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安定 | 产城人融合是趋势，人才和市场是根本

产业园区已成为东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东莞市产业园区百花争艳，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取得新进展，龙头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呈现新成效，产业集群发展形成新格局。

随着东莞产业园区数量不断增加，在经济形势复杂、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也迎来了众多问题与隐患。产业园区要如何提质、转型，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助力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新质生产力，助推产城人融合？

对此，搜狐君专访了东莞市产业园区协会首任会长，天安数码城集团副总裁，凤岗天安数码城董事、总经理余安定。

回归服务制造业，点赞东莞的营商环境

目前，天安数码城集团已在全国13城开发运营了23座园区，开发及运营面积超2000万㎡。其中，在东莞就有4个项目，且均为产业园区行业内的佼佼者、标杆。天安“重仓”东莞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在现代化园区遍布的当下，它要如何保持标杆位置？

据余安定介绍，天安最初是配合传统制造业起步的，首创于深圳福田区车工庙工业区，那里“三来一补”的企业多。随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入到2.5产业，即既有研发、办公功能，又和生产相结合的状态，但以前者为重，实际更像科技园区。这种状态，天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运营得比较成功。

“近七八年来，我们觉得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比重越来越大。原来一直喊‘腾笼换鸟’，想把做低端制造业的‘笼’腾出来，变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变成企业办公、变成高科技企业。事实上，中国在世界上生存的根基、最有活力的产业还是制造，我们有全球最丰富的产业链，最训练有素的工人，最有组织能力的政府。”

所以天安又回到服务制造业这个方向，只是过去是服务低端制造业，现在希望服务高端制造业，余安定说，“这是天安在东莞重仓布局的重要原因。”

重仓东莞还有一个原因：对东莞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余安定自2016年来到东莞做产业园区后，切身感受到，当地政府、干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清亲”：“各级政府、历任领导在帮助企业、推动企业发展一事上很亲民，政策体系、管理清楚、清晰。”

至于如何保持行业标杆位置，余安定认为关键在于“练好内功”，保持进步：“我们不惧怕任何竞争者，因为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是行业的顶尖高手，只要自己在进步，别人就打败不了你！”

产城人融合是大势所趋，制度调整是核心

助推产城人的有机融合，一直以来都是产业园区行业重点关注的课题，也是当下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必修课。深耕产业园区建设34载，天安数码城是如何打造“产·城·人”融合，塑造良好的园区生态？

余安定认为，产城人融合是一个自然发展趋势，也是全球的趋势。早在2012年，他去美国硅谷考察时就发现，无论是谷歌、还是在美保留的比较高端的制造业，都已将“产城人”融合。“这些企业和园区把城市和生产、经营、办公、商业以及人融合得非常好，看不出这里是制造，那里是商业，彼此分不出边界。”

在余安定看来，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产业与人相关的种种活动和功能都是融合式的。“除了造成污染的产业以外，创意的、研发的、对外部友好的生态环境，完成和周边的环境、人及城市融合。”

我国也有很多产业园区在尝试产城人融合，试图将衣食住行、教育培训，以及更多的城市功能融合在园区内。“这是非常好的方向，是国家倡导的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承载基础。”余安定在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希望政策能与时俱进。

他表示，当新生事物向前发展时，规划制度、管理制度、法规政策都要相应地依法依规作出调整，比如在产城人融合方面，现有的规划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假如规划制度强调某块土地是工业区，那就只能建工厂从事生产制造。若要配套商业，则需政府批一定的指标。但是，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我们可能希望一楼是餐饮、二三楼是展厅、再往上是工厂、旁边还有学校……城市功能高度集中，才利于提升生产效率。”

余安定认为，产业园区要做到“城市功能高度集中”，就需革新既有的规章制度。“我们的城市治理者、产业管理者遇到问题时要回过头思考：当初制订制度和政策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产业发展处于哪个阶段；现在又是什么样。如果政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哪来的产城人融合？”余安定反问道。

“现在要思考谁来调整制度，这些调整是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还是和它相冲突。大家要有担当、有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余安定表示，这是产城人融合的核心问题。

三种产业园区模式，两类园区有真正的生命力

立足各大城市产业园区的发展，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工业区蓬勃发展，培育了非常多的优秀企业。例如位于深圳车公庙的福田天安数码城，一个园区内就涌现了80多家上市公司。

作为一名资深的产业园建设者，余安定有20多年的行业经验，他认为，园区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不同的地方的确有不同的特点。

在他看来，我国的产业园区建设、运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模式，产业园区走的是大开发路线，以大型企业导入为主，园区有针对性强的专业和行业，有相应的行业政策支持。“这是一种政府和市场结合比较紧密的模式。”余安定举例说，落户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半年内就能投产，造就了产业园区建设的奇迹。二是湖北武汉、安徽模式，是以政府投资主导为主，园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的投资眼光和资本推动。三是珠三角模式，以市场化为主导力量，是市场主体在推动。

不管哪种模式，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

现在，很多地方建成或在建低成本产业空间，用政府的力量大面积推动建设主题产业园、现代化产业园。在余安定看来，这种行为，短期内确实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说，还需按市场规则做事。

尤其是这几年，余安定认为，“产业园区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瓶颈期，而这个瓶颈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大的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是下行的；那么，整个产业对空间的需求也有一定量的萎缩，导致过去以规模为主要增长点的园区发展模式不再大行其道。产业园区正面临“大浪淘沙”，靠增长红利而生存的园区会相继出现问题的。”

他表示，“到今天真正还有生命力的园区有两类：一是有很强大的资源背景、行业背景、产业背景、资本背景；二是市场生存能力强，退潮时还有很强的市场吸附力。”

凤岗天安数码城无疑是“有生命力”的园区，“天安集团虽有50%的股份是国资，却一直是在纯市场管理模式下运作，是一家‘比较市场化’的公司。”余安定表示，“天安在产业园区领域深耕了30年，这期间有过别的诱惑，可以建住宅、开发写字楼，但天安心无旁骛地只专注做产业园区，因此积累了一支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人才团队。”

这些年，天安集团在全国十几座城市建了20多个园区，虽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总体上是良性发展、活得比较好，余安定强调，“天安背后的力量是市场和人才，这是它真正的支撑。”

余安定坦承，近十几年来，天安也经历过一些市场教训。痛定思痛后深刻认识到，真正重要的是市场本身。

“市场会教会你怎么做事。我们在决策项目或推动一个项目时，会更纯粹地看产业基础，看市场可行性，看我们的团队是否能支撑。”余安定说，如果不是市场化导向的公司，想依靠短期的政策支撑、资源垄断，即使能够短期内活得很好，最终依旧会付出代价甚至全军覆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