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莫夫曼：你为何以家庭结构作为你所有电影的基础？
李安：在我看来，家庭关系是非常坚固的。它赋予人信仰，让人抵抗无聊，抵抗对毁灭的欲望。人一般需要某种约束——社会、家庭、国家、宗教的约束。但这可能变得非常复杂。
莫夫曼：你总是在作品中检视父亲的角色。事实上，你曾戏谑地将你的前三部作品称为“父亲三部曲”。在《理智与情感》中，引发故事的正是父亲的缺失。在《冰风暴》中，我们看到了终极美国父亲式人物——尼克松总统深陷丑闻，一切都陷入混乱。凯文·克莱恩饰演的本是我们身边遭遇危机的父亲。你为何经常运用父亲的主题？这与你的个人经历相关吗？
李安：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父权社会，我总是认为父亲有高于家长的寓意，父亲是传统体系的象征。我的前三部作品取材于我的父亲。
莫夫曼：能否介绍一下你的父亲？
李安：我父亲是他家中唯一离开的。他来到台湾，和我的母亲结婚，然后生了我。他是我上的高中——台湾最好的高中之一——的校长。上学时是校长的儿子，这总是令人十分尴尬！而且我是长子，所以总觉得自己必须撑起一切。我家里没有人喜欢艺术和创作，更不要提娱乐行业了。父亲代表的一切——家庭责任——让人难以呼吸，难以面对真我。
莫夫曼：你的父亲想让你做什么？
李安：我猜除了导演做什么都可以。他希望我教书，但我坚持要上电影学院。如果我没有拍《喜宴》并且获奖，他应该会觉得我很丢脸。
在《冰风暴》中探讨父亲，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和我其他作品中的父亲相比，本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更多改变。父亲是锚，影片的故事是围绕他展开的。但这一次，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己。
莫夫曼：你自己？
李安：我自己。我对做父亲的恐惧。
莫夫曼：能否具体说说？
李安：我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十三岁和七岁。我自己做父亲的体验和我对我父亲的认知是不同的。如今不是成年人生孩子——是孩子让父母成为成年人。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孩子会以你为榜样，你必须努力不辜负孩子的期望，做一个好人。孩子会让你更成熟，但没有人能事先准备好做孩子的榜样，教孩子应该怎么做，满足他们的愿望。你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所以只能伪装。这很像执导一部电影：你有一些想法，但作为父亲和导演，你很多时候需要表演。（笑。）你想对孩子诚实，但无法完全做到。事情会像电影《大话王》中一样变得一片混乱。但作为家长，你必须保持秩序，不能像《冰风暴》中的父母那样固执地冲向未知。
莫夫曼：《冰风暴》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阿托姆·伊戈扬即将面世的作品《甜蜜的来世》中也有类似的探讨。你们似乎都在问：我们在对自己的孩子做什么？
李安：我认为这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人相信如果你做了坏事却未受惩罚，只是时候未到。我们在对孩子做什么——我们作为父母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它会让我们警惕环境，并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们会考虑后果。我们为了方便自己，解放自己，行事必须小心，因为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正确的发问可以迫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电影和我的家庭是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工作做出了牺牲。因为拍电影时，我肩头扛着很多人的梦想，这比我的个人生活更重要。维持平衡很难，就像让盘子在细杆上旋转那种表演。很有中国味！
莫夫曼：《冰风暴》中有一幕，父亲提着行李箱上楼梯。他在儿子的房间门口停下，说：“嗨，我回来了。”两个男孩一脸迷惑地抬起头问：“你出去了吗？”
李安：（笑。）很悲哀。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梦游，很快就会被叫醒。
莫夫曼：但是只有发生悲剧才能把他们叫醒吗？
李安：是的。痛苦最能让人清醒。我认为痛苦在精神上是有益处的——是一种让人清醒的症状。如果去除人体的疼痛神经，人就会失去保护，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真切的痛苦让人成长。
莫夫曼：作为电影人，你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
李安：我最早拍摄了三部很个人化的作品。但我认为，你的所见所闻、你的周边世界，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不会拍十部那样的电影。我的成长经历挺无聊的，所以我想做有趣的尝试，想要突破自我，想要去探索。现在，我每拍一部新电影都认为影片会失败，我气数已尽，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想失败，但我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这是我对电影的态度。但我不想成为电影的奴隶。我会竭尽全力，但一部电影一旦完成，我就要向更高处进发。在我看来，导演是学习的过程，生命是学习的过程。学习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学习就是目标，是人生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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