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18 勿忘国耻
侵略者来了,佛教人士在做什么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佛教界于抗日之贡献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五台山僧侣进行军事训练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伤者亡者,充塞路途,难民数百万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略举部分救护事件: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
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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