州处于四川盆地南缘，在唐代尚属蛮荒山区，李商隐在《请留泸州刺史状》中是这样形容的：“地连戎僰，境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苦荼，务本不闻于秀麦，遂给嘉种，喻以深耕，始令蛮貊之邦粗识囷仓之积。”两宋时期，随着泸州的开发程度渐深，商贸不兴的炎荒景象已不复存在，境内草市镇的数量大增。到得嘉定末年，泸州已有镇8处、草市59处，合计67处，其中泸川县37处、合江县18处、江安县12处。商品经济的力量把更多泸州这样蕃汉杂居的山区卷入市场活动中，也在一些毗邻边境的山区形成市。这些边缘地带的市给农村的小生产者提供了相互交易、互通有无的场所。据郭正忠先生将《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辑稿补编》所载四川四路铁钱“旧额”统计，北宋时川峡四路已经开征商税并确定过“旧额”的场务总数已达246个。在四川的城市中，也开办有不同的市供小生产者贸易。如成都药市，“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风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又如成都的蚕市，“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这是一种兼售百货的商业定期市场。镇是比草市、虚市更高一级的市场建制。宋代四川已形成了以264个场务为基础，以市镇、县镇为中继，以成都府、蜀州、汉州、彭州、绵州、遂州、梓州7个府州城市为依托，以成都为中心，层次分明、相互交织、紧密联系的“城乡交相生养”的区域性市场体系。

后蜀本多用铁钱，并与铜钱形成稳定的兑换关系。北宋平蜀后，政府出于军事和经济考虑，“诏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并“禁铜钱入川”，以铁钱取代铜钱，使之成为铁钱流通区。在四川这一小额商品交易、城乡交相生养的区域市场，决定了所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铁钱。如“嘉州渔人黄甲”，“每日与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一家人“从父祖以来，渔钓为活，极不过日得百钱”。铁钱满足了零碎交易、大额交易中的找零需要，且同时履行着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及贮藏手段的职能。只是铁钱价小体重，“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积少成多的市镇、县镇、府州以上的市场上，以及宋廷的财政收支中，又面临着搬运困难、交易不便的问题。“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要聚集运转大量货币，而小商品生产者又限定市场上只能流通如此笨重的货币”形成的尖锐矛盾，专用铁钱又激化了货币贮藏与流通的矛盾，益州16户富民转而依托乡土社会信用关系与商业信用，顺理成章地发明了交子。宋廷将其收归官营，加盖朝廷印章，给铁钱的价值保证赋予朝廷信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便诞生了。往后，宋廷试图在陕西等地发行交子，均以失败告终。即便绍圣元年（1094年）以后四川交子、钱引在陕西河东行用，也“只能起支付手段的作用，没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二者依然要回流入川，到成都换易。本质上是因为陕西等地市场与四川“城乡交相生养”区域市场在发展程度和发展特点上尚存在较大差距，并不具备纸币与铁钱相权而行的市场基础。

（二）会子与开放多元的东南区域市场

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市镇经济已有了长足发展。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傅宗文先生将淮南东西、江南东西和两浙路这一区域各州军依地理特点分片，计算了熙宁十年商税的几种关系。在太湖平原、丘陵地海滨平原、内陆丘陵地、海滨丘陵地四个地理片区中，其草市镇税额占州军总税额的比例分别为18.06%、23.86%、2.73%、13.42%。到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东南一域的市镇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东南这一片广袤的地区，草市镇由点及线，再形成面。

商人在东南各地各级市场穿梭活动，以经营城乡之间的贩运贸易为生。在江西，“上饶人王三客，平生贩鬻于庐寿之地，每岁或再往来”；还有“赣州宁客商贩往荆南，回经汉川，路到鄂渚”。在浙江，“丽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货于衢婺间”。在福建，建州“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在广东，“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弛担村邸”。市场活动有力地推动着草市镇等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原本孤立、闭塞的乡村与城市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正是这些商人群体，成了东南地区草市、镇市、城市之间的有形纽带，将东南区域市场网络编织得更加严密、更加细致。在这个严密、细致的网络中，崇山峻岭并未能阻隔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水运的便利和造船业的发达使得该区域内部及该区域与外部的联系得到加强，“自衢、睦、处、婺、宜、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沿溯此江”。由此，以商业都会杭州为首位城市，通过江南水网与周边卫星城市、府州城市及市镇市场连为一体，在各府州市场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形成了东南区域市场。

在这一层次分明、规模宏大的区域市场，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是核心地带。在纷乱的十国局面中，吴越于此立国86年，货币流通格局保持长时间稳定，沿用或铸行铜钱，直到宋朝建立。进入南宋，东南区域的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市场发育更趋完善，“钱荒”与“钱重”的矛盾日益尖锐，便催生了以铜钱为价值基准的会子。这一点与四川区域市场产生和行用交子有共通性，也自有其差异性。相同的是，两地纸币的产生都是基于区域市场体系形成与金属货币不便交换的矛盾。不同的是，四川区域市场更具封闭性，因而交子的发行和流通也被限制在四川地区，以当地通行的铁钱为价值基准。熙宁年间在陕西新发行纸币，以及四川交子移用陕西，已触及了纸币价值基准的变动问题。因此即便往外流通，交子也只是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东南区域市场则更具开放性，东南会子诞生之初以两浙通行的金属货币铜钱为价值基准，而随着市场体系的多层化和市场活动的多元化，东南会子的价值基准也呈现多样化特点，在铜钱的基础上，增加了银两和都茶场榷货。东南会子“由流通于两浙一隅的地方性纸币发展成了流通于南宋大部分地区的全国性纸币”，并逐步突破区域限制，逆长江而上，甚至向四川渗透、扩展。

