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另一种功能：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

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书院出现在唐代，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早期的书院相当于一个功能多样的综合文化机构，不单单是读书、教书的场所，还承担着刻书、印书、藏书、校书、修书、著书等功能，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重要方式。

北京的书院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至元代才形成一定规模，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而两宋书院的创造性开拓已为后世书院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书院遂成为两大历史性任务的承担者。其一，韩愈所谓传道，也即张载所言，“为往圣继绝学”；其二，表现为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

元代北京的两家书院，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好的践行者。太极书院自创办之始，就把承续道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奉程朱理学为正统。书院初建很简陋，却也“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故有“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的说法。复即赵复，人称江汉先生，是主讲太极书院的教授。

另一家即文靖书院，位于大都城郊外房山县西南七十里一个叫抱玉里的村内。创办人是赵密和贾壤，他们都是本地人，曾在元代经学大师刘因那里求学，回乡后致力于创办书院。多年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为了表彰这家书院尊师重教，推广程朱理学于北方乡野村社，专门为之题写了匾额，取刘因的谥号，赐名曰“文靖书院”。

这家书院区别于太极书院之处，一是远离都市，地僻民穷，二是主持书院者，既非硕儒，亦非名士，而是两位一心向学的普通士子、乡绅；三是他们所处的房山一带，金元易代之际，曾是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战场。

《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书封。出版社供图

战后，元朝统治者“诏拔降民三千七百为猎户，别置鹰房总管府司之”，职责为发办税粮皮货，采捕野物鹰鹞，以供内服，是一个服务于内廷和贵族的机构。这片土地亦成为皇家狩猎的场所，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里的民风民俗依然豪横。

赵密最初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鹰房总管的职务。当他二十一二岁时，临县容城刘因以传道授业而名于世，周围很多人都拜在他的门下。于是，赵密也动了到他那里求学的心思。入学后，“刘公告以圣贤之训，岁余尽去豪习”。时间虽然短暂，但学习的效果相当显著。一个山野豪强，经儒学一番洗礼，旧貌换新颜，说明儒家的圣人之教确实厉害。回到家乡后，赵密便立志以刘因所授“圣贤之训”，改变乡风民俗。

贾壤是赵密的同乡兼同学。贾家是当地乡绅，父辈继承祖业，行医为生，在房山、涿州、易县一带名气很大。贾壤与赵密同时在刘因处求学，后因老师应召入都，二人双双把家还。他们虽出身不同，但志向相同。作为刘因学说的实践者，无论是办书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亲、敬祖、守礼、重道、修己、爱人的德行伦常，他们都希望以其行为影响、感化周围的民众。他们在家乡办学，最初也许是为了家族内部的子弟有个读书之所。渐渐地，波及周边的乡民，“远近学徒恒百余人”。

文靖书院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此后遂成为北京书院的突出特点。这或是因为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天子脚下，往往容不得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之人。在这里，书院的另一功能被发扬光大，那些有情怀的州县官员要办书院，看重的往往是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比如，密云白檀书院的创建。

京城东北的密云，多山，是防范北方、东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侵扰的天然屏障，也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必经之地。自周秦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相互冲突、交融的边缘地带。在漫长的两千年间，这里从来都是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逐征伐之疆场，战火硝烟似乎从未消散。特别是明代，蒙元虽退回大漠草原，对明的威胁却始终不减，这里依然处于兵氛未靖的前线，由此影响到此地的乡风民俗，便有了一些卓然独特之处。

明万历初年曾做过一任密云县县令的张世则，写过一篇《风俗论》，其中提到密云乡风民俗中的“四弊”。他说：“惟逼近边鄙，是以民多悍勇而轻生，游侠而惰农，浮奢而疏于治产，酣恣而略于别嫌，此四弊风，至今存焉。”

如何使这种现状有所改善呢？张世则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他初到任所，下车伊始，便着手整葺年久失修的县城，给此地带来些许新气象。密云最初无志，他提议编写密云县志。他在《创修县志原序》中说：“尝闻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余谓邑之有志，犹家之有籍。”也就是说，修志是保存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城南民众集资要建一座佛塔，经他劝阻，人们改变了主意，用建佛塔的钱造了一座桥，并命名为“永济桥”。他还在县城东门外建了一所文昌艺苑，祭祀唐宋以来为官于此而为百姓做过实事的人。这些举措，目的都是要在密云强调儒家教化的传统。

张世则对民间疾苦亦有很深刻的认识，总结归纳为“六害”，包括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而官府的劳役、赋税更为民众难以承受。

张世则感叹：“大抵风俗有利弊，政治有缓急，思以维风，存乎起弊，然必害除利兴，而后风移俗易，机固有渐焉者耳。譬则义方以训子，其抚摩之爱得宜，即吾之法行，法行教亦行矣。盖养子而后教子，父道也；训民必先利之，王道也。虑及此者，谓之轸民瘼，谙治体矣。”

张世则所言，表达了一个儒家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这也是管子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翻版。如果说儒家把教化民众、净化乡风民俗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么，前提和条件是要求必须首先改善其生存环境。

张世则没有来得及创办书院，就被调离密云。直到万历十九年，王见宾出任密云兵备道副使，来到此地。有人向他抱怨，“士不举于乡三十年矣”。30年没出过一个举人，说起来确实不太光彩。密云是有武学、县学的，但没有书院，王见宾于是建议：“宜别求所以养之者。”这或许可以视为密云白檀书院问世的先声。

数年后，户部主事梁祖龄奉“钦差总理密云等处粮饷”，得知王见宾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亦有所感而“相顾叹息，乃属邑侯康令”，操办此事。这位“邑侯康令”，即密云知县康丕扬，是万历二十二年自宝坻迁密云的。

据《雍正密云县志》所载：“二十二年，邑令康丕扬建魁星楼于学宫东南隅。又奉按察王见宾、户部梁祖龄，建白檀书院，前有堂，后有亭，东有春华馆，西有秋实馆。又建社学斋房以时训课士子童蒙，讲诵游息，身自课之，邑人向化。”

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亲自到书院执教，为士子童蒙授课，很有点孔夫子“风乎舞雩”之乐。显然，白檀书院的创建给重武轻文的密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化色彩。

（作者系文化学者，《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作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