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失败与伟大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到故国。也许在他的国家，少有人会提起他的名字。但在中国，他在欧洲与中国之间铺就了一条真实可行的交流之路，让两大文明对接碰撞，其功劳值得铭记至今。

利玛窦的失败与伟大

邓安庆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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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出版于1984年，那一年史景迁48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若干本书，都是着眼于明清。曹寅、康熙、洪秀全、汤若望……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都以鲜活的形象活跃于他的作品中。

利玛窦作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成为史景迁下一个研究和书写的对象，自然顺理成章。熟悉史景迁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读他的书从来不用担心看不懂。他虽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历史学者，可他的著作却从不会像其他专业学者那般需要阅读门槛，但这并不意味他的著作是浅薄的。

阅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是看小说，顺滑至极，如果不留心，你几乎都意识不到每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背后都有相应的史料支撑，这就是一位史学家的功夫所在。他没有把那个辛苦的前期工作呈现给你，他只给你端来一盘盘好吃的菜，你开心地吃下去就好了。

史景迁最为我们熟知的写作手法就是“讲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故事就围绕在你的周围，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重新体验历史人物所经历的事情”。他以独特的视角投向漫长的中国历史，从中挖掘出或知名或无名的人物，搜罗爬梳大量可贵的珍稀资料，并有机地把这些资料放进历史的文化内涵中去审视、探究、剖析，最后呈现出的是一部部引人入胜的作品。费正清曾如此称赞，“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

具体到此书，史景迁没有采用传统的编年史写法，而是从利玛窦留下的8个记忆碎片——4个汉字（武、要、利、好）和4幅圣经版画，搭建起一座记忆宫殿。这座记忆宫殿，“为数不胜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搭建出独属于自己的记忆宫殿。史景迁在此书中，带领我们闯入了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打破惯常的线性叙事，用片段化的“记忆”把利玛窦和他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切入角度，可谓相当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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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的历史学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史实与史料，但我们很难看到“活人”。当然这些书中写到了很多人的事迹，可是我们隔着久远的时空，很难与他们产生共情。史景迁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人从尘封的历史史料里“复活”，其难度在于如何去与人物“感同身受”，这需要作者深入到人物所生活的时代，充分地感知人物的处境（机遇、困境），更进一步地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甚至捕捉到人物的情感和情绪。

这样做是有巨大风险的，尤其面对利玛窦这样的人物，关于他的史料不算少，可也没有丰富到能取之不尽的程度。史景迁有时候必须站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往前跳跃一步，甚至多步，才能够走到利玛窦的内心深处。到了那里，就离开了史学严格遵循“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铁律，迈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了。

多亏了史景迁的冒险，我们得以走进利玛窦的人生现场。1582年（明万历十年），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在此期间，他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的观点，开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他与徐光启等人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几何学方面，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共同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先后被12次刻印……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他的成就，可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教？在这28年时间里，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中国的学者愿意与他合作？又有哪些人在反对他？……带着这些疑问阅读此书，都会得到相应的解答。

利玛窦生于1552年，中国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欧洲则正处于“大航海时代”的兴盛时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枪炮推动下，诸多古老帝国的大门都被蛮横地砸开了。不过那时明朝还不像晚清那般任人宰割，与欧洲也只是遥遥相望，双方的关系是对等的，交流说不上密切，可也不算是隔绝。

那时，一批传教士乘坐海船，漂洋过海来到东方，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都有他们的踪迹——利玛窦就是其中一员。史景迁提醒道，“我们应该记住，在某种层面上，如果我们要把利玛窦的事业置于天主教势力主动对抗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中，将其视为十六世纪晚期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枪炮推动的‘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才能让它获得意义，那么同时，我们还应该从一个更为古老的背景——那个由基督教神父和懂得魔法、炼金术、宇宙学和占星术的‘有智计之人’共同抚慰人类心灵的世界，来看待他的事业”。

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可以想见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困难重重。他在给阿桂委瓦会长的信中，述及自己在中国的艰难历程时如此说道：“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这完全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极为残酷的现实。

他一入中国，就陷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当他居住在广东肇庆时，民众对他和他的同事、随从都好奇至极，“这些民众日夜围绕在他们的住宅四周，不时透过门缝窥探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时只是出于好奇，更多时候则带着嘲弄和敌意。对西方人以及那些中国皈依者们而言，选择居于中国就意味着要习惯被人憎恨。

无处不在的危险可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可能由几枚钱币之类的小纠纷所引发”。身处其中，其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倘若想进一步传教更是举步维艰，“比起那种双方全副武装摆开架势的决定性战役，这场战斗无疑更为孤独和冗长。我们可以猜想，在这场持久的精神消耗战中，利玛窦的忍耐力已到了何种程度，因为有太多的中国人将他视为敌人”。