（三）交钞与广阔复杂的中原区域市场

金朝灭辽继而南下灭北宋，在此过程以汴梁为中心的华北市场一度被摧残。但海陵王执政后，大力修复汴京等都会，并积极营建各路府州首善之地。据韩光辉根据《金史·地理志》分析，金朝将城市按行政建制与等级规模划分为3个等级共184个建置城市：警巡院城市6个、录事司城市66个、司候司城市112个。在这三级城市市场之外，又有建制镇数百个。以三级城市为中心，以建制镇为辐射，周边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草市也陆续恢复。如此一来，巡警院城市、录事司城市、司候司城市、建制镇、草市，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复杂、空间广阔的五级市场体系。这一市场体系把长城内外、农牧与城市都整合到一起，并在北宋和辽的基础上恢复、发展、扩散。与四川市场、东南市场复杂、精细、多样化特点相较，金朝所占据的中原市场以广阔的市场空间布局为依托，远距离长途贩运贸易特点更为突出。对此，有学者曾做过专门的研究，“随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加，流通区域的扩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加。尤其是金代的转运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相当兴盛”，对货币量的需求更大。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金国发生了一个极为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货币流通需要量大而货币短绌，造成通货的异常不足，即所谓‘钱荒’”。所谓“异常不足”，原因在于金朝政府与两宋政府不同，极少铸钱，境内主要流通辽宋旧钱。

金朝政府发行交钞，最初只行用于黄河以南，其目的主要是吸收宋代的铜钱。此时的交钞以铜钱为价值基准。到世宗时期（1161～1189年），交钞才越过黄河，到河北及辽东流通。在此过程中，铜钱窖藏、外流严重。面对严重的“钱荒”，金朝政府并没有增加市场上的铜钱供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贞祐四年（1216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可见，金朝政府行政手段废罢铜钱、推行交钞，加之农牧区市场的整合与重组，铜钱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至此已基本消失，交钞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货币。铜钱与交钞的市场联系被截断后，轻便易携、价值更高、更适应远距离贸易的白银代替铜钱，成为交钞赖以流通的价值基准。这一钱退银进的过程，本质上依然是与市场结构重组相适应的货币流通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四 小结

宋金时期先后发行的几种纸币都限定在特定区域内发行使用，必须依赖市场上有金属价值保证的铜铁钱，因为各个区域市场发育、发展的根基依然是各级市场中小生产商品的聚散。各种纸币的行用主要解决的是各级市场中批量交易钱荒与钱重的问题。而不同的纸币依赖的是铁钱、铜钱、白银，还是几者兼有，背后的支撑却是不同区域市场体系及其信用关系的发育程度。交子和钱引主要依托铁钱行用，在城乡交相生养的四川区域市场体系里流通；东南会子以铜钱为主要基准，兼以白银或都茶场榷货，在开放多元的东南区域市场体系里流通；金朝交钞则先后与铜钱、白银相权而行，在广阔复杂的中原区域市场体系里流通。

在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完善、相对滞后、未成体系的地区，无法形成纸币与金属货币相权而行的货币流通格局。例如，南宋时东南区域市场里行用的淮交和湖会，也与当地区域市场体系及信用关系的发育程度相适应，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接受。而熙宁时期的陕西交子，超越了陕西、京西等地的市场发育程度，缺乏必要的市场基础，则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市场的冷遇。市场发展始终是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直接推动者，从根本上决定着货币流通格局的形成、发展、演变。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处在不同的区域市场体系中，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依然会呈现差异化面貌。因此，市场发展状况及由此产生的货币需求，应始终是制定货币政策、发行货币、调整货币流通的基本前提。

图书信息

中国经济史评论（2024年第2辑/总第24辑）

魏明孔 戴建兵 主编

隋福民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6月/98.00元

ISBN 978-7-5228-3955-4

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史评论》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主办，是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内容涉及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诸方面，以及中外经济史论著评论与国外经济史理论评介，专题研究成果述评与国内外经济史研究前沿或研究动态的报道，等等。本集刊鼓励经济史学者在研究中挖掘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问题，深入剖析历史上诸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对经济史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与经济史前沿问题的研究。

目录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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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历史地位述论　方高峰　徐可　胡诗琪

宋金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地域性述论　何姣　王文成

宋代制砚业与砚工生计：以歙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高洁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实业兴边与挽回利权：清末民初新疆蚕桑业的“振兴”路径　陈永生

华北“治安战”中的日伪“合作社”　许永峰　岳谦厚

日伪经济统制与奉贤的地权变动（1937～1945）——以土地纠纷案为中心的考察　桂强

国外经济史研究

制度选择与输入型金融危机——以瑞典历史上金融危机为案例　赵亮

从贡赐贸易到商业贸易：以隆庆年间月港开埠为中心　牛海桢　王弘卓

明清广州的对外贸易与白银进出　熊昌锟

青年论坛

民国年间辛亥首义烈士坟产纠纷案研究　严洋宇

近代中国公债市场运行机制：基于公债价格、期限及收益率的探析　高美红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革命动员与湘赣边区社会变革——以打破经济封锁为视角　秦浩翔

稿约

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