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很多人会立即归结于资本的无序扩张、或者私人资本流失与沉没,或者民营经济不作为,缺少华为这样的创新突破,所有这些靶向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也很可能落入王朔式的孤勇,只敢撞纸糊的墙。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举国经济,有集中调控和统一布局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的主导是财政,不是民营的资本家们,成败的关键是财政的主导。
但是,举国优势也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财政要有足够的财力,这个财力又从哪来?
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税收,这一块民营是最重要的贡献者,占比为59.6%,而国企为26.2%;二是土地出让金,2021年高达8万亿,支持了地方财政50%的支出;第三就是财政的融资空间。
如果这三个方面同时出问题,我们一向引以自豪的举国经济优势就要打折扣,就难以推动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即:财政以税收为基础,进行公共投资,从而强有力地支持经济增长;这就是稳中求进的姿态,而经济增长又反馈到财政,扩大了税基,税收是一个合理的收益性的增加,而不是寻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系统;增长-税收-通过财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新一轮增长-扩张税基。
这样一种财政主导的循环系统,看起来是一种举国经济的强大,是财政的主导力,实际上,一切来自源头的活水,这个源头上的活水,就是企业税收,特别是占了59.6的民营企业的税收。说了这么多,应该明白了,中国经济的活水在哪?
民营强,则财收强,民生好;民营弱,财政的主要来源出现问题,财政主导的经济就会有问题;怎么补?是重建民营经济的信心,还是通过投资阻止衰退?
清华李稻葵的一个视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
通过长期投资拉动,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经济的“偏冷”趋势,而且,将引起债务的叠加。这是为了GDP而GDP的投资和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投资效率不高,且引导不到需求端。
于是,财政的三大来源都将面对挑战。
企业税收关键在民企,靠投资支持的税收,在一个弱复苏周期将是债务的叠加;由于投资打通不了消费,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拉不起来,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过高,房价与收入比过高,从而导致了房地产行业进入了姚洋所说的超级房地产周期;所有这些又叠加于显性的和隐性的债务,于是,去风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如果不能解决民营的信心问题,地方财政过于依靠投资驱动,必然膨胀债务,这一定会有一个边际,从而决定了财政的三个来源同时弱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在我们最需要融资的时候,却开始了金融风险的控制,这就决定了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从强调增速转向了高质量发展。
那么,可以通过节流弱化矛盾吗?
由于这十年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金,地方投资规划和机构人员设置,并不是按照税收的预算做约束,而是按照税收、土地出让金、发债叠加出来的预算进行的安排,这是中国特有的敛钱方式,在经济形势好时,各地方财大气粗,体制成本也相应扩张,现在财政收入源的这三个方面同时弱化了,再想降低体制成本时,反而下不来了。
前些天某地行政大楼控制取暖费,全国地区以上的行政大楼都十分高大上,既然盖起来了,相关的开支又怎么降?
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都要付出时间代价,于是,一个长周期的冲击在所难免。
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主导经济的强大推动力,走上化债之路,这时再回首看民营,会发现重塑金身是困难的。
但是,要想实现财政收入的正反馈,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重建民营信心,激活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的沉没资本,让资本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最不可取的行为是什么?
是削藩与均田。
富人没了,谁还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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