中国人总是对利玛窦的满头白发表示惊讶，并奇怪为什么他年纪不大却看起来如此苍老。利玛窦无奈地表示：“他们正是我白发苍苍的原因。”利玛窦还说，上帝选中了他，赐予他12年含辛茹苦、饱受屈辱的生活。

在这样的困境下，利玛窦虽有抱怨，却从未气馁。他首先要攻克语言关。他从完全不会说汉语，到最后居然能用汉语写作，语言天赋自不必说，所下的功夫也是惊人的。他依靠自己的方法，用了12年时间学会汉语，“从他存留下的书信中，我们能够推测出他那艰辛的学习历程中最重要的几步。

1583年，利玛窦获得中国官员允准，在肇庆城中安定下来，到了第二年的夏秋时节，他已经开始讲道，并偶尔会听人忏悔。在1584年10月，他尝试不带翻译，自己与人对话，并自感已有很好的汉语读写能力；到1585年11月，他已经可以在人群中流利地演说，而且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几乎能阅读所有看到的东西……在1593年12月，他和人宣告要开始一项攻读‘四书’的计划……利玛窦还试着要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到1594年10月，在连续10个月每天上两堂长课之后，他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已经鼓起了足够的勇气，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自己用中文写作了。’”

利玛窦学会汉语的关键，书名就做了提示：“记忆宫殿”。这是一种严格的记忆法，利玛窦就是用这种方法攻克了语言关，并以此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利玛窦发现对于那些雄心勃勃意在攀登科考阶梯以获得功名仕宦的中国年轻人而言，牢记那些经典作品至关重要。利玛窦聪明地利用那些中国朋友对熟记诗书的渴望来宣传自己的记忆学说，其目的是想引起中国人对他的文化的兴趣，进而引导他们对上帝产生兴趣。

利玛窦不仅在学习语言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在中国的那些时光里，利玛窦基本上对所有的学问分支都有所涉猎，包括钟表制造、光学、天文观测、测量、音乐、地理学、几何学。凭借他对学院里获得知识的记忆，加之随身携带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便足以应付大部分领域了”。前文中列举的那些成就，足以说明这套记忆法的厉害，也可见利玛窦之博学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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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所做这一切，主要目的是让更多中国人关注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在十六世纪90年代后期，利玛窦找到了一套劝人皈依的办法，那就是发展私人关系和传播科学知识双管齐下。当然，利玛窦希望通过讨论严肃的科学问题来吸引优秀的中国学者入教，这一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都是被利玛窦以这种方式感召入教。

为了让福音能够传播，利玛窦可谓想尽了一切办法，他身怀的技能、巧计、训练和记忆所能提供的林林总总的方法都用上了，“棱镜、钟表、画像、欧几里得几何、传教文书、晚宴、教会神父、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所以的这一切，都在圣母的神圣指引下一一展现”。

有人皈依，自然有人反对。利玛窦在中国长期生活，也逐渐接触和了解儒释道对中国士人的深远影响力。他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本土的宗教人士发生冲突。比如在1599年，他在南京城的一次宴席上，与三淮和尚就宗教问题展开辩论。两人相互吼叫，争论过程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利玛窦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传教生涯呢？或许从他的一段自白里可以窥见一二：“生活在后世的人们，往往无法了解前时代的伟大事业或行动如何起源。我时常揣思，这是缘于何故，发现只能如此解释：一切事情（包括那些最后取得极大成功的）在肇始之初，是那样微弱渺小，人们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它将来能成就如此宏大之局面。”

他没有见到中国的皇帝，自然也没有办法去感召皇帝皈依，这是他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但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他能在陌生的帝国，以惊人的意志力拓展出一片小小的空间，让他的信仰之种落地生根，且影响深远，这样的成就少有人能及。

1608年年初，他的《畸人十篇》出版。在书中利玛窦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畸人”（“矛盾的人”）。到了秋冬，他开始撰写《中国札记》，给后人留下了详实的记录。1609年，第一个圣母会在北京城成立，走到这一步，耗费了利玛窦毕生的心血。

遥想当年，他从里斯本到印度果阿，航行长达6个月，需要两次穿越赤道，期间遭遇了各种艰难，而后要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又等了一年之久。此后的28年，他费尽心思尝试打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史景迁有一句话让人分外动容：“在这片未知的地域，利玛窦已经走得太远，远超他预料。他有时茫然无着，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返回，自己是否还能返回。”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到故国。也许在他的国家，少有人会提起他的名字。但在中国，他在欧洲与中国之间铺就了一条真实可行的交流之路，让两大文明对接碰撞，其功劳值得铭记至今